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 “大師”的背后

　　導語：季先生身上，疊著對故家、國族的深情，疊著許多學人的影子，還疊著一個尚能產生“大師”的年代，絲絲相扣、盤根錯節的人物圖譜。

　　季羨林先生去世幾小時后，北大發布消息，稱呼是“北京大學資深教授”。經網絡標題黨人改造：一代國學大師去了。

　　2007年，季先生曾借《病榻雜記》出版，厘清了什么叫國學、什么叫泰斗，并向天下人昭告：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學界(術)泰斗”、“國寶”三項桂冠摘下;洗掉泡沫，還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文中季羨林稍微考證了一下“國學大師”稱謂的出處：“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里開了一個什么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臺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正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誤會是網絡口水的趵突泉。一時間誤會自己跟自己過招――就是先提出誤會，再生產出一篇篇辯誤的文章。好在，總有人能靜下心來看看季先生的傳記，聽聽他在90歲以后形容詞越來越少、心思越來越澄明的話語，包括他在學界安身立命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羅文究竟是什么――復旦大學圖書館有關季老的書，幾天內被借空。

　　文才舒展，數學4分

　　季羨林出生那一年，中國還有皇帝。宣統三年閏六月初八，即1911年8月2日，他生在山東省西部最窮的清平縣(今聊城臨清市)官莊村，季家，是全村最窮的人家。他小名喜子，6歲之前跟一位叫馬景恭的先生識得幾個字。母親娘家姓趙，沒有名字，一生走過的最遠距離是從娘家到夫家的5里路。

　　叔父季嗣誠沒有兒子，將年僅6歲的季羨林接到濟南去上學。他自己選編了一些宋明理學文章，輯成《課侄選文》。但直到進了小學，季羨林還是頑童一名。

　　初中成績平平，高中轉到山東大學附中以后，除了前清遺老，他遇到幾位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名字的老師。

　　教語文的是胡也頻，給18歲的季羨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么是現代文藝?’然后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么是現代文藝?”在胡也頻指點下，季羨林接觸了當時流行的一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

　　才教了3個月，有一天，突然不見了胡先生瘦小的身影，“小道消息說，胡先生被國民政府通緝，連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秘密殺害，身中十幾槍。當時他只有28歲。”

　　接替胡也頻的，是和魯迅先生也有密切交往的董秋芳先生。董先生命學生寫作文，題目只有一個：“隨便寫來。”他在季羨林的作文上寫過不少批語，叫“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季羨林懂了，原來寫文章是要講究節奏的。

　　高中階段，季羨林連續6個學期考得山東省第一名。

　　他在念高中時成婚，娶妻彭德華，這在當時很適齡。高中畢業后，他想找份工作養家糊口，去考郵政局，卻沒能考上。于是報考北大和清華。

　　那年高考，季羨林數學得4分(百分制)。這是錢文忠問出來的準確數字，他說，“比季羨林先生高一屆的錢鐘書先生，中英文俱佳，這是不必說的，可是老人家的數學考了15分。吳晗先生，我國著名的明史專家，據說英文國文都是滿分，但是老人家的數學是零分……在當時，只要有權威學者認可，還是照收不誤。而這些人往往在后來都成了文史領域的大師。”

　　他被北大、清華同時錄取。1930年，入讀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的德語專業，學費全靠家鄉。清平縣雖窮，卻很重視教育，對當地每位考上國立大學的學生，每年補助150塊大洋。其時清華大學生一個月伙食費是6塊大洋，據季先生回憶，這個標準是每天能吃到杏花丸子、叉燒或獅子頭。

　　復旦大學哲學系張汝倫教授曾告訴記者：今人特別懷念過去的大學，容易犯浪漫唯美的毛病，殊不知那時大學里混日子的教授也不少。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讀書階段的日記中，對西洋文學系外國教授的評價近于“哭笑不得”，對中國教授的品評也滋味復雜。

　　聞一多先生是當時名士，上課先掏煙火，問，“諸位有抽煙的嗎?”大家一般都說不敢。他隨即點起一支煙開講《楚辭》。每講之前，總有一句話：“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錢文忠說，季羨林先生對聞先生是非常崇敬的。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有一次陪季先生在校內散步，經過大飯廳門口的空地時，看見地上堆著很多套《聞一多全集》，且打很大折扣。“季先生晚年是幾乎不動怒的人，但當時他突然臉色漲到通紅，對我講，聞先生的書居然放到地上，居然還打這種折扣，簡直是胡鬧!當場命我把這一堆《聞一多全集》全部買下來。”

　　在季羨林看來，反對白話文、主編《學衡》的吳宓教授是西洋文學系最有學問的，且“古貌古心，待人誠懇”。

　　受惠于“師叔”陳寅恪

　　西洋文學系的教授水平不高，卻培養出曹禺、季羨林、錢鐘書這樣的人物，原因可能在于當時清華的自由選課制，即不一定只選本系的課程。那段時間，季羨林旁聽過朱自清、鄭振鐸、冰心等先生的課，并與鄭振鐸結下終生的友誼。后來，他旁聽了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和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

