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生平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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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生平經歷

　　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

　　唐貞元二年(786年)韓愈十九歲，懷著經世之志進京參加進士考試，一連三次均失敗，直至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進士考試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進士以后還必須參加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韓愈又三次參加吏選，但都失敗;三次給宰相上書，沒有得到一次回復;三次登權者之門，均被拒之門外。

　　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韓愈二十九歲，受董晉推薦，出任宣武軍節度使觀察推官。這是韓愈從政開始。韓愈在任觀察推官三年中，邊指導李翱、張籍等青年學文，邊利用一切機會，極力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主張。

　　貞元十六年冬，韓愈第四次參吏部考試，第二年(801年)通過銓選。這時期寫的《答李翊書》，闡述自己把古文運動和儒學復古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主張，這是韓愈發起開展古文運動的代表作。這年秋末，韓愈時年三十四歲，被任命為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韓愈步入京師政府機構任職開端。任職四門博士期間，積極推薦文學青年，敢為人師，廣授門徒，人稱“韓門第子”。

　　貞元十八年(802年)寫了名作《師說》，系統提出師道的理論。冬，韓愈晉升為監察御史，在任不過兩個月，為了體恤民情，忠于職守，上書《論天旱人饑狀》，因遭權臣讒害，貶官連州陽山令。韓愈三年任職陽山令，深入民間，參加山民耕作和魚獵活動，愛民惠政德禮文治，《新唐書·韓愈傳》因此特書“有愛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陽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韓愈門下，與青年學子吟詩論道，詩文著作頗豐，今見之《昌黎文集》有古詩二十余首，文數篇。此時構思并開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構成韓學重要論著“五原”學說，這是唐宋時期，新儒學的先聲，其理論建樹影響巨大。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間，韓愈離開陽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韓愈奉召回長安，官授權知國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韓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職調為河南令，以后相繼任職方員外郎、國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晉升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完成《順宗實錄》著名史書編寫。

　　元和九年(814年)，韓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誥。

　　元和十年(815年)，晉升為中書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協助宰相裴度，以行軍司馬身份，平定淮西亂，因軍功晉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皇帝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將佛骨 “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憲宗得表，龍顏震怒，要處以極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極力說情，免得一死，貶為潮州刺史。韓愈任潮州刺史八個月，概括說來：驅鱷魚、為民除害;請教師，辦鄉校;計庸抵債，釋放奴隸;率領百姓，興修水利，排澇灌溉。千余年來，使潮州文化成為具有個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區成為禮儀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韓愈調任袁州刺史，雖然僅在袁州九個月，卻辦了一件“禁隸”的大好事，據新舊《唐書》記載：“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與約曰：禁其為隸。”當地人為了感激韓愈的這一行為，建了昌黎書院(今存)表示紀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韓愈詔內調為國子祭酒。

　　長慶元年(821年)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

　　長慶二年(822年)單身匹馬，冒著風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史稱“勇奪三軍帥”，不費一兵一卒，化干戈為玉帛，平息鎮州之亂。九月轉任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823年)六月，韓愈晉升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稱復雜難理，在韓愈整治下，社會安定，盜賊止，米價不敢上。后相繼調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韓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長安，終年五十七歲。

　　拓展閱讀：韓愈軼事典故

　　叩齒庵

　　韓愈來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見一個和尚，面貌十分兇惡，特別是翻出口外的兩個長牙，韓愈想這決非好人，心想著要敲掉他那長牙。韓愈回到衙里，看門的人便拿來一個紅包，說這是一個和尚送來的。韓愈打開一看，里面竟是一對長牙，和那和尚的兩只長牙一模一樣。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齒，并沒說出來，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韓愈立即派人四處尋找那個和尚。見面交談后，韓愈才知道，原來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靈山寺的大顛和尚，是個學識淵博的人。韓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賠禮道歉。從此，兩人成了好朋友。后人為紀念韓愈和大顛和尚的友誼，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齒庵”。

