李商隱詩歌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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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詩歌的藝術特色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谿生，又號樊南生，與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溫李”，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市），生于河南滎陽（今河南省滎陽市），晚唐時期詩人。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李商隱詩歌的藝術特色，歡迎閱讀參考。

李商隱詩歌的藝術特色

　　李商隱詩歌的藝術特色

　　李商隱是我國唐代后期最為杰出的詩人，與杜牧齊名，世稱“小李杜”。

　　李商隱他樹立了與眾不同的風格，確立了自己在唐詩壇上的地位，并對后世詩歌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開辟了屬于自己的詩歌的獨特藝術美。

　　一、韻律之美

　　詩歌之美首先在于它的節奏和韻律，讀之朗朗，唇齒生香。李商隱工于律詩，尤長七律，大家熟讀的無題詩和比較有名的詩多為七律。律詩尚聲律重對偶，“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為唐代多數詩人輕視，認為格律的約束破壞了意境的營造。然而李商隱承襲杜甫、李賀對格律的重視，用自己高超的技巧精心營造律詩的韻律之美，“戴著鐐銬跳舞”，使格律詩別具美感，提振詩歌的技術標準。他的“燕臺”組詩和無題詩是代表。

　　二、朦朧之美

　　(一)在詩中的體現

　　李商隱在詩里有偏愛描寫的意象。他愛寫“雨”、“蠟燭”、“柳”、“風”、“蝴蝶”、“夜”等意象。雨，飄飄灑灑，柳，寄托著離愁別緒，蠟燭，搖搖曳曳，忽明忽暗……詩人選取的意象本身就帶有朦朧感。除此之外，詩人還借用一些特別的修飾，讓這些意象變得輕盈、空靈，甚至難以感知。以雨為例，詩人吟到“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重過圣女祠》)、“小幌風煙人，高窗霧雨通”(《寄目》)、“封來江渺渺，信去雨冥冥”(《寄令狐郎中》)、“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夜雨寄北》)、“水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回中牡丹為雨所敗其一》)。詩人描寫的雨多是細雨、暮雨、冷雨。形容雨細，詩人用了“霧”、“煙”、“夢”一系列詞，“霧”、“煙”、“夢”不僅細而且迷蒙，再加上“暮”、“夜”、“寒”，這樣的雨天在詩人筆下，氣氛變得更加沉晦。

　　(二)在典故中的體現

　　李商隱詩歌的朦朧美還體現在其對典故的運用上。古代文人詩歌喜歡用典故，特別是唐代五、七言今體詩的體制定型以后，這種風氣尤為普遍。李商隱在其詩歌中對典故的運用有其特別之處。

　　首先，李商隱詩歌中典故的運用量是很大的。我們不妨做個量的統計。以李商隱最有名的六首七律無題詩為例。粗略地統計一下，劉郎蓬山、賈氏窺簾、毖妃留枕、莫愁、班雅、小姑、神女等用典近十處。而僅名篇《錦瑟》，作者便在首頸二聯中連用了莊生蝴蝶、望帝杜鵑、滄海明珠、藍田玉生煙四個典故，一句一典，讓人有應接不暇之感。在此例子不再多舉。典故用得多，必然增加讀者閱讀理解的難度，甚至給人一種“若其用事深僻，語雖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之感。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可能，但在大多數作品中，詩人用典精當，詞句優美巧妙，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典故的運用必須以廣博的文化知識為基礎。對于一般讀者而言，要擁有詩人那樣廣博的知識面是很困難的，由于文化程度不同，不同讀者對同一首詩歌，以及讀者的理解和詩人自身想要表達的意旨的理解可能是大相徑庭的。但李商隱詩歌中典故本身的色彩感和形式美卻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并且產生出朦朧的美感。

　　三、距離之美

　　晚唐描寫情愛的詩歌很多，和李商隱合稱“溫李”的溫庭巧、合稱“小李杜”的杜牧等都有不少情愛佳作。相對來講，在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近600首詩中，情愛詩不占多少比例，讀者真正最耳熟能詳的其實還是情愛詩。感受李商隱詩的距離美，最適合的方式就是認真對其情愛詩進行品讀和解析。其中最讓我們刻骨銘心的，如“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等名句。

