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曉黃庭堅的人生態度

　　導語：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山祖師，是蘇門四學士之一，是唐代非常著名的詩人，對于中國的詩壇產生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分享的黃庭堅的人生態度，歡迎閱讀!

　　黃庭堅(1045年-1105年)，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北宋知名詩人，乃江西詩派祖師。書法亦能樹格，為宋四家之一。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歷官葉縣尉、北京國子監教授、校書郎、著作佐郎、秘書丞、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等。庭堅篤信佛教，亦慕道教，事親頗孝，雖居官，卻自為親洗滌便器，亦為二十四孝之一。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歷官葉縣尉、北京國子監教授、校書郎、著作佐郎、秘書丞、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等。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是江西詩派的開山祖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著有《山谷詞》。

　　姜夔在《續書譜》中清醒地認識到了山谷草書與張顛、懷素的不同：“張顛、懷素規矩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味，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

　　那么這個不同在哪里?與顛張、狂素富于傳奇色彩而十分專一的人生相比，黃庭堅除了超人的文學才華之外，其生活經歷完全是倍經生活磨難的知識分子的普通生活。除了早年難免的一些倚紅偎翠、聲色放浪的生活，《宋史•黃庭堅傳》記述了他一生升遷流放簡歷外，對他個人的資質、人品評論只有這樣幾句話“幼警悟”“性篤孝”;文章詩文因蘇軾的賞識而“聲名始震”。這些評論記述，幾乎可以應用于任何時代信奉儒家正統哲學的知識分子。重要的是，山谷對生活中的種種磨難的態度，并非我們后人所想象的超然透脫，而是完全的“黏皮帶骨”，認真刻意，步步為營。

　　從生活上看，山谷一生都沒有能夠擺脫經濟上的拮據，且為此憂心忡忡。在中舉之前，山谷曾經謀劃過創辦藥店以解決一家人的生計：“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于日中而空甑無米炊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饑寒之術也。”(《藥說遺族弟友諒》)在入館職后，山谷也向朋友抱怨：“又眾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答曹茍龍》)

　　貶謫之后，山谷所憂的第一件事是一家人的衣食：“但愧拙于謀生，一失官財，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某兄弟同庖四十口，得罪以來，勢不可扶攜，皆寓太平州之蕪湖縣，粗營柴米之資，令可卒歲。乃來伯氏授越州司理，小姪樸授抗州鹽官尉，皆臘月闕，可分骨肉相養也。”(《答瀘州安撫王補之》)

　　在去往貶所的路上，也刻刻不忘對家人的各樣叮囑：“三人輪管家事，勿廢規矩。三學生不要令推病在家(一)，依時節送飯，及取歸書院常整齪文字，勿借出也。知命且掉下潑藥草，讀書看經，求清靜之樂為上。大主簿讀《漢書》必有功矣。十月十四日。押報：諸妳子以下，各小心照管孩見門，莫作炒，切切。”(《謫赴黔州時家書》)

　　這種黏皮帶骨的心性，也體現在對飲酒這一在顛張狂素的書法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的態度上。山谷少年時曾縱酒，直到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山谷作著名的《發愿文》云：“愿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且與淫欲、食肉共舉，這是一個純粹的宗教式宣言，而不是一個智者對自身觀照達到的覺悟。到了晚年，山谷又自稱戒酒乃是因病而起，“中年畏病不舉酒”(崇寧元年(一一〇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次蘇子瞻和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年)，完全不是一個虔誠禪徒的口吻。

　　山谷的感情生活也頗多磨難，二妻先后的病逝，無疑是對他感情生活的最深打擊，使得他痛戒淫欲。但為了要有子嗣，又必須納妾。山谷的黏皮帶骨的秉性，就是在多種磨難和憂慮中形成。這種生活態度，或許是黃庭堅的詩學取得其成就的根本原因。山谷詩是用思多于抒情的的創作，是建立在“讀書萬卷始通神”的基礎之上的，要“觀古人用意曲折處學之”，重于用典，也用意于煉字，稱“拾遺句中有眼”“安排一字有神”。這樣的態度，顯然不會是李白“斗酒詩百篇”般的瀟灑，而只能是黏皮帶骨式的推敲。