　　性情中人

　　韓愈性格開朗豁達，與人交往，無論對方發跡或是潦倒，他始終態度不變。年輕時同孟郊、張籍友善，二人聲名地位還不高，韓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贊揚推崇他們。張籍終于得中進士，榮獲官祿。后來韓愈雖然身份顯貴，每當辦完公事的閑暇，便同他們一起談話宴飲，論文賦詩，和過去一樣。而他對那些權豪勢要，看作奴仆一般，瞪著眼睛不屑一顧。韓愈很善于誘導勉勵后進，留在家中做賓客對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顏悅色毫不在意。他總以振興名聲教化、弘揚仁義為己任。幫助內外親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人物簡介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一說懷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129]，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員，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127]、教育家[128]。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后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后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從祀孔廟。[1]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后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有《韓昌黎集》傳世。

　　人物生平

　　困苦童年

　　大歷三年（768年），韓愈出生。他的祖輩都曾在朝或在地方為官，其父韓仲卿時任秘書郎。韓愈三歲時，韓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長韓會撫養成人。大歷十二年（777年），韓會因受宰相元載牽連，貶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韓會早逝后，韓愈先是隨寡嫂回河陽原籍安葬兄長，但卻不得久住，只得隨寡嫂鄭氏避居江南宣州，韓愈這一時期便是在困苦與顛沛中度過的。[4]韓愈自念是孤兒，從小便刻苦讀書，無須別人嘉許勉勵。[5]

　　科舉之路

　　韓愈肖像[3]貞元二年（786年），韓愈離開宣城，只身前往長安。其間韓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濟）投奔族兄韓弇，以得到河中節度使渾瑊的推薦，卻毫無收獲。[6]

　　貞元三年（787年）秋，韓愈取得鄉貢資格后再往長安。是年，韓愈在長安落第，生活無所依靠，又傳來從兄韓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約在此年末，韓愈因偶然機會，得以拜見北平王馬燧，得到他的幫助。韓愈后曾作《貓相乳》以感其德。[6]

　　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間，韓愈三次參加科舉考試，均失敗。貞元五年（789年），韓愈返回宣城。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第四次參加進士考試，終于登進士第。[7]次年，參加吏部的博學宏詞科考試，遭遇失敗。同年，韓愈之嫂鄭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陽，為其守喪五個月。

　　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長安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又失敗。

　　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仍失敗。期間曾三次給宰相上書，均未得到回復。同年，離開長安，經潼關回到河陽縣，于是前往東都洛陽。[7]

　　兩入幕府

　　韓愈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韓愈因受宣武節度使董晉推薦，得試任秘書省校書郎，并出任宣武節度使觀察推官。[7]

　　韓愈在任觀察推官三年間，在指導李翱、張籍等青年學文的同時，利用一切機會，極力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主張。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晉逝世，韓愈隨董晉靈柩離境。韓愈剛離開四日，宣武軍便發生兵變，留后陸長源等被殺，軍中大亂，韓愈因先離開而得免禍。[7]韓愈隨董晉靈柩至洛陽，其后于二月末抵達徐州。同年秋，韓愈應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之聘，出任節度推官，試協律郎。[8]同年冬，張建封派韓愈前往長安朝正。[7]韓愈談論直爽坦率，從不畏懼或回避什么，操行堅定純正，卻不善于處理一般事務。[9]

　　貞元十六年（800年）春，韓愈回到徐州，于夏季離開徐州，回到洛陽。同年冬，韓愈前往長安，第四次參加吏部考試。[7]

　　屢遭貶謫

　　貞元十七年（801年），通過銓選。[7]次年春，韓愈被任命為國子監四門博士。他曾告假回到洛陽，前往華山游玩。[7]

　　貞元二十年（804年）春，韓愈抵達陽山縣就職。[7]

　　韓愈像[11]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韓愈獲赦免，于夏秋之間離開陽山縣。八月，獲授江陵法曹參軍。[7][12]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韓愈奉召回長安，官授權知國子博士。[7]

　　元和三年（808年），韓愈正式擔任國子博士。[7]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7][13]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縣令。[7]當時，魏、鄆、幽、鎮四藩鎮各設留守藩邸，暗中蓄養士兵，并窩藏逃犯，意圖不軌。韓愈要揭發他們的違法行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斷他們與百姓往來，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員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書職方員外郎，回到長安。[7]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復任國子博士。[7]

