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人品

　　韓愈是在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有著較大影響的人,對韓愈的研究必須基于當時社會背景的客觀把握,并要結合中唐的審美時尚和韓愈自身曲折的人生經歷,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韓愈是中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世稱韓昌黎,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無論是對他的人品還是詩品的評價,自古就有分歧。就人品而言,蘇軾稱贊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薛雪稱頌他“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薛雪《一瓢詩話》)。而司馬光則在不少文章中都對韓愈有微詞,其《顏樂亭頌》中的批評尤為集中:

　　“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后進之士,玄為前后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米仆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哉!”

　　朱熹對韓愈的評價是:

　　“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至于其做官臨政,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兩種評論,各走極端。如何全面、具體、歷史地評價韓愈的人品及其在詩文中的表現,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 關于韓愈的人生價值取向

　　韓愈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父親韓仲卿、叔父韓紳卿都有著鮮明的庶族地主立場,為官正直。李白在《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中說韓愈父親仲卿調補武昌令時,使“奸吏束手,豪宗側目”;叔父韓紳卿任涇陽令時,也是“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出身在這樣的家庭的韓愈,很小就接受了儒家思想,他天性聰慧、讀書刻苦,“六經”、“諸子”精通,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不甘窮厄,汲汲于功名富貴。韓愈三歲喪父,母親身份不明,早逝或改嫁均無記載,賴長兄韓會撫養長大,十歲時韓會受黨爭的牽連貶官韶州,兩年后韓會病逝韶州。韓愈隨寡嫂鄭氏北歸河陽,旋又因河南發生潘鎮叛亂,避居江南的宣州。這些慘痛經歷,促使韓愈形成了倔強內斂、重于名利的性格和偏狹躁郁的氣質。我們通過他的著作以及史料筆記的記載,不難發現他把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局限在做官上,形成了官本位的人生價值觀,具有強烈的出仕之欲望。另一方面,韓愈一生所追求的目標是“行道”,立志要繼承孔孟以來的儒學傳統,做一個大儒,把圣賢人格作為自己自修和繼承的目的,憑自己的才華和能力干一番事業。其中《贈族侄》所說的“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反映出他早年不同尋常的抱負;《出門》詩:“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寫他入長安初涉世時孤獨沉悶的心緒,決心用古訓來鼓勵自己堅持走正確的人生道路,用精神力量對抗現實的腐朽。韓愈早年這種對自我才能的強烈自信,對建功立業的滿腔豪情,對力挽中唐道德頹喪之勢的執著用世意識,并不是狂妄可笑的表現,而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這正是韓愈“舍我其誰”的歷史使命感與積極用世心態的形象概括。

　　二 韓愈的干謁及與權宦的關系評價

　　韓愈十九歲時,在飽經親人吊喪之痛后,肩負著光大門庭的重任,辭別在宣州的家人,踏上了長安求仕的道路。從政對于他來說不只是實現理想的途徑,而且是謀求生存所需的手段。他在落第后困守長安、生計窘迫并渴望有人引薦時所寫的詩文如《上宰相書》、《應科目時與人書》、《與于襄陽書》等,被人斥為“貪權媚貴”、“急功近利”。從當時環境和歷史條件看,是有失公允的。

　　有唐一代,實行科舉制度,但并不徹底,朝廷取士實際上是科舉與薦舉并存。薦舉是指在官員或權貴的薦送下,朝廷不經考試而直接錄用的人才。唐太宗時,馬周就是西游長安時經中郎將常何薦舉入仕為官并終至宰相的。薦舉首先要經過干謁權貴,士子須通過詩文讓權貴了解自己,由于士子干謁時處于下風,不能不向權貴低頭,所謂的文人的氣節風度是暫時顧不上的,為了達到被引薦的功利目的,只好自覺貶值,承受人格、個性的委屈、壓抑甚至扭曲。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困居長安十年的杜甫不得不“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身有“傲骨”的李白,到晚年陷入困境時所寫的《贈崔咨議》、《天馬歌》等,都是直接乞求對方悲憫引薦,獲得一官半職。