　　山谷在心靈中追求他理想的人生，也只能通過對自身的觀照來求其人生境界的澄澈清明。在《黃庭堅評傳》中，黃寶華總結道：“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倫理問題有著先天不解之緣，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道德倫理哲學，這在黃庭堅的思想中表現得也十分典型。綜觀黃庭堅的作品，可以發現他始終熱切地關注著道德倫理問題，而這種關注又集中在心性問題上。”在晚年流放黔、戎、宜，山谷更多對自身的內觀以解脫困苦流落中的煩惱，正是在這心性二字。在心性自證之外，這些艱苦曲折的生活造就的人生態度或理想追求，都一一在他的書法論，尤其是大草書法的實踐中得到了體現。

　　山谷的學書歷程，多有學者論及，此處不再贅述。而對其書法的理想，山谷多次有不自覺地表達：“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納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嘆其工，舞罷則雙蕭然矣。”(《書家弟幼安作草后》)

　　然而，除了他黏皮帶骨的生活哲學之外，山谷的另外一個書法理想，也使他永遠不能達到這樣一個“未嘗一事橫于胸中”的心地澄明的境界，“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書增卷后》)

　　俗與不俗，由天性、讀書而發，一旦著力求之，則歸于自省。而且，山谷對別人對自己書法的批評刻骨銘心，如“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惟錢穆父以為俗”，等等。又每每對自己的進步自矜自喜：“紹圣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支灘，極熱……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若持到淮南，見余故舊，可示之，何如元佑中黃魯直書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研，愛此金屑銑澤，因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茍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

　　這些記載，都表現出山谷不僅沒有達到“未嘗一事橫于胸中”，卻更多的是“下筆不瀏離，如禪家黏皮帶骨語”，參入強烈的對其人生、書法的不斷觀照。韓愈的《送高閑上人序》卻正好為這么一種并不超脫的藝術精神作了總結，并以為是旭、素成功的秘訣：“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了對人生各種觀照自省，狂草書法也就“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了。且真正動人的草書，也不能缺乏各樣對世俗的情感、瑣事的觀照。

　　山谷晚年，在酒精的影響下，似乎也偶然有心地澄明的書法體驗，他自己記載了兩次醉后作草書：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元符三年二月己西夜，沐浴罷，連飲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鰲山悟道書也。(《李致堯乞書書卷后》，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崇寧四年二月庚戌夜，余嘗重醞一杯，遂至沉醉，視架上有凡子乞書紙，因以作草。方眼花耳熱，既作草十數行，于是耳目聰明，細閱此書，端不可與凡子……山谷老人年六十一，書成頗自喜，似楊少師書耳。(《書自作草后贈曾公卷》，崇寧四年，一一〇五)”“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書成頗自喜”都寫出了微醺下截然不同的書寫狀態。遺憾的是，這兩件山谷得意書作都沒有流傳下來。

　　在對自然的觀照心得上，也有以下記載。最著名的是元符年間“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又“余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前一則，學界多以為就是對筆法的體悟;后一則，則多是對心境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研究黃庭堅的大草書法，往往將黃庭堅的好禪與懷素的僧人身份聯系起來。但山谷的“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不過是一個理想，他在書法中自然也不能忘記“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中對禪的智慧的義理的詮釋。這樣，大千人文的萬象之影，被山谷寫到他的書法中時，就多加了他對自身心性的觀照。

　　所以山谷心性的這面鏡子，因其黏皮帶骨的生活態度，將自然的觀照反射于書法之中，就不再是澄澈了一，而是為他的心性所致的思所主導。而這些執念，自然在他的草書書法中一再流出，就是蘇軾說的“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東坡題跋》)他的大草書，就不再像旭、素那樣無拘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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