　　元和八年（813年），韓愈認為自己才學高深，卻屢次遭貶斥，便創作《進學解》來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韓愈，認為他有史學方面的才識，于是調韓愈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7]，[14]奉命修撰《順宗實錄》。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韓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館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誥。[7]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晉升為中書舍人，此后獲賜緋魚袋。[15]不久，厭惡韓愈的人稱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時，荊南節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禮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鍔是平庸淺陋之人，裴鍔看望父親時，韓愈在為裴鍔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稱呼裴鍔的字。這一說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響，韓愈因此被改授為太子右庶子。[7][16]

　　隨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聘請韓愈任行軍司馬，賜紫服佩金魚袋。[17]韓愈曾建議裴度派精兵千人從小路進入蔡州，必能擒拿吳元濟。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吳元濟。三軍謀略之士，無不為韓愈惋惜（關于《韓愈神道碑》所載關于韓愈此段建議平淮西之事，存疑，暫置于此）。[18]韓愈又對裴度說：“如今憑借平定淮西的聲勢，鎮州王承宗可用言辭說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的書信，叫柏耆執筆寫下后，帶上書信進入鎮州曉喻王承宗。王承宗攝于兵威，就上表獻上德、棣二州，表示服從朝廷。[19]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韓愈隨裴度回朝，因功授職刑部侍郎，憲宗便命他撰寫《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敘述裴度的事跡。當時，李愬率先進入蔡州生擒吳元濟，功勞最大，他對韓愈所寫憤憤不平。李愬之妻入宮禁訴說碑辭與事實不符，憲宗便下令磨掉韓愈所寫碑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寫刻石為碑。[20]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書左仆射鄭余慶因諳熟典章，被任命為詳定使，對朝廷儀制、吉兇五禮加以修訂。韓愈被引為副使，參與修訂工作。[21]

　　諫迎佛骨

　　韓愈聽穎師彈琴[22]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為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毀，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憲宗覽奏后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怒。一時人心震驚嘆惜，乃至皇親國戚們也認為對韓愈加罪太重，為其說情，憲宗便將他貶為潮州刺史。[23]

　　韓愈到潮陽后，上奏為自己辯白。憲宗對宰相說道：“昨日收到韓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諫迎佛骨之事，他很是愛護朕，朕難道不知道？但韓愈身為人臣，不應當說人主奉佛就位促壽短。朕因此討厭他太輕率了。”憲宗意欲重新起用韓愈，所以先說及此事，觀察宰相的態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韓愈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搶先回答說：“韓愈終究太狂放粗疏，暫且可考慮調到別郡。”適逢大赦，憲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韓愈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7][24]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韓愈抵達袁州。按照袁州風俗，平民女兒抵押給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約期限而不贖回，就由出錢人家沒為家奴。韓愈到后，設法贖出那些被沒為家奴的男女，讓他們回到父母身邊。于是禁止此種風俗，不許買人為奴。[25]

　　此年九月，韓愈入朝任國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長安。[7][26]

　　出使鎮州

　　長慶元年（821年）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27]當時，鎮州（今河北正定）兵變，殺害新任成德節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自稱留后，并向朝廷索求節鉞。

　　長慶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湊及成德士兵，命韓愈為宣慰使，前往鎮州。[28-29]

　　韓愈即將出發時，百官都為他的安全擔憂。元稹說：“韓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韓愈到成德軍邊境后，先觀察形勢變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測。韓愈說：“皇上命我暫停入境，這是出于仁義而關懷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執行君命，則是我作為臣下應盡的義務。”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鎮州后，王庭湊將士拔刀開弓迎接韓愈。韓愈到客房后，將士仍手執兵器圍在院中。王庭湊對韓愈說：“之所以這么放肆無禮，都是這些將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韓愈嚴厲地說：“皇上認為你有將帥的才能，所以任命你為節度使，卻想不到你竟指揮不動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執兵器上前幾步說：“先太師（指王武俊）為國家擊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這里。我軍有什么地方辜負了朝廷，以致被作為叛賊征討。”韓愈說：“你們還能記得先太師就好了，他開始時叛亂，后來歸順朝廷，加官進爵，因此，由叛逆轉變而為福貴難道還遠嗎？從安祿山、史思明到吳元濟、李師道，割據叛亂，他們的子孫至今還有存活做官的人沒有？”眾人回答：“沒有。”

