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李白與情圣杜甫的情義

時間：2024-08-21 14:59:30 杜甫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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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李白與情圣杜甫的情義

　　方舟子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李白被唐明皇賜金放還，由長安來到了東都洛陽，時年四十四歲。而三十三歲的杜甫自從十年前考試不第后，就一直在外游歷，恰好也在這時漫游到了洛陽。這兩位大詩人的相遇，乃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一刻，或許只有老子與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過是于史無證的傳說，李杜相遇卻是史有明文：“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新唐書·杜甫傳》中的這段話，其實是從杜詩《遣懷》中抄來的：“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爐。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觀平蕪。”我們現在對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也全都來自號稱“詩史”的杜詩。

浪子李白與情圣杜甫的情義

　　聞一多曾把這一次的相遇，比之為太陽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誰是太陽誰是月亮呢?這時候的李白，雖然已丟掉了御用詩人的寶座，卻仍然是欽定的桂冠詩人，詩名滿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卻出道不久，詩名未就，《新唐書》說他已與李白齊名，是完全不確的。李杜齊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輕的杜甫能與這位大名人論交，其受寵若驚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概是很有幾分仙風道骨的，所以杜甫對他的第一印象，也象賀知章一樣，驚為謫仙人，也學著求仙訪道，“相期拾瑤草”(《贈李白》)了。當年的秋天，他們連同高適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適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齊、魯。“余亦東蒙客，憐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如此親密無間，倘擱在今日，就有同性戀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長安再求功名，李白則南下漫游，一個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樹”，一個漂游猶如“江東日暮云”(《春日憶李白》)，從此兩人再也沒有見面。

　　現傳一千多首李詩中，只有四首與杜甫有關。其中《戲贈杜甫》不見于集中，從內容、文字上看，定是偽托無疑。《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中的“杜補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懷疑(杜甫當時并無官職，也非“補闕”)，所以可以確定的，其實只有兩首。

　　李杜同游齊魯時，李白暫到魯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詩云：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

　　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

　　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寫到了最后一句，才算是表達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們如果多讀幾首李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云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就會發現“思君若汶水”云云，不過是李白贈詩所慣用的套路，對誰都可以順手來這么一下，這樣的思念，也就象“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變得廉價起來。

　　另一首，則是杜甫西赴長安時，李白敷衍了事的贈別：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

　　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

　　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魯郡東石門送杜甫》

　　面對著離別，他所念念不忘的不過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干了這杯再說吧，此外就沒有別的意思了。郭沫若辯解說“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也就是杜甫《春日憶李白》中所說的“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但杜甫強調的是“細論文”，“一樽酒”不過是佐料，而李白卻是為酒而酒，何嘗提及其它?原來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離別之后，李白就把杜甫置之腦后，完全忘懷了，在他以后的詩中，再也無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對這段僅一年多的交誼的記憶，卻是逾久彌新。現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詩中，與李白有關的有二十來首，其中直接寄贈、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這些都是嘔心瀝血、情真意切的名作。這些詩中，有對李白的綿綿思念：“終朝獨爾思”、“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乃至于“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有對李詩的具體評價：“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有對李白成就的極度推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雖然他此時的詩藝其實已超過了李白;有對李白生不逢辰、懷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渾然忘了自己其實更為憔悴。

　　天寶十五載，李白從廬山下來，參加了永王起兵與肅宗爭奪皇位的行動，事敗后他說是“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乃是被脅迫的，忘了自己曾經得意洋洋地吹噓過“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作《永王東巡歌》至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協從反叛，也并不怎樣的冤枉。謀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這樣的患難中才能見出真情，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卻盡力為之開脫：“處士禰衡后，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薏苡謗何頻!”是說李白之下山從永王，乃是為生活所迫要討碗飯吃，并非有什么野心;“蘇武元還漢，黃公豈事秦?”，說的是如蘇武欲歸漢，夏黃公不事秦始皇一樣，李白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追隨永王;乃至于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能有這樣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來的福氣。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時，遇赦放還。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卻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無，積想成夢，于是就有了收入《唐詩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夢李白二首》和《天末懷李白》，詩中處處為李白的安危設身處地地著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詩歌史上很是罕見。以后打聽到李白的住所，又寫了長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對李白的一生經歷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體而微的李白評傳。我們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這首贈詩，但杜甫沒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卻是肯定的，因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無李白消息”而做《不見》，這時李白也許已經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懷》二詩中回憶著當年與李白的交誼，這一份情誼，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象一個浪子，往好處說是超脫豁達，說難聽的則是無情無義。他對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說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丟了皇位的時候，他卻做《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極盡譏誚挖苦之能事;對家鄉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里;對妻子無情：“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別內赴征》)，“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南陵別兒童入京》);對情人呢，想的不過是“何由一相見，滅燭脫羅衣”(《寄遠》)的肉麻。對這樣的人，我們實在不能指望他對朋友能有什么深情厚誼。有這樣的人格，也很難留下多少能與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詩只宜讀那幾首名篇，倘若不幸捧著全集來讀，就難免要越讀越失望。龔自珍就是因為失望，而斷言現存李詩中只有一百多首是真的，其它的全是偽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婦人與酒”(王安石語)的華而不實、空洞無物的詩，別人確實也作得、模仿得，而無需仰仗太白的高才。

　　杜甫卻是個多情種子。同樣對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譏誚挖苦，杜甫卻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哀江頭》)對落難的王孫(《哀王孫》)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別)，即使陌不相識也都抱著“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懷，對于妻子兒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自然更是無不愛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遠方”和“有妹有妹在鐘離”兩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飯不忘君”，不知他每飯不忘親，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聽他說“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堂成》)，再讀讀他的《縛雞行》、《義鶻行》、《觀打魚歌》、《又觀打魚歌》，其對草木魚蟲鳥獸的一片愛心躍然紙上，也就不難明白為什么仇兆鰲說他“愛物幾于齊物”了。所謂的忠君愛國，不過是對天地萬物的大愛的邏輯結果，梁啟超封他為“情圣”，恰如其分。沒有如此多情的心靈，絕寫不出那般郁抑頓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詩，大都是發自內心的血淚相迸的產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別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藥里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酬郭十五判官》)，寫詩寫到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詩界熱烈的太陽，而李白卻是冰冷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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