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的思想與藝術

時間：2024-05-14 02:45:44 離騷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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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的思想與藝術

　　《離騷》熱情地歌頌了詩人忠貞愛國、同情人民以及與邪惡勢力進行頑強斗爭的高潔情操，從而使詩人屈原本身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一位不朽的愛國詩人的典型，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下面是離騷思想與藝術分析。

離騷的思想與藝術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帶有自傳性質的一首長篇抒情詩。

　　全詩共三百七十多句,近兩千五百字。“離騷”二字,古來有數種解釋。司馬遷認為是遭受憂患的意思,他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漢代班固在《離騷贊序》里也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曹憂作辭也。”王逸解釋為離別的憂愁,《楚辭章句·離騷經序》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

　　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主要是這兩種。因司馬遷畢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辭中多有“離尤”或“離憂”之語,“離”皆不能解釋為“別”,所以司馬遷的說法最為可信。《離騷》的寫作年代,一般認為是在屈原離開郢都往漢北之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讒而被懷王疏遠,“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也認為《離騷》創作于楚懷王疏遠屈原之時。

　　《離騷》反映了屈原對楚國黑暗腐朽政治的憤慨,和他熱愛宗國愿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發了他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

　　全詩纏綿悱惻,感情十分強烈,他的苦悶、哀傷不可扼止地反復迸發, 從而形成了詩歌形式上回旋復沓的特點。這種回旋復沓,乍看起來好像無章次文理可尋,其實是他思想感情發展規律的反映。《離騷》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從開頭到“豈余心之可懲”,首先自敘家世生平,認為自己出身高貴,又出生在一個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內美”。他勤勉不懈地堅持自我修養,希望引導君王,興盛宗國,實現“美政”理想。但由于“黨人”的讒害和君王的動搖多變,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現實的尖銳沖突之下,屈原表示“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顯示了堅貞的情操。后一部分極其幻漫詭奇,在向重華(舜)陳述心中憤懣之后,屈原開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這些行動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終。在最后一次的飛翔中,由于眷念宗國而再次流連不行。這些象征性的行為,顯示了屈原在苦悶彷徨中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突出了屈原對宗國的摯愛之情。

　　一般認為,《離騷》的主旨是愛國和忠君。

　　司馬遷說:“雖放流,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在《離騷》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懷王”的詩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等。詩中用了一些婚姻愛情的比喻,如“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以這種男女之間感情的不諧比喻君臣的疏遠。根據中國傳統的倫理習慣,棄婦的哀怨是以對夫君的忠貞為前提的,所以,這些詩句可以解釋為屈原的忠君。國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過國君才能實現自己的興國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愛國思想的一部分。屈原的愛國之情是和宗族感情連在一起的。如他對祖先的深情追認,就是一種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愛國感情更表現在對楚國現實的關切之上,從希望楚國富強出發,屈原反復勸戒楚王向先代的圣賢學習,吸取歷代君王荒淫誤國的教訓,不要只圖眼前的享樂,而不顧嚴重的后果。如“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以及引后數句,列舉了夏啟、羿等由于“康娛自忘”而遭到“顛隕”的命運,向楚王提出了警告。他對那些誤國的奸佞小人也是充滿了仇恨:“椒專佞以慢慆兮,榝殳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君昏臣佞使得楚國處境岌岌可危。對宗國命運的擔憂,發而為一種嚴正的批判精神,這是《離騷》中非常值得珍視的地方。

　　在《離騷》中,屈原感慨道:“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表示將用生命來殉自己的“美政”理想。他的“美政”理想在一首抒情詩中當然不能全部表明,但我們從《離騷》中仍能約略知道一些主要內容。這就是明君賢臣共興楚國。首先,國君應該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國家。《離騷》云:“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鋪。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其次,應該選賢任能, 罷黜奸佞。詩中稱贊商湯夏禹“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并列舉了傅說、呂望、寧戚、百里奚、伊尹等身處賤位卻得遇明君的事例,借以諷諫楚王。另外, 《離騷》批評現實道:“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度。”所謂“規矩”、“繩墨”顯示了屈原對制度法令的重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內容之一。總之,相對于楚國的現實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進步,并符合歷史的發展趨向。當然,屈原念念不忘君臣的“兩美必合”、和諧共濟,還與他自己的身世之感有關。《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離間,導致君臣乘違,事功不成,這是屈原悲慘人生的癥結所在。所以,他在詩中反復地詠嘆明君賢臣,實際上也是對楚國現實政治的尖銳批判,更是對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嘆,其中飽含著悲憤之情。