　　韓愈全身像[30]韓愈又說：“田弘正舉魏博以歸順朝廷，他的子孫雖然還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歸順朝廷，還未成人就被任命為節度使；劉悟、李祐當初跟隨李師道、吳元濟叛亂，后來投降朝廷，現在，都是節度使。這些情況，你們都聽說過嗎！”眾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軍不安。”

　　韓愈說：“但是你們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殘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眾人都稱善。王庭湊恐怕將士軍心動搖，命令他們出去。然后，對韓愈說：“您這次來成德，想讓我干什么呢？”韓愈說：“神策六軍的將領，像牛元翼這樣的人不在少數，但朝廷顧全大局，不能把他丟棄不管。為什么你到現在仍包圍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湊說：“我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韓愈一起飲宴，正逢牛元翼逃潰圍出，王庭湊也不追。[31-33]

　　晚年生活

　　長慶二年（822年）九月，韓愈轉任吏部侍郎。[7]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34]神策軍將士聞訊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說：“他連佛骨都敢燒，我們怎么敢犯法。”[35]

　　韓愈任職不久，便因不參謁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紳彈劾。韓愈不服，稱此舉經穆宗恩準。二人你來我往，爭辯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機奏稱二人關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紳出任浙西觀察使，韓愈也被改職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韓愈為吏部侍郎。[36-37]

　　病逝于家

　　長慶四年（824年）八月，韓愈因病告假[38]。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韓愈在長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終年五十七歲[39]。[40]獲贈禮部尚書，謚號文。[7][41]次年三月，葬于河陽。

　　元豐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韓愈為昌黎伯，并準其從祀孔廟。[1]

　　主要影響

　　文學

　　韓文

　　主詞條：古文運動、唐宋八大家

　　韓愈石刻像[42]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43]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44]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44]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44]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44]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44]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44]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后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44]

　　韓愈像[45]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44]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涂《文章精義》）。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2]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后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44]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44]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44]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并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后，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44]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44]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44]

　　韓詩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后代有較大的影響。[44]韓愈多長篇古詩，其中不乏揭露現實矛盾、表現個人失意的佳作，如《歸彭城》《齪齪》《縣齋有懷》等，大都寫得平實順暢。他也有寫得清新、富于神韻、近似盛唐人的詩，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46]但是，韓愈最具獨創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那些以雄大氣勢見長和怪奇意象著稱的詩作。他“少小尚奇偉”（《縣齋有懷》）、“搜奇日有富”（《答張徹》），天生一種雄強豪放的資質，性格中充溢著對新鮮奇異、雄奇壯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沖動，而他一再提倡的“養氣”說，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養的同時增添了一股敢作敢為、睥睨萬物的氣概，發而為詩，便是氣豪勢猛，聲宏調激，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46]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場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審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現出一種怨憤郁躁、情激調變的怪奇特征。韓愈詩風向怪奇一路發展，大致始于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經定型。貞元、元和之際的陽山之貶，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壓力極大地加劇了韓愈的心理沖突，另一方面將荒僻險怪的南國景觀推到詩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韓愈詩風大變的重要條件。他在這一時期寫的《宿龍宮灘》《郴口又贈二首》《龍移》《岳陽樓別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等詩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蕩、驚怖、幽險、兇怪的詞語，諸如“激電”、“驚雷”、“怒濤”、“大波”以及出沒的“蛟龍”、悲號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輻湊筆端，構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意象。[46]

　　在詩歌表現手法上，韓愈也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用寫賦的方法作詩，鋪張羅列，濃彩涂抹，窮形盡相，力盡而后止。《南山》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全詩102韻，長達一千多字，連用七聯疊字句和51個帶“或”字的詩句，鋪寫終南山的高峻，四時景象的變幻。令人讀來，雖覺十分詳盡，卻又頗為煩瑣。再如那首著名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極寫一場山火的強猛酷烈。這是一種超乎常情的創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獨造，乃是韓愈在詩歌藝術上的主要追求目標。[46]