　　上世紀30年代，陳寅恪在清華被譽為“教授的教授”。與那些留洋歸來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不同，他總是一襲樸素長袍，肘下夾一個布包，里面裝著講課用的書籍資料，常有人以為他是琉璃廠某書店來送書的老板。

　　季羨林從德國回來之后，穿了一輩子的中山裝、圓口布鞋，曾有北大新生誤以為他是老工友，讓他幫忙照看行李。陳寅恪在天有知，或會一笑。

　　季羨林本在西洋文學系研習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等名家，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后卻一頭鉆進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的故紙堆，這個轉變來自陳寅恪的影響。旁聽曲徑通幽的《佛經翻譯文學》，他漸漸萌生對佛學的興趣。他在哥廷根大學師從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陳寅恪柏林大學的同學，并且都是呂斯德教授的弟子。

　　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中，季羨林寫道：“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在國內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

　　1945年，季羨林留德已10年，準備回國。聽說陳寅恪在英國治療眼疾，即寫信匯報自己的學習研究情況。陳寅恪一聽季羨林的指導老師竟是自己的同門，即復長信鼓勵，后又推薦他去北大任教。

　　1949年之前，季羨林寫了一篇《浮屠與佛》，以精通吐火羅文的優勢，解決了胡適、陳垣都感困惑的難題。季羨林把文章讀給陳寅恪聽，陳大為贊賞，立即將文章推薦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能在這本當時國內最具權威的學術刊物上發文章，有“一登龍門，身價百倍”之說。果然，文章一發表，季羨林聲名鵲起，他曾有言“受寵若驚”。在學術道路上，陳寅恪助他奠定了一塊重要的基石。

　　陳寅恪還未完全失明、影影綽綽還能看到一團影子的某年春天，中山公園里藤蘿開花了，花朵掛滿藤，紫氣彌漫。在兵荒馬亂、朝不慮夕的年月里，一群弟子，周一良、王永興、汪，還有季羨林，扶先生到“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散心賞花。那一天，陳寅恪興致很高，師生談笑風生，盡歡而散。

　　季羨林晚年仍不時拜讀陳寅恪的詩文，總覺得“還未能登他的堂奧”。1995年，中山大學舉辦“陳寅恪學術研討會”，季羨林作了長篇發言，他說，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滿篇考證，骨子里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

　　“先生”二字，沒有勇氣加上

　　胡適愛才，求賢若渴，當年赴臺前，他從南京要了架專機，點名要接幾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機場恭候，機艙門一開，只一兩位，他當即大哭。

　　季羨林到北大后受到胡適的禮遇。共事3年，印象最深的是胡適特別親切和藹。不論對教授、職員、學生、工友，都是滿面笑容。

　　胡適去世，“(大陸)報刊雜志上沒有一點兒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里，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后，我腦袋里開始透進點兒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次偶見一報紙發文章批判胡適“一生追隨國民政府和蔣jie石”，季羨林就寫了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于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

　　1999年，季羨林在“望九之年”赴臺訪問，拜謁了胡適陵墓，獻花，行三叩大禮。友人告訴他，胡適曾對臺灣“中研院”李亦園先生說過：“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此行他才發現，“五十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全為鬼，驚呼熱衷腸’了。”

　　有評論者委婉地說，季羨林先生成為“大師”，是因為他長壽。然而，如果那個年代的優秀學人都能享“米壽”、“茶壽”，今天的同行后輩及世人，會自慚吧?

　　沈從文先生與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了盛大宴席，還是學生的季羨林也被邀請了。季羨林對沈先生的作品是佩服的：“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

　　1946年夏，沈、季二人同回北大教書，沈先生住中老胡同，季先生住翠花胡同，見面漸頻，并吃了頓難忘的云南汽鍋雞。飯間，沈先生的一個動作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么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然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

　　這個小動作令季羨林引為同類：“土包子”。然而，“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并不覺得低他們一等。”

　　說到留洋，1935年8月，與季羨林同車赴德的還有5位，其中一位是物理學家王竹溪先生，他后來擔任過北大副校長，也是楊振寧的研究生導師;另一位是1974年位居共和國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先生。

　　結識梁實秋先生是1946年夏，南京，借住李長之供職的國立編譯館辦公室之時。恰逢梁實秋從重慶到南京，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季羨林聽說后喜出望外。“見面之后，立刻對他的人品和談吐十分傾倒。沒有經過什么繁文縟節，我們成了朋友。”

　　談到梁實秋與魯迅的爭論，季羨林直言：“今天，事實已經證明，魯迅也有一些話是不正確的，是形而上學的，是有偏見的。難道因為他對梁實秋有過批評意見，梁實秋這個人就應該永遠打入十八層地獄嗎?”

