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為何“走俏”?

　　導語：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

　　季羨林拜年

　　近年來,出現了一股"季羨林熱",這種"熱"的程度,連季羨林先生自己也開玩笑地說"近年季羨林走俏"｡

　　我曾經說過:"對季老這種異乎尋常的珍惜和尊崇,讓我感到快樂也感到迷茫｡"我自己也確實有些"看不懂"｡

　　這是我真實的想法｡我個人認為,最好的､最要緊的辦法無疑是要真正地了解,進而理解季羨林先生本人｡倘若離開了"人",而去談論評說關于某"人"的"熱",那注定是隔靴搔癢的,至多也只會得到些微的皮毛之見｡

　　按照中國的傳統,評價一個人物要看三個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或者還有比較簡單的說法,那就是擱置受外界因素影響很大的"立功",把著眼點放在相對而言個人比較好把握的"道德文章"上｡

　　季羨林先生已是96歲高齡了,在我考進北京大學的1984年,季羨林先生也已經是73歲,年過古稀｡撇開季羨林先生崇高的社會和學術成就､名譽､地位不說,單論年齡,他也已經是燕園一老了｡

　　這是一位什么樣的長者呢?對那些比自己年長的人---當時馮友蘭､朱光潛､王力､陳岱孫等比季老高一輩的人還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

　　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隨侍到燕南園向馮友蘭､朱光潛､陳岱孫三老賀年｡路上結著薄冰,天氣非常寒冷,當時也已經是八十高齡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靜而深情的語調,贊說著三位老先生的治學和為人｡

　　先到朱光潛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再到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只有馮先生的女兒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最后到陳岱孫先生家,陳先生看到季先生來訪,頗為驚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其時正好兩卷本《陳岱孫文集》出版,陳先生去內室取出書,題簽,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把書送給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接過,連聲說:"謝謝,謝謝｡"冬天柔和的陽光,照著兩位先生的白發---這幾幕場景過了17年了,卻一直鮮明地印在我的記憶里｡

　　樂于寫"序"

　　北大有許多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在將近二十年前,是被稱為中年學者的,行輩､地位自然還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對他們是發自內心的喜愛､尊重,不遺余力地揄揚他們｡

　　一次我陪季先生散步到辦公樓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錫圭教授正低著頭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問題｡季先生也放慢了腳步,低聲對我說:"你知道嗎,裘先生,古文字專家,專家｡"說這些話的時候還蹺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動｡

　　還有一次,當時還在四川大學剛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朱慶之先生(后來調入北大并擔任教務領導)評職稱,請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蔣紹愚教授寫推薦意見｡表格當然先送到季先生處,季先生寫好封好,命我送給蔣先生｡蔣先生拆開一看,愕然說道:"季先生怎么這么寫?這可叫我怎么辦?"我當然茫然不解,蔣先生微笑著把表格遞過來:原來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了專家推薦欄目的底下一格,這樣,蔣先生不就只能將自己的名字簽在季先生上面了嗎?這怎么會不讓當時才40多歲的蔣先生為難呢?

　　對更為年輕的學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遺余力地獎掖,無論自己多忙,也無論自己手頭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總是樂于為他們的著作寫序,這就是季先生序寫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僅如此,季先生還往往會在為某個人寫的序言里面列舉上一大串年輕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輕人看稿子,推薦發表,那簡直是家常便飯了｡也正因為這樣,很多年輕人和季先生年齡､地位都相距遙遠,但都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位長者｡

　　現在已是著名歷史學家的浙江大學的盧向前教授,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他應該有一頓難忘的飯｡季先生在研究糖史時,曾經托盧先生代為查閱一份敦煌卷子,為了表示感謝,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來到雜亂不堪的學生宿舍,邀請盧先生吃飯｡這件事情轟動北大,傳為美談｡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輕人為他做過什么嗎?我相信沒有｡很偶爾地,季先生會讓我們為他查找一些資料,這原本是我們應該做的,況且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就連這樣的舉手之勞,季先生也絕對都要在文章里､書里寫上一筆｡

　　替學生看行李

　　在學術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樣的長者風范呢?還是舉幾個例子｡

　　季先生穿著極其地樸素,經常會被人看成是學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會被來報到的新學生叫住,替他們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動地替他們看守行李,有時候會一看兩小時｡自然,這些學生兩三天以后就會在北大的迎新會上,看見季羨林校長坐在主席臺上｡