　　李商隱能讓今人讀者共鳴同，對情的期待同趨唯美，或者源于古今情愛體會愛戀深切時，方在相見、鐘情、相思、攜手乃至共剪酉窗燭的期許方面產生共鳴。無論是《夜意》中的“簾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為相憶，魂夢過瀟湘”，還是《涼思》中的“人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其實都可以在現代人中引起共鳴。想必“枕冷被仍香”，對伊人癡情的感覺仍在回憶中，而后在《涼思》中透出的是擔心、懷疑，想必成就這樣通占今之情感的就是不變的真情的共鳴。距離之美源自詩中人，在其諸多無題詩中有足夠體現。如“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輕狂”、“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等佳句，無處不散發出李商隱詩的距離之美。

　　四、“蟬”――幽怨之美

　　在李商隱570多首詩作中，“蟬”這一意象先后出現了15次，詠蟬詩1首，涉及“蟬”的詩歌共有16首，這在眾多詠物詩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卻有他獨特的個性，賦予蟬別樣的韻味。蟬，居高不食，以清露為飲，而且蟬的生命周期極其之短，古語曰：“蟬不知秋。”早在唐代之前文人即有吟詠寒蟬的詩文傳統，大多都是表現蟬聲凄寒和贊揚蟬德高潔。唐人筆下的蟬大同小異，多帶有自喻意味。或是苦難的象征，或是清高的化身，總體上講還是借蟬托己之幽情，標明自己不隨波逐流的清高。李商隱筆下的“蟬”卻別有一種意蘊，詩人突出的是一個“怨”字，其中既有“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抱怨、牢騷，又有婉而不露的怨刺。

　　五、婉約之美

　　說起李詩的婉約美，不得不談李商隱的情感詩，通常認為無題詩是李商隱情感的載體，其詩風形象、細膩、含蓄、深刻，用隱晦的筆觸表現詩人微妙復雜的內心情感。在這里，我不談論李商隱的愛情，但不得不說他有關情愛詩歌的婉約。我們可以認真感悟《柳枝五首》、《夜雨寄北》、《錦瑟》、《重過圣女祠》、《燕臺詩》、《碧城三首》、《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河陽詩》、《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及眾多無題詩。讀到“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這樣感人千占的名句，其情其景怎不催人淚下?這樣的婉約極盡纏綿綿之美;在《柳枝五首》中，讀者盡可品味“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情深愛重、相思濃濃，詩人內心情感流溢于筆觸，但仍是言語間點到即止;當讀者明自“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自《碧城三首》)的清寂，感受“巴酉夜市紅守宮，后房點臂斑斑紅、堤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自《回中牡月一為雨所敗二首》)的孤獨，也許更能明自婉約的文字間潛藏著詩人熾熱的情懷，這份婉約是無奈，抑或更是期待。

　　總之，李商隱詩以獨特的藝術魅力為詩歌創作開辟了嶄新的領域，也給充滿頹廢、傷感氣息的晚唐詩壇增添了不少生氣，他的創作風格不但在唐代，而且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都是獨樹一幟的，其詩歌的多義性成為人們永恒追求的藝術境界，因之使其詩具有一股綿遠流長的藝術魅力。

　　文學成就

　　成就綜述

　　李商隱的詩歌流傳下來的約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占了相當比重。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于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造。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回腸蕩氣。幼年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隱的世界觀基本上屬于儒家體系，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渴望有所作為的。同時，他頗能獨立思考，很早便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教不以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樣大膽的想法。在詩歌創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曾仿照它們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如《燕臺》《河陽》《河內》等。待屢次下第和被人譖毀的遭際向他顯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嶇不平，他的詩便開始表現出憤懣不平之氣和對社會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變以血淋淋的現實打開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創作上都大進一步。這時他寫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

　　詩歌類型

　　詠史詩

　　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于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隱的詩歌創作，開始時醉心于李賀那種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清倩流麗的詩體，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變”，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殺、宦官擅權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創作都發生了轉變，寫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現實的政治詩。如表達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憤怒聲討了宦官的罪行，稱頌了敢于反對宦官專權的將領，熱切盼望鏟除宦官、恢復皇帝的權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長篇政治詩《行次西郊一百韻》。

　　李商隱的政治詩又多半以借古諷今的詠史詩出現。如《詠史》批判了統治者的荒淫、愚昧和無能。《隋宮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統治者要接受前車之鑒。又如《馬嵬二首》其二，對唐玄宗為皇帝而弄得眾叛親離，連自己的寵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結局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賈生》深寓作者對晚唐統治者佞道以求長生，而不恤國事的諷刺和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瑤池》借周穆王諷刺唐代皇帝們求仙，《隨師東》借古事影射朝廷東伐李同捷。