　　韓愈始終以干謁為恥,多年后回想起來仍覺羞愧難當。韓愈曾在《與李翱書》說自己當時的處境比顏回還窮,又沒有誰可以依靠,不謀求一官半職難以養家糊口,當然不能像司馬光那樣奢談“失節”與否的。韓愈在干謁時始終堅持了三點:一是不到權貴府上去“搖尾乞憐”,這點杜甫還做不到;二是堅持“儒服者”之禮,維持了讀書人最起碼的操守;三是以自己為例,希望有健全國家發現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他在《三上宰相書》里表現出來的執著信念,強烈的參政意識和勇于自薦自舉的膽略并不是他的缺點,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閃光點。

　　韓愈曾作《上李尚書書》,企圖為仕進創造客觀條件,從宋代至今都受到不少學者指責,認為他在書中對京兆尹李實盡情贊頌,充滿諛詞。筆者個人認為這種指責有片面性,因為李實當時任司農少卿,又是宗室,且偽裝得很好,半年后才暴露其惡跡,韓愈不可能預料得到。韓愈后來上書《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矛頭直指李實,并因此被貶到偏遠的陽山,恰恰反映他不懼權勢、敢做敢為的性格。

　　三 韓愈的政治理想和對待國計民生的心態

　　韓愈在政治上主張對人民實行仁政,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原道》),反對繁賦苛征,關心人民疾苦。他一生五次任地方官,均有惠于當地人民。他被貶陽山和潮州時,大力傳播中原文化,“出己俸百千”興教辦學,千百年來受人崇敬追思。在袁州任刺史時,放免了七百三十一個奴仆。他多次揭露貪官污吏,主張任賢、屯田、改革幣制和鹽政,主張減免賦稅。他的詩《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都是改革弊政、為民請命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是繼承了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

　　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史書認為他“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有愛在民”(《新唐書・韓愈傳》)。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韓愈支持宰相裴度平叛,上書《論淮西事宜狀》,擔任行軍司馬,在平定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叛亂中起了較為重要的作用,唐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鎮州軍叛亂,朝廷軍隊被叛軍包圍,戰爭形勢對朝廷極為不利。韓愈奉命為宣慰使,不顧年事已高,冒著生命危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平息了事態。

　　唐代中期,佛教蠹國殃民,耗財害政,麻痹人的靈魂。韓愈冒死上書皇帝,撰寫了《論佛骨表》,建議皇帝將盅惑民心、罪惡無窮的佛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并表現自己要獨立承擔因毀掉佛骨之后而可能帶來的一切殃咎禍崇。他因此觸怒了憲宗,被貶潮州。

　　韓愈一生,一直反對宦官專權,與他們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寫的《上鄭尚書相公啟》中,曾公開說他“日與宦者為敵”。他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時,就曾殺了一批不法的僧尼道士,激起了宦官對他的極大不滿和攻擊,并因此降職為河南令。韓愈對宦官的政治態度,在他修撰的《順宗實錄》中反映得尤為鮮明,書中以大量篇幅,直書宦官劣跡,揭露了宦官手下的流氓無賴的丑惡行徑,這在宦官專權的時代,是需要極大勇氣和決心的。因為這意味著要冒丟官甚至殺頭的風險。

　　韓愈曾作《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有人責備其趨附宦官勢力,從當時情況看也不屬實。韓愈初到董晉幕府中做觀察推官,遇上已有較高職位的宦官俱文珍要上調進京,董晉設宴送別,令韓愈寫詩作序相送,純粹是官場應酬文章,不能就因此斷定他諂事宦官,缺乏文德。

　　從上述可知,韓愈應是一個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司馬光和朱熹的評價有失歷史真實。