　　《離騷》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堅貞高潔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輝形象。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從這些香草和裝飾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奮發自勵、蘇世獨立的人格。“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對理想的執著追求,是其人格的外在顯現。探求的熱情和功業未就的焦慮,發而為對有限時間的珍視,“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惡劣的政治環境,使屈原陷入極端艱難的處境之中,但他卻以生命的摯誠來捍衛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正是在這強烈自信和無所畏懼的精神的鼓舞下,屈原才能對楚王及腐敗的佞臣集團展開尖銳的批判:“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唯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屈原的形象在《離騷》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爭精神,激勵了后世無數的文人,并成為我們的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象征。

　　《離騷》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兩類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釋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后者如“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可以說,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自擬棄婦而抒情的,所以全詩在情感上哀婉纏綿,如泣如訴。以夫婦喻君臣不僅形象生動,深契當時的情境, 而且符合中國傳統的思維習慣。早在西周春秋時代發展起來的陰陽五行觀念,就把君和夫、臣和婦放在同樣的位置,這一觀念可能影響了屈原的創作。《離騷》中充滿了種類繁多的香草,這些香草作為裝飾,支持并豐富了美人意象。同時,香草意象作為一種獨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潔,另一方面和惡草相對, 象征著政治斗爭的雙方。總之,《離騷》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構成了一個復雜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統,使得詩歌蘊藉而且生動。

　　《離騷》對詩人的上下求索有出色的描寫。第一次遠逝歷經多處神界,最后受阻于帝閽。第二次遠逝,由于目睹故國而不忍離去。對這兩個情節的理解,一般根據“靈氛”所言“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認為象征屈原試圖離開楚國另尋可以實現自己理想之處,但由于對宗國的留戀而終于不能成行。這兩次遠逝中都有十分壯麗的場景。試看這一段的描寫: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云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望舒先驅,飛廉奔屬、鳳凰承旂、蛟龍為梁,在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原顯得如此從容、自由,他偉岸的人格也更加光輝燦爛。這里顯出了對自己信念的執著,表現了對世俗的蔑視。因此,這兩次遠逝,既是一種象征,又是屈原形象的一種折射。周流求女一節,歷來詮釋最多。從《離騷》的全詩來看,屈原所痛感的, 一是君王昏庸,一是佞臣當政,屈原在現實中同時遭到昏君佞臣兩者的排斥。也正是在這種絕境之中,屈原才開始“上下求索”的歷程。求女失敗之后,靈氛用“兩美必合”鼓勵他往別處尋覓。一次次求女不遂,是屈原的現實遭遇在詩中的投影。所以,求女在詩中應該象征著對明君賢臣的向往,也表現了屈原雖在絕望之中,仍不放棄對自己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香草美人”作為詩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創造,但它們又是與楚國地方文化緊密相關的。《九歌》是巫術祭歌,是楚地“信巫術,重淫祀”(《漢書·地理志》)的文化習俗的反映。《九歌》的基本情節是“人神戀愛”,往往以人神戀愛的成功來象征祭祀的成功, 而人神交接的艱難,又使《九歌》充滿了悲劇色彩;香草作為獻祭或巫神取悅對方的飾物,在表層意義上是一種追求愛情的象征,而它的內核又暗示著宗教的諸種情境;《九歌》既然描述的是人神之間的事,其中自然就假想了許多駕龍驂螭的飛升情節。屈原顯然是熟悉楚地民間祭祀文化的,民間文化中這些成熟的文學意象,必然會對他的創作產生影響。《離騷》中最耐人尋味的“求女”,與《九歌》中人神戀愛的情節頗有類似之處。至于香草和飛升的細節,與《九歌》也很相似。這些較為原始的楚地民間文化中的文學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現實,而且幫助屈原進入古代神話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過對來自歷史和人類心靈深處的自由和激情的體驗,達到對現實的超越。

　　相對于《詩經》,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新的特點。《詩經》的形式是整齊、劃一而典重的,而屈原的作品則是一種新鮮、生動、自由、長短不一的“騷體”。這種形式是建立在對民間文學學習的基礎之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民歌句式參差不齊,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的形式,如《越人歌》(《說苑·善說》)。而與《離騷》有直接關系的則有《九歌》。顯然,《離騷》學習借鑒了楚歌的形式特點。不僅如此, 《離騷》還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黃伯思《翼騷序》云:“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并且還舉“些、只、羌、誶、謇、紛、侘、傺”作楚語的例子,舉“頓挫悲壯,或韻或否”作楚聲的例子。《離騷》中的楚地方言還有很多,屈原采用這些楚地方言,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同時,對“兮”等語助詞的多種方式的使用,促進了句式的變化,這些句式和委婉輕靈的楚聲相結合,很適合于各種不同情緒和語氣的表達。楚語還使《離騷》帶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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