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風格

　　在現實生活或工作學習中，大家都對那些朗朗上口的詩歌很是熟悉吧，詩歌具有音韻和諧，節奏鮮明，讀起來朗朗上口的特點。詩歌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杜甫詩歌風格，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

　　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拓展：杜甫詩歌的詩史性質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并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銳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持不同的態度。他對于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后園山腳》；對于平息叛亂,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么，歌頌什么，都很鮮明。也有些關于戰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地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戰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面，戰士如何善于戰斗，勇于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

　　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系自己，也聯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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