　　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于這類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對于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后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原詩》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44]

　　教育

　　韓愈交談圖韓愈三進國子監，任博士一職，后又任國子監祭酒。他力改恥為人師之風，廣招后學，親授學業，留下了論說師道激勵后世和提攜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論文中，他強調了求師的重要性，認為只要是有學問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47-48]

　　思想

　　韓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韓愈。他在儒學式微，釋、道盛行之際，力辟佛、老，致力于復興儒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其實就是復興儒學的重要手段。[49]

　　政治

　　韓愈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對于韓愈對待藩鎮割據的態度，學者郭預衡指出：韓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傾向是“反對藩鎮割據，而歌頌平叛的勝利；贊揚主戰派，而批評主和派”，認為“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堅定立場，不應因為碑文少寫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貶低”，而且他“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還不僅表現在平定淮西的一時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貫穿著這個思想。”[50]

　　史學

　　唐人稱韓愈有史家的筆力，他撰有《順宗實錄》5卷，是韓愈在韋處厚所撰3卷《順宗實錄》基礎上改寫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備書，茍關于時，無所不錄。” 從實錄可看出他對宮市之斥責，對鹽鐵使進奉的批判，對京兆尹李實罪行的揭露等等，說明表狀所言，符合實情。

　　《順宗實錄》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對，原因是“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二人上前屢言不實。” 于是“累朝有詔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寫，幾經曲折，終于遵照旨意，將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詳正刊去”。[51]

　　歷史評價

　　唐

　　裴度：昌黎韓愈，仆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52]

　　白居易：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班固）、馬（司馬遷）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茍。[53]

　　皇甫湜：先生之武，襲蹈圣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靦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升乃頹，群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遍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54]

　　韓愈題跋全身像[55]李翱：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柳宗元）、劉賓客夢得（劉禹錫）耳。

　　劉禹錫：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為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為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馀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土。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56]

　　趙德：昌黎公，圣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周公）、孔（孔子）、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老子）、莊（莊子）、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57]

　　裴敬：以文稱者，若陳拾遺（陳子昂）、蘇司業（蘇源明）、元容州（元結）、蕭蘇曹、韓吏部之類。[58]

　　司空圖：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于大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59]

　　五代

　　劉昫：①韓、李（李翱）二文公，于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60]②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翱揮翰，語切典墳。[60]

　　兩宋

　　韓琦：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眥為謗。[61]

　　歐陽修：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余嘗與圣俞（梅堯臣）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62]

　　宋祁：①大歷、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63]②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崿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樸，刬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圣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圣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圣，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64]③柳柳州（柳宗元）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諸己。[65]

　　蘇洵：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66]

　　沈括：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里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67]

　　呂惠卿：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67]

　　蘇軾：①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68]②子美（杜甫）之詩，退之之文，魯公（顏真卿）之書，皆集大成者也。[69]③唐之古文，自韓愈始。[70]④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71]

　　韓愈題跋版畫像[72]蘇轍：①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于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于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于不遇。[73]②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74]

　　陳師道：①退之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69]②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69]

　　黃庭堅：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70]

　　秦觀：鉤莊（莊子）、列（列子）之微，挾蘇（蘇秦）、張（張儀）之辯，摭遷（司馬遷）、固（班固）之實，獵屈（屈原）、宋（宋玉）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于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70]

　　王讜：元和已后，文筆學奇于韓愈，學澀于樊宗師。[75]

　　蔡啟：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76]

　　惠洪：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67]

　　葛立方：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之功。

　　胡仔：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臂之樊候冠佩，微露粗疏。[77]

　　劉珙：此五君子（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于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78]

　　張戒：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為退之于詩本無所得。……退之詩大抵才氣有余，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涌，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為故，然二豪不并立，當屈退之第三。[74]

　　羅大經：韓、柳文多相似，……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漢東，于破筐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79]

　　敖陶孫：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80]

　　趙秉文：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然后古今之變盡矣。[81]