　　至于韓愈反對王叔文集團及“永貞革新”,確實是錯誤的。這可能與韓愈個人恩怨與宗派情緒有關,被貶潮州時他所寫的《永貞行》詩和《潮州刺史謝上表》文,一則攻擊“永貞革新”,二則上表謝罪,委曲求憐。他這樣做,很可能是出自渴望改變自己當時貶謫處境的自私心態和政治需要有關,當然也是一種生存智慧。

　　四 關于韓愈交友教子的原則以及對世俗生活的心態

　　韓愈非常重視友情,獎掖后進不遺余力。韓愈與柳宗元、劉禹錫雖然政見不同,甚至有過誤解,但一直保持著真摯的友誼。韓愈專門撰寫了《馬說》一文,舉薦了大量德才兼備的寒士,如孟郊、賈島等。他不顧流俗,作有《師說》,以師道自居,振興儒學,充滿了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形成了弟子盈門的局面。

　　有人指出韓愈寫了大量的墓志銘,替人歌頌功德,并收取一定的錢財,稱之為“諛墓”。為此,仇永明先生撰寫了《韓愈諛墓辨》、李光富先生撰寫了《論韓愈并不諛墓》,兩位先生通過細致的考辨,指出韓愈并未“諛墓”。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既非“諛墓”,也不是為了錢財。今天看來,韓愈撰寫這類碑志文章約70余篇,多半符合事實,約20余篇有溢美之詞,這主要與墓志銘這種文體本身有關。墓碑、墓志等銘幽之文,一般應死者家屬或門生故吏請求而作,作者一般接受潤筆(金錢或禮品)之資,勢必隱惡揚善,甚至無中生有地對死者進行歌頌。古已有之,不獨唐代。韓愈在給某些達官貴人所寫的碑志中,確實有些內容不盡真實的情況,這主要有兩類:一是被敘述的對象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人物,但稱譽過當,有失實之處。他在《衢州徐偃王廟碑》里說:“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諸侯,―出于仁義”。其實,徐偃王行仁義,國謀得到人民和四方諸侯的支持而割據一方。他曾帥九夷以伐宗周,說明他是有政治野心的。韓愈對他過分頌揚,這在當時藩鎮割據的情況下,是不適宜的。二是被敘述的對象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韓愈憑個人好感給予肯定或頌揚。如韓宏在平定淮西的戰役中,任淮西諸軍都統,卻樂于自擅,欲倚賊自重,作戰懈怠,并沒有作出巨大貢獻,韓愈卻把他描敘得和“純臣”一般,顯然就有“諛墓”之嫌了。事實上,韓愈是個性格非常復雜的人。至于收取一定錢財,也不能一概冠之為“貪財”,因為當時習俗確實如此。《新唐書・韓愈列傳》中記載他:“與人交,終始不少變。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后者,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說明韓愈是個重情義、重承諾的人,否則就不會有那么多親友托孤于他了。

　　唐代的兩性關系比較開放,官吏士子可擁有除正妻外的其他女性,唐代對游妓無禁令,眾多士子都與歌妓一定交往,并且成為時尚。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等人就是如此,還留下了一些關于私生活的詩詞作品。我們不能因為韓愈的《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詩中寫有“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就認為他是夸耀他和小妾的私生活是“溺色”,也不能因為他與歌妓交往就是“貪色”。事實上,士子與歌妓的交往有著十分復雜的心態,關于這個問題,讀者可以查閱李劍亮先生著的《唐宋詞與唐宋歌妓制度》,以及沈松勤先生著的《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即使如此,韓愈不隱藏他的世俗生活,不美化他的庸俗,這正是他的率真處。

　　總之,韓愈的人品高潔,正直坦誠,盡管他的身上還有許多缺點,但瑕不掩玉。聞一多先生曾經將他比為魯迅,看來亦有一定道理。韓愈以自己杰出的創作成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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