　　李商隱詠史詩的成功之處，在于注意構思的凝練、取材的精當，巧妙地將歷史與現實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辭創作出帶有虛構色彩的場景，突破史實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諷刺對象的本質；或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或微物，深入開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與此同時，將自己的感情和議論自然地寓含在鮮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長的情韻，達到寓意的深刻性與形象的鮮明性、情味的雋永和諧統一，增強了詠史詩的藝術表現力。

　　詠物詩

　　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無題詩

　　李商隱的愛情詩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獨具特色。其中一部分表現他與妻子王氏的伉儷情深，代表作為《夜雨寄北》，此詩通過對巴山夜雨秋景的描寫，表現了詩人客居異鄉之寂寞和對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結婚不到12年，李商隱的妻子就死了。他的悼亡追憶之作，如《正月崇讓宅》《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無家而作有家之想，血淚寫成，令人不忍卒讀。

　　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李商隱以無題為名的愛情詩，最為人所傳誦，但他的無題詩具有“朦朧”的特點，旨意隱秘。這些以無題為名的愛情詩，包括以《無題》為題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為題的“準無題”詩近三十首。這些詩有的有所寄托，但大部分屬于純粹的情詩。李商隱的“準無題”詩也寫得相當出色。如《錦瑟》此詩貌似詠物，實則詠懷。它隱去了平生所歷具體之事，以錦瑟起興，充分運用了比興、象征、典故等多種手法，將自己滿腔的憂傷、郁憤之情，形象而又婉曲地表達出來。

　　李商隱以無題詩著名。根據《李商隱詩歌集解》里所收詩歌的統計，基本可以確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另有5首在通行的詩集中經常被標為“無題”的（五律《幽人不倦賞》、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待得郎來》《戶外重陰》），經馮浩、紀昀等人考訂，認為多半是由于版本問題而產生的原題丟失情況，并非真正的無題詩。

　　有些研究者（如楊柳）認為李商隱詩集中部分有題目的詩也應該屬于無題詩一類，理由是這些詩的題目往往是從詩的首句中取前幾字為題（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詩題與內容本身毫無聯系（如《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李商隱詩集中可以歸入無題詩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說并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馮浩在《玉溪生詩集箋注》總結了前人關于無題詩的箋注工作，從中可以看出諸家觀點之大不同：“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持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至實有寄托者多，直做艷情者少，夾在不分，令人迷亂耳。”

　　應酬唱和詩

　　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李詩廣納前人所長，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頓挫，融齊梁詩的華麗濃艷，學李賀詩的鬼異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纏綿、綺麗、精巧的風格。李詩還善于用典，借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隱秘難言的意思得以表達。李商隱《東還》詩膾炙人口，賞讀該詩，可看出李商隱所表露歸去尋師學仙只是一句托辭，所謂學道不過借此疏解自己內心不平與感嘆自己命運的不幸，更有面對朝政種種荒淫無道的憤慨以及對正一步步走向衰敗的唐王朝的哀嘆。

　　駢體文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折、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由于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

　　詩歌特點

　　李商隱的詩歌能在晚唐獨樹一幟，在于他心靈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品來表現晚唐士人傷感哀苦的情緒，以及他對愛情的執著，開創了詩歌的新風格、新境界。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秾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與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此外李商隱將含蓄、朦朧的表現手法運用到了極致，但部分詩歌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

　　李商隱詩歌成就最高的是近體詩，尤其是七言律絕。他是繼杜甫之后，唐代七律發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隱繼承了杜甫七律錘煉謹嚴、沉郁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李賀詩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如《重過圣女祠》借愛情遇合，于寫景中融合比興象征，寄寓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將李賀古體詩的奇艷移入律詩，語言綺麗而對仗工整，音律圓美婉轉，意象極美。但他的詩中因愛用僻典，詩的整體意旨往往隱晦。其次，李商隱將人生慨嘆的抒寫向更深細隱晦方面發展，善于用艷麗精工的藝術形式表達惆悵落寞的情緒，詩中充滿了迷茫與悲涼的體驗，作品深婉精麗、韻味深厚，“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種朦朧美。如《錦瑟》，關于其詩意，歷來眾說紛紜：有悼亡說、寄托說、戀情說、聽瑟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多種解釋，表達幽微深遠，具有朦朧美。再次，他的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心靈的象征，是一種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的表現。李商隱的七絕如《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夜雨寄北》《夕陽樓》等，較多抒寫身世之感，感情細膩，意境婉約，詩中貫穿著身世和時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調和憂傷美，在藝術上更是細美憂約、沉博絕麗，在精工富麗的辭藻中，朦朧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成為傷感唯美文學的典型。