　　劉黻：斯文久矣嘆荊榛，一疏披忠徹紫宸。不忍中原淪左袵，甘尋南土作累臣。鄒軻以后功何遜，魯道于今脈尚新。宇宙欲昏星斗落，空山韓木亦悲春。

　　陳普：楊墨蛇龍本一區，大顛便是惡溪魚。退之也是無操守，一貶便陳封禪書。[82]

　　徐鈞：排斥異端尊孔孟，推原人性勝荀楊。平生膽氣尤奇偉，何止文章日月光。[83]

　　元明清

　　陶宗儀：通六經百家學，作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表里。[84]

　　辛文房：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圣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艷，毫發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為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固無辭足以贊述云。至若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撐決于天地之垠，詞鋒學浪，先有定價也。[85]

　　高棅：今觀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經，搜羅百氏，其詩聘駕氣勢，嶄絕崛強，若掀雷決電，千夫萬騎，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86]

　　王祎：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歐陽修），論政事則陸宣公（陸贄）、范文正公（范仲淹）而已。[87]

　　羅貫中：韓愈佛骨一表，忠諒有余，功齊孟子而力倍。然終不能移憲宗之惑者，蓋不探其本，而直以事佛得禍為言也。豈不惜哉。[88]

　　孫承恩：道喪文衰，子克振起。排斥老佛，發揮洙泗。并包百家，源委六經。北斗泰山，百世爾承。[89]

　　薛應旗：陸贄、韓愈不久于朝，唐之所以雜夷也。[90]

　　王世貞：韓公于碑志之類最為雄奇，有氣力，亦甚古，而間有未脫蹊徑者，在欲求勝古而不能勝之，舍而就巳而未盡舍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及晁（晁錯）、賈（賈誼），談理不及衡（張衡）、向（劉向）。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司馬遷）遺意，而至于有所干請于人，則詞漫而氣亦屈。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際，終亦不落節也。第所謂原者，僅一《原道》，而所謂辨者，僅一《諱辨》，其巳不作可也。蓋公于六經之學甚淺，而于佛氏之書更鹵莾，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謂之文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91]

　　鐘惺：唐文奇碎，而退之舂融，志在挽回。唐詩淹雅，而退之艱奧，意專出脫。詩文出一手，彼此猶不相襲，真持世特識也。至其樂府，諷刺寄托，深婉忠厚，真正風雅。[92]

　　許學夷：①唐人之詩，皆由于悟入，得于造詣。若退之五七言古，雖奇險豪縱，快心露骨，實自才力強大得之，固不假悟入，亦不假造詣也。然詳而論之，五言最工，而七言稍遜。②退之五七言古，字句奇險，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無扭捏牽率之態。[93]

　　胡震亨：韓公挺負詩力，所少韻致，出處既掉運不靈，更以儲才獨富，故犯惡韻斗奇，不加棟擇，遂致叢雜難觀，得妙筆汰用，瑰寶自出。第以為類押韻之文者過。[94]

　　王夫之：穆宗在位四年耳，以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95]

　　葉燮：①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96]②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棱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獨善于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③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為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

　　錢良擇：唐自李杜崛起，盡翻六朝窠臼，文章能事已盡，無可變化矣。昌黎生其后，乃盡廢前人之法，而創為奇辟拙拗之語，遂開千古未有之面目。[97]

　　沈德潛：①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學間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涂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圣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涂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斂手。[98]②善使才音當留其不盡，昌黎詩不免好盡。要之，意歸于正，規模宏闊，骨格整頓，原本雅頌，而不規規于風人也。品為大家，誰曰不宜？[99]

　　薛雪：韓昌黎學力正大，俯視群蒙；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惡太嚴，進不獲用，而愛才若渴，退不獨善，嘗謂直接孔孟薪傳，信不誣也。[100]