　　3年前季羨林憶及巴金，“巴老是我的師輩，同我的老師鄭振鐸是一輩人。我在清華讀書時，就已經讀過他的作品，并且認識了他本人。當時，他是一個大作家，我是一個窮學生。然而他卻一點架子都沒有，不多言多語，給人一個老實巴交的印象。這更引起了我的敬重。”“巴老，你的作品和人格卻會永遠永遠地留下來。在學習你的作品時，有一個人決不會掉隊，這就是95歲的季羨林。”

　　與胡喬木的“君子之交”

　　清華物理系(后轉入歷史系)的胡鼎新也是季羨林往來較多的外系同學。胡鼎新當時在從事反對國民政府統治的地下活動，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為比較貧苦的人補習，季羨林也應邀去講過課。

　　有天夜里，胡鼎新摸黑坐在季羨林的床頭說，你出身貧苦，應該參加革命活動啊。季羨林后來對弟子錢文忠說，他當然痛恨腐朽的國民政府政府，但當時第一是覺悟低，第二實在怕風險，所以不敢答應。最后，胡鼎新嘆了一口氣，離開了季羨林的房間。

　　1950年代初，他在北大教書，有天收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的信，開頭是這樣的：“你還記得當年你有個清華的同學嗎?今天的胡喬木，當年的胡鼎新。”

　　“不久，胡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來看我。一進門就說：‘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回教徒為什么不吃豬肉?》等，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于說‘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一個詞兒。我當時就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不忘。”

　　胡喬木跟季羨林商量，當時的新中國無論是外交方面，還是文化方面，急需研究東方語言的人才，中央想把南京的東方語專、中央大學的邊政系以及當時的邊疆學院并入北大，問季羨林愿不愿意。

　　季羨林當然愿意。結果，1950年代東語系成為北大第一大系，是中國外交官的搖籃。所以季羨林90壽辰那天，到場100多位外交官。

　　“文革”之后，胡喬木多次走訪季羨林，有了新大米、螃蟹之類的好東西，都不忘給季羨林捎一點。很多年里，季羨林一次也沒有回訪過，他稱二人之間這種保持終生的同學友誼是“君子之交”。

　　季羨林說，“我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我很怕見官。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我的政策是：先禮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

　　但胡喬木是不同的。對大陸和香港一些人士封胡為“左王”，季羨林說：“我總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1991年他破例給胡喬木寫信求助，故鄉山東臨清一座瀕臨倒塌的古塔需要立即修復。后來國家文物局撥款40萬元，古塔得救。

　　他去胡家吃過一頓飯，“祖孫三代圍坐在一張非常大的圓桌旁，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吃得竟是這樣菲薄。”

　　胡喬木最后一次走訪季羨林，由夫人谷羽陪同，在季羨林那“低矮、窄小、又臟又亂的書堆中”再次并肩晤敘。胡喬木贊揚季羨林的學術成就時，用了幾個比較隆重的詞，令季羨林“頓感觳觫不安”，忙說，“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又多呀。”胡喬木微微嘆了口氣，慢聲細語說，“那是另一碼事兒。”

　　1992年八九月間，住院的胡喬木捎信給季羨林，希望他去。季羨林到了醫院，胡喬木躺在病床上，吸著氧氣。見季羨林來了，胡喬木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松開。

　　從內心有火到“和”

　　季羨林寫了一輩子日記，除了“文革”中抄家遺失幾本，其余都在。從學生時代起，他內心的火氣、他的激憤，他對環境的大不滿，都在日記里留存下來。

　　譬如解放前，因在文壇上已有聲名，所以有機會參加當時名流的聚會。對出席的好多名流他很不以為然，有這么一段記述：“北平文藝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發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東招西呼，認識人，有的仰面朝天，一個也不理。”

　　對一些混日子的同學他的話挺厲害：“沒熱情，沒思想，死木頭一塊，沒有生命力，絲毫也沒有。”還有段話：“早晨上了一課古代文學，有百余人之多，個個歪頭斜眼，不成東西，真討厭死了。”

　　當時出身富家的一些學生，整天熱衷于跳舞、音樂會，或者談戀愛。到了德國，他親眼看見許多國民政府高官子弟是如何留學的：從不上課，把毛巾、牙刷都放在某家中餐館里，每天早晨到中餐館洗臉刷牙，該吃什么吃什么，上午出去逛街，中午回來吃飯，下午再逛街，晚上再回到中餐館吃晚飯，洗完臉刷完牙回去睡覺，或者去賭博，甚至嫖――等于把在國內的習氣照搬到德國。當時有相當一部分留德學生是這樣，回國后連德文都不會講。

　　這樣的留學生怎么能讓季羨林瞧得起?在1935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國學生，每人手里提著照相機，一臉滿不在乎的神氣。談話，不是怎樣去跳舞，就是國內某某人做了科長了，某某人做了司長了。不客氣地說，我簡直還沒有看到一個像樣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學生的真面目!”

　　他曾經打算寫一本小說，叫《新留西外史》，來描寫當時柏林那群所謂的留學生的丑態，后來沒有寫成。

　　據弟子錢文忠總結，他在日記里經常用的句式(大概有近百次之多)是：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話，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

　　季先生晚年的一些話也在民間廣為流傳，比如：“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然后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

　　幾十年過去，季羨林歸于謙和、仁愛，并用一個字概括中華文化：“和”――“和氣”、“和為貴”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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