　　李商隱的詩歌有廣泛的師承。他悲愴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詩歌意旨的遙深、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有相通之處。杜甫詩歌憂國憂民的精神、沉郁頓挫的風格，齊梁詩歌的精工艷麗以及李賀詩歌的幽約奇麗的象征手法和風格都影響了李商隱。李商隱的一些長篇古體，雄放奇崛又近于韓愈；他還有少數詩歌清新流麗、純用白描，脫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隱善熔百家于一爐，故能自成一家。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隱三歲左右，隨父李嗣赴浙。不到十歲，李嗣去世。李商隱只得隨母還鄉，過著艱苦清貧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李商隱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李商隱“五歲誦經書，七歲弄筆硯”，回鄉后曾從一位精通五經和小學的堂叔受經習文，至十六歲，便因擅長古文而得名。此外，寫得一手秀麗的工楷與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陽，結識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輩。令狐楚欣賞李商隱的文才，對其十分器重，讓李商隱與其子令狐绹等交游，親自授以今體（駢儷）章奏之學，并“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后又聘其入幕為巡官，曾先后隨往鄆州、太原等地。在這幾年中，李商隱一面積極應試，一面努力學文，在科舉上雖一再失敗，但在寫作上則完成了由散向駢的轉變，此后他很少再寫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調任京職，李商隱離太原返鄉，此后，李商隱曾在王屋山學道二、三年，這對其思想與創作產生一定影響。

　　開成二年（837年），經過長期刻苦學習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譽，李商隱得中進士。

　　應舉之路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并不指望一舉成功。他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說明他對于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著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游學的令狐绹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绹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于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權貴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系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系，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說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绹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仆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于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

　　仕宦生涯

　　開成三年（838年）春，應博學宏辭試不取，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后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治今甘肅省涇川縣）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并將女兒王氏嫁給了他。從李商隱后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于：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于“牛黨”。因此，李商隱的行為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為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并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通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

　　開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復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

　　開成四年（839年），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通過，得到了秘書省校書郎的職位，不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省靈寶市）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權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后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因為替死囚減刑而受到上司陜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因而李商隱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后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他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此刻顯然已經沒有心情繼續工作。開成五年（840年），再次辭職并得到獲準。

　　閑居時期

　　辭去了弘農縣尉后，會昌二年(842年)，李商隱以書判拔萃復入秘書省為正字，旋丁母憂居家。李商隱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這意味著年屆而立的李商隱不得不放棄躋身權力階層的最好的機會。這次變故對李商隱政治生涯的打擊是致命的。李商隱閑居在家的三年（會昌二年末至會昌四年末），是李德裕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錯過了這個時期，隨著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團驟然失勢，李商隱已經難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會昌三年（843年），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討伐劉稹叛亂時病故。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但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會昌四年（844年）暮春，自關中移家永樂。五年冬(845年)，服闋入京，仍為秘省正字。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之前的（“校書郎”）還低。即便如此，李商隱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為在京城里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隱所在的秘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隱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干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隱積極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李商隱在閑居的幾年里處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將一些親屬的墓葬遷回了故鄉的家族墓園。這種維護家族榮譽的努力多少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現存的部分詩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隱盡量調整自己的心態，淡化對政治生涯的興趣和期待。他有時從事農耕，聲稱自己“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模仿陶淵明的風格寫作田園詩歌。不過，紛亂的時局始終吸引著李商隱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傾向，幾乎無法隱藏。

　　幕府游歷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隱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系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于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斗爭，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幾乎整個會昌六年（846年），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占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會昌六年（846年），李商隱在秘書省任正字。三十五歲的李商隱終于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弟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綱領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視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黨的勝利。此時李商隱的職位幾乎低得不值得在權力斗爭中被排擠，他仍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歡。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李商隱往赴桂林任職。五月，李商隱同鄭亞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里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清洗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愿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謫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黨。另一方面，也顯示對自己的升遷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隱回到長安。據說，他在窮困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绹（他已經進入權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通過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的職位（弘農縣尉）。李商隱擔任盩厔縣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京城。此時，與大中元年他在秘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著出現變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隱得到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正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員，對李商隱也非常欣賞。如果他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后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正僅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這樣，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

　　夕陽晚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隱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于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隱多年在外游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聚少離多，李商隱對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隱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在簡單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隱于十一月入川赴職。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間，大部分時間李商隱都郁郁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李商隱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于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后回到故鄉閑居。

　　李商隱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歡，唐宣宗大中末年（約858年），李商隱在鄭州病故，死后葬于家鄉滎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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