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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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身工人教版課文

　　夏衍的報告文學《包分工》，通過外號叫蘆柴棒的青年女工慘絕人道的遭遇，真實地反映了上海日本紗廠里失去人身自由的舊中國工人階級的非人生活，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殘酷壓榨、迫害中國工人的罪行。以下是包身工人教版課文，歡迎閱讀。

　　《包分工》

　　已經是舊歷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過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綢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面，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騷動起來。打呵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遲鈍了。半裸體地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點的“豬玀”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著樓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紐扣，幾個睡眼惺松的“懶蟲”從樓上沖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里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棒梗一樣，于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點過一刻”，“鴿子籠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開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紅磚墻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像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地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著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玀”，所以，除了“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綢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愿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墻圈里面住著二千左右衣服襤褸而替別人制造衣料的“豬玀”。

　　她們正式的名稱是包身工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自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游說那些沒錢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用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做滿三年，以后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給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交給我帶去，有什么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恨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后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代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著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發鋪一類的買賣。

　　四點半之后，沒有線條和影子的晨光膽怯地顯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晨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里面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執拗地粘在頭發里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板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掛在墻壁上的兩張飯桌放下來了。幾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飯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里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的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生活場景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里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方。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舔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里去刮一下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哄哄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面前。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后，東洋廠對于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有引號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之軀。所以當超過了“外頭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道理。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拼著餓死不干。一個有殖民地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斗爭中，警察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么權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而已。

　　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老板的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情況每個包身工都會遭遇到：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掙扎不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盡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這種工房里面，生病躺著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一個打雜的很快地走過來了。干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流氓，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達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自由生殺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發，狠命地往上一摔，蘆柴棒手腳著地，很像一只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就停止了。后來，據說，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似的跳起身來，于是在門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地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娘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了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墻，門房里置一個請愿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是工價的低廉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里，于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就表示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后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的身上去了。

　　五點鐘，上工的汽笛聲響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一扇鐵門一推開，就好像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沖出一大群沒有鎖鏈的奴隸。每人手里都拿著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么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潔一點，很多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發。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地穿著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臟了的湖綠乃至蓮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條紋的褲子，長頭發，很多還梳著辮子，破臟的粗布鞋，纏過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臟，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里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愿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著嘴巴在等待著它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把守著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貼著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后，內外棉搖班了，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險混進去，做了一次里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制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終日面臨著音響、塵埃和濕氣三大威脅。

　　“五點鐘”，包身工們走進工廠，開始了在“三大威脅”和“三大危險”威脅下的一天的工作。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勞。但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瞌睡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么堆積，就會有遭到“拿莫溫”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地講，毆打的事情已經漸漸地少了，可是這種“幸福”只局限在外頭工人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后往往會有“喊朋友評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們，她們是最下層的一類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活兒做得不好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板的立場來看，后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不僅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于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就愛上了毆打這辦法。每逢端午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對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諂媚地講：

　　“總得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盡管打，打死不干事，只要不是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為著要在主子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平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兒，也許是她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前面，叫她向著墻壁立著；拿莫溫跟著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這個小姑娘壞得很，懶惰！”

　　拿莫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這樣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文明的懲罰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么工資減少又會招致帶工老板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起、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并不怎樣客氣，因為除了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愿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里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節禮巴結拿莫溫的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地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著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龐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后，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布廠，二十五萬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

　　勞動強化

　　“一·二八”戰爭之后，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征就是“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著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可是在這漸減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卻在激劇地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廠的四萬八千工人里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義務服役，豬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踐踏的血肉造成的“機器”，終究和鋼鐵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寫明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壓迫著做工。比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讓她揩點油吧？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惡夢！”

　　但是帶工老板是不怕做惡夢的！有人覺得她太難看了，對老板說：“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對她一瞪，“不還錢，可別做夢！寧愿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分做平均，兩年來帶工老板從她身上實際已經收入二百三十塊錢了！

　　像“蘆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們還在那兒支撐，直到被榨完殘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為止。

　　看著這種飼料小姑娘謀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船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地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地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里看來，船戶對墨鴨并沒有怎樣虐待，而現在，將這種關系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溫情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被壓榨的包身工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溫情，沒有希望……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服役的十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作品評價

　　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歡章《歡章散文》：20世紀30年代初期和中期所產生的不少報告文學作品，一般說來都還是紀實成分較多，像《包身工》這樣能在敘事中注意突出人物描寫，而且取得一定的藝術成就，這在當時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牢牢地把握住報告文學首先是文學的特性，忠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包身工》的這個藝術經驗，到今天也并沒有過時。

　　作者簡介

　　夏衍（1900年—1995年），原名沈乃熙，現代劇作家、翻譯家，浙江杭州人。1920年赴日本留學。1927年回國以后，從事工人運動及翻譯工作。1929年參加籌備左翼作家聯盟，同年與鄭伯奇等人組織上海藝術劇社。主要著有話劇劇本《上海屋檐下》《秋瑾傳》《賽金花》，電影文學劇本《風云兒女》《壓歲錢》，報告文學《包身工》，論著《夏衍劇作選》《電影論文集》和譯著長篇小說《母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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