　　北大有司機班｡有幾位司機告訴我,他們接送的大人物,幾乎都是不怎么和他們說話,到了家也是自顧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車道謝不說,還要站在門口目送車子駛遠｡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簡樸,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季先生往自己的家鄉小學寄錢寄書那是常有的事情｡就連在家里工作過而已經離開了的保姆,倘若喜歡讀書,季先生都會給予支持｡我清楚地記得一張匯款單子上季先生的留言:"這些錢助你讀書,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凈的｡"

　　前幾年,北大接受了一筆最大的捐贈,僅僅是古字畫就有四百多幅,就是來自于季羨林先生｡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儉用的錢,幾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底線是齊白石,這些收藏當中甚至有蘇東坡的《御書頌》｡光這些價值就以億論了吧｡季先生捐出的不僅是字畫,還有古硯､印章､善本,還有自己畢生積蓄的稿費｡

　　我想"季羨林熱"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為一位長者的季先生的為人風范和人格魅力｡

　　他不是"國學"大師

　　季先生在素來洋溢著某種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學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種親切的真誠的熱愛｡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開家門,發現門前白皚皚的雪地上,劃滿了來自北大好幾個系所的學生的問候和賀年之詞,季先生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

　　作為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季先生贏得了大家的心,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卻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大家主要是通過季先生的上百萬字的散文隨筆､數百萬字的的譯作､季先生對宏觀文化和社會情勢的某些看法來了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那一面｡這當然沒有錯｡但是,卻實在沒有搔到癢處｡

　　季先生前一段時間公開表示要辭謝諸如"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國寶"之類的"帽子",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的關注｡這固然是季先生一貫的深懷謙虛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熱鬧紅火,對背后的忘卻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其實,季羨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他不從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不關注嚴格意義上的經學,也不按照通行的"學術規范"來研究古代文學｡通常我們所說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業"｡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季先生的主要領域和"看家本領",乃是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語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并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難題｡

　　這是一個極其冷僻的專業領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對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

　　季先生主要的學術生涯和學術貢獻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從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到1945年回國為第一階段｡季先生的留學,抱有一個和當時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絕對不利用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先天優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的題目｡

　　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完全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南斯拉夫語､阿拉伯語等的學習和研究上｡

　　季先生留德期間完成和發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幾篇非常厚重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為關注點,并且引起了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方法論層面的重要貢獻｡

　　孤獨的老人

　　1945年,季先生放棄了在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離開德國,到1978年,長達30多年的時間,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階段｡這是34歲到65歲,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這理應是季先生學術生涯最輝煌的階段｡然而,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最暗淡無光的苦難的時期｡

　　這個階段勉強還可以一分為二｡1946年到"文革"前的20年為前半階段,受到國內資料和對外聯絡､政治環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

　　季先生無奈地放棄了在德國已經打下極好基礎､具有極高起點的本行研究,被迫轉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譯工作上｡1966年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半階段,季先生幾乎被迫害至死,好幾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幾次動了自殺的念頭,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學術研究｡

　　只有在"文革"后期,季先生擔心自己把梵文給忘了,偷偷地開始翻譯《羅摩衍那》,這完全不是季先生本意,我們只能說這是傷心滴血的輝煌了｡季先生的《牛棚雜憶》就是寫自己在這后半段的遭遇的,那是一部記錄瘋狂野蠻時代的杰作｡

　　第三階段從1978年開始,到今天也沒結束｡季先生恢復了學術研究,在承擔常人無法想象的繁重的社會､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爭分奪秒,以拼命的態度搶回失去的時光｡在這個階段,季先生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續在留德期間奠基的研究,不斷地發現､補充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推衍自己的判斷和結論｡第二階段無奈地開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這個階段綻放出奇光異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證明之一｡

　　季先生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這時候的季先生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也就是說,如此高齡的季先生在為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 ---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

　　我們還必須牢記,在這第三階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還投入到包括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等新的學術領域和學術組織的開創､建立､完善上了｡

　　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季先生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任何人無法對這一點有任何指責和爭論｡該守望､該堅持的東西,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這就是我說"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堅定地相信,我們的時代正需要這樣的世紀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們太多的精神夢想｡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象,而到了現在,季先生和他那樣的人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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