　　乾隆帝：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詩亦卓絕千古。論者常以文掩其詩，甚或謂于詩本無解處。夫唐人以詩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謂韓文重于韓詩可也，直斥其詩為不工，則群兒之愚也。……其生平論詩專主李杜，而于治水之航，磨天之刃，慷慨追慕，誠欲效其震蕩乾坤，陵暴萬類，而后得盡吐其奇杰之氣。其視清微淡遠，雅詠溫恭，殊不足以盡吾才，然偶一為之，余力亦足以相及。……今試取韓詩讀之，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不減于李。其渾涵汪茫，千匯萬狀，誠不減于杜。而風骨峻嶒，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則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101]

　　趙翼：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轉失之矣。[102]

　　馬允剛：韓昌黎在唐之中葉，不屑趨時，獨追蹤李杜。今其詩五七言古，直逼少陵，余體亦皆硬筆屈盤，力大氣雄，而用意一歸于正，得雅頌之遺，有典誥之質，非同時柳子厚、劉夢得所能及，鼎足李杜，非過論也。[103]

　　陳沆：謂昌黎以文為詩者，此不知韓者也。謂昌黎無近文之詩者，此不知詩者也。……當知昌黎不特約六經以為文，亦直約風騷以成詩。[104]

　　方東樹：①韓公當知其“如潮”處，非但義理層見疊出，其筆勢涌出，讀之攔不住，望之不可極，測之來去無端涯，不可窮，不可竭。當思其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岳，奇崛戰斗鬼神，而又無不文從字順，各識其職，所謂“妥貼力排奡”也。[105]②韓公詩，文體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氣韻沈酣，筆勢弛驟，波瀾老成，意象曠達，句字奇警，獨步千古，與元氣侔。[105]③韓公筆力強，造語奇，取境闊，蓄勢遠，用法變化而深嚴，橫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間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105]④韓詩無一句猶人，又恢張處多，頓挫處多。韓詩雖縱橫變化不逮李杜，而規摩堂廡，彌見闊大。[105]

　　近現代

　　曾國藩：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

　　劉熙載：①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106]②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106]③昌黎七古出于《招隱士》，當于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于《桕梁》，猶未之盡。[106]④昌黎詩往往以丑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106]

　　施補華：①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妥帖排奡，開張處過于少陵，而變化不及。中唐以后，漸近薄弱，得退之而中興。[107]②韓孟聯句，字字生造，為古來所未有，學者不可不窮其變。[107]③七古盛唐以后，繼少陵而霸者，唯有韓公。韓公七古，殊有雄強奇杰之氣，微嫌少變化耳。[107]④少陵七古，多用對偶；退之七古，多用單行。退之筆力雄勁，單行亦不嫌弱，終覺鈐刺處太少。[107]⑤少陵七古，間用比興；退之則純是賦。[107]

　　張竹樵：昌黎詩筆恢張時不遺賈島、孟郊，故人皆山斗仰之。[108]

　　丁儀：其詩格律嚴密，精于古韻。全集所載，《琴操》最佳。古詩硬語盤空，奇崛可喜，唯以才氣自雄，排闔過甚，轉覺為累，又善押強韻，故時傷于粗險。詩至漢魏以降，屬文敘事，或取一端，以簡為資，頗不尚奇。及盛唐諸人開拓意境，始為鋪張，然亦略工點綴，未以此為能事也。至愈而務其極，虛實互用，類以文法為詩，反復馳騁，以多為勝，篇什過長，辭旨繁冗，或失之粗率。其律詩典雅，則仍大歷之舊，較之古詩，而目全非矣。絕句以五言為勝，七言質實，故少風致，綜其敝則務在必勝，故時有過火語。令人莫耐。《潼關》之作，格尤凡下。趙宋詩人，每宗師之，取法乎中，則斯下矣。[109]

　　宋育仁：其源出于陸士衡，而隳其體貌。盤空硬語，抉奧險詞，雅音璆然，獨造雄占。郊、島、盧同，相與并作。五言長篇，嫌見排比之跡耳。[110]

　　毛澤東認為，文學作品，包括詩，不要把話說盡了，而韓愈的文章和詩就是把話講完了。[111]

　　潘向黎：作為作家，他敢為風氣之先，為文為詩氣勢磅礴；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人”，他剛直敢任，人格偉岸，誠為偉丈夫。如此人中鸞鳳，卻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極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許多細微樂趣或煩惱，而且有幽默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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