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死亡之謎

　　杜甫被譽為詩圣,成就無人可及,但最悲慘的,還是他的死,由于過度饑餓,暴食酒肉,竟搭上了性命。

　　關于杜甫的死,新舊唐書均有明確記載,且對死因的說法相當一致,不同的是《新唐書》的記載更詳細:“大歷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夕)卒,年五十九。”

　　后人描述的具體情形是,杜甫出四川沿水路前往郴州投奔親戚,途經耒陽的方田驛時,遭遇大水,杜甫的孤船被困江上不得行走,一困就是10天。要說耽誤點時間也不算什么,反正沒急務公干,要命的是吃的沒了,一頓兩頓可以忍受,但幾天不進食怎么受得了呢?老邁體弱的杜甫處境可想而知。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詩圣的不幸遭遇被耒陽縣的聶縣令知道了,這個地方父母官立即實施愛心救援行動,先從洪水中救出杜甫,再遣人給饑腸轆轆的他送來香噴噴的烤牛肉外加一壇白酒。估計聶縣令對詩圣的飲食喜好有所了解,故而才能投其所好――喝酒吃肉的確是詩圣平生的一大嗜好。

　　常言道饑不擇食,更何況面對美酒佳肴。快要餓瘋了的杜甫當即一頓暴食狂飲,長時間隱忍的食欲是滿足了,但可怕的危險也悄然而至。果然,他的消化系統承受不了如此突如其來的重負,當天夜里倒下后,再也沒能起來。他被酒肉奪去了生命,史稱“飫死耒陽”。現代醫學認為,暴飲暴食酒肉極易導致急性胰腺炎發作,重者可致死亡。由此推斷杜甫死于重癥胰腺炎也未可知。

　　不過,飫死之說對于這位詩壇領袖來說畢竟不好聽,所謂飫死,說白了就是撐死。于是,人們便換個角度進行研究。史學大師郭沫若就提出了食物中毒說:“聶縣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當多,杜甫一次沒有吃完。時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24小時至28小時初生之毒最為劇烈,使人神經麻痹、心臟惡化而致死。”并且在分析了杜甫當時的身體狀況后得出結論:“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盡管郭大師的中毒致死說和傳統的飫死說在致死原因上有很大不同,但并沒否認杜甫死于喝酒吃肉。所以,長期以來,杜甫死于美酒佳肴一直是杜甫之死的主流說法。

　　不過,學界也有另一種意見,指出新舊唐書對杜甫的死因記載皆沿襲唐人鄭處晦的《明皇雜錄・別錄》,而《明皇雜錄》系筆記小說,它講的故事,并不靠譜。認為杜甫是病死的,因為有人對杜甫的詩深入研究后發現,杜甫生前患有嚴重的消渴癥――糖尿病,正是這個“甜蜜殺手”奪走了杜甫的生命。然而病死說也是一種純粹的推測,并無確鑿的文獻依據。看來,在沒有科學定論之前,飫死之說還是不應該否定的,盡管它也有漏洞,但畢竟是上了正史的。

　　拓展閱讀：杜甫的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