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韓愈鑒賞

　　《師說》作于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他學生李蟠。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師說韓愈鑒賞，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師說

　　唐代：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于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地方，就是老師存在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一般人，他們（才智）低于圣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于這吧？（人們）愛他們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們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不是我所說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方面倒要學習，大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么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里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老師（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拘束，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鑒賞

　　韓愈作《師說》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年輕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主張。維護先秦儒家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后期，是有現實社會條件。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統一、反對藩鎮割據政治目服務。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現實利益要求。韓愈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成績；更重要是他不顧流俗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有禮貌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人格修養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他進了國子監后，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青年擔憂。《師說》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青年李蟠而作。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答復和嚴正駁斥。他是有放矢。

　　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于任何人總是不可少，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東西。因此，他認為師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各行各業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圣人”沒有一定師，孔子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里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論點，師和弟子關系是相對，“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關系存在，最后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誹謗者，更可貴是提出了三點嶄新、進步“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能力；師和弟子關系是相對，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師。這些思想把師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保守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后來發展“道統”思想矛盾。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人民性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頑固“士大夫之族”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職位，第一次被當權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它在當時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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