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平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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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簡介及坎坷生平推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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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平的簡介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學習中，大家對杜甫都不陌生吧，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杜甫生平的簡介，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杜甫生平的簡介

　　杜甫生平簡介

　　杜甫(712—770)，祖籍襄陽，出生于鞏縣(在今河南省)，唐朝偉大詩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與“詩仙”李白并稱“大李杜”。

　　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卻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

　　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

　　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1]，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雖然杜甫在當朝不為世人所知，但經過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終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他的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安祿山與史思明)爆發后，他流亡顛沛，竟被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759)，他棄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世界文化名人。經歷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過程。因此，與詩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對國家的憂慮及對老百姓的困難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后世稱其杜工部。

　　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并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的詩篇流傳數量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

　　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杜甫的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曾祖父杜依藝曾任鞏令一職。祖父是初唐詩人杜審言官至膳部員外郎且有自己的自傳。父親杜閑有奉天令一職。青年時期，杜甫曾游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并兩次會見李白，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

　　【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 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后世稱為“詩圣”，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齊趙。之后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圣”的最后一次相見。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漂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杜甫死因】

　　多少年來，杜甫給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

　　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而且各執一詞，發人深思。

　　一、病死說

　　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于杜甫的死，書中是這樣寫的：“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頁)。

　　二、溺死

　　此說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后，后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并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的“硬傷”，唐玄宗死于寶應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賜死子美杜甫呢?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說源于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于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此說較為可信。杜甫的死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家人】

　　[妻子]

　　杜甫于30歲時，暫時中斷了在齊魯燕趙間的漫游，回到洛陽，在偃師縣西北的首陽山下筑就陸渾山莊，然后迎娶了弘農縣(天寶元年改靈寶縣)司農少卿楊怡之女為妻。司農少卿為主管農業和財政的副部長，與世代為官的杜甫家可謂門當戶對。妻子小他十多歲，想來是一位知書達理、聰慧賢淑的女子。遺憾的是杜甫并沒有用他的大手筆為愛妻立傳，甚至我們連楊氏夫人的名字也無從知曉，但杜詩中卻多處提及她，雖然片言只語，一鱗半爪，但從那飽蘸深情的筆墨中，我們對詩圣背后那個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偉大女性，還是不由得肅然起敬。

　　[子女]

　　育有兩子宗文、宗武，另有一女鳳兒。

　　【個人影響】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漢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

　　杜甫(公元712—公元770)，字子美，詩中常自稱少陵野老。他出生在鞏縣(今河南鞏義市)的一個“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但他一生經歷坎坷。

　　他七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他二十歲起，開始了先南游吳越，后游齊趙。十年壯游期間，他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開闊了他的視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詩歌也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唐玄宗天寶五年(公元746)，三十五歲的杜甫來到長安，第二年他參加了由唐玄宗下詔的應試，由于奸臣李林甫從中作梗，全體應試者無一人錄取。從此進取無門，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這也使他看到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

　　直到天寶十四年(公元755)，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職，負責看管兵甲倉庫。同年，“安史之亂”爆發，此時杜甫正在奉先(陜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屬安頓在富縣羌村(陜西境內)，只身投奔在靈武(甘肅省)即位的肅宗。途中被叛軍所俘，押到淪陷后的長安，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叛軍殺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難。直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四月，他才冒險逃到肅宗臨時駐地鳳翔(陜西省鳳翔縣)，授官左拾遺。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他屢遭貶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為他創作《春望》、《哀江頭》、《北征》和“三吏”、“ 三別” 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詩達到了現實主義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公元759年，他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兩年后，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詩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 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

　　【杜甫思想】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190。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生平介紹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杜甫生平介紹，希望對你有幫助。

　　杜甫(712～770)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

　　由于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在成都時被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他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他的生活從20歲后可分為四個時期。

　　漫游時期　從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游》）他在這兩次漫游里，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東的文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可能在這時與夫人楊氏結婚。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游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有時也議論時事，結下深厚的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這時唐王朝還強盛，倉廩相當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隱伏著不安定的危機。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并未正視。他過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獵的浪漫生活。他在這時期寫的詩，根據他自己的敘述，可能已有數百首，不過只有二十幾首流傳下來，主要是五言律詩和五言古體詩。其中雖有象《望岳》那樣不同凡響的作品，但總的說來，還沒有超越杜審言那一時期名詩人的水平。

　　長安時期　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到長安，目的是求得一個官職，有所建樹。天寶六載，玄宗詔征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都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于以“口蜜腹劍”著稱的中書令李林甫陰謀破壞，應試者沒有一人被選。天寶十載，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的贊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沒有下文。他不斷寫詩投贈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都毫無結果。最后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這已經是杜甫在長安的末期，安祿山叛亂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變了他在開元時期勵精圖治的優良政風，一任宰相貪污驕橫，邊將窮兵黷武，自己則在宮中尋歡作樂。人民受到的租稅與征役的殘酷剝削日益加劇。杜甫“嘗困于衣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陪伴他們詩酒寓游，取得少許資助。同時，他結交一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他的足跡從貧乏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競豪華的曲江走到征人出發必須經過的咸陽橋畔，仕途要求的失敗使他能客觀地認識統

　　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能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這兩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詩中得到反映。天寶十一載以后，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開始給當時的詩歌增添新的內容和新的表達方法。天寶十四載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幼子饑已卒”的家庭景況，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也標志著唐朝盛世最后的總結。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一百余首，其中優秀的詩篇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從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祿山起兵后，長驅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這時正在□州，他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賊中將近半年，看著莊嚴整飭的京城一片荒涼，生靈涂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后在陳陶、青坂兩處都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不久因為疏救房□，觸怒肅宗，竟遭到審訊。八月，他回到□州探視妻子，完成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長詩《北征》，描繪了旅途上凄涼的慘景和家境的貧窮，表達了對于當前局勢的意見。

　　這年九月，唐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肅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這時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內肅宗新貴與玄宗舊臣相斗爭的影響，外調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與長安永別。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后人簡稱為“三吏”、“三別”。

　　杜甫回到華州，已是初夏。這時關輔大饑，朝廷內李輔國專權，玄宗舊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棄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滿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艱難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社會政治、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上，朝廷對內喪失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力量，對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經濟上，由于連年戰亂，加上自然災害，農村一片蕭條，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反而有增無已，造成人口銳減，生產力降低。杜甫也親身經歷了十分錯綜復雜的變化：流亡、陷賊、在皇帝身邊任左拾遺、出貶華州、荒涼的洛陽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無論是人事關系或是自然環境，都有很大的懸殊。這樣的生活經歷比長安時期要豐富得多，也艱苦得多，因此產生的詩歌多種多樣，流傳下來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時期，從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歷五年(770)。11年內，杜甫在蜀中8年，在荊、湘3年。杜甫在夔州時說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后住過5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結束了四年流離轉徙的生活，得到一個棲身的處所。他離開了干戈擾攘、哀鴻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現出一片田園美景，花鳥蟲魚都好象對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勞苦憂患的生活，暫時得到休息，他也懷著無限的愛寫出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但他并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嚴武來成都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給過杜甫不少幫助。代宗寶應元年(762)七月，嚴武應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變，杜甫流亡到梓州、閬州。

　　寶應二年春，延續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驚喜欲狂，以為有希望回到洛陽，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迸發出內心的歡悅，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樂的高歌。但快樂只是曇花一現，國內混亂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十月間一度攻陷長安，杜甫對此表示無限的關切：“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早花》）他寫出許多首詩，陳述他的政治思想。

　　廣德二年(764)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嚴武舉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在成都節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嚴武允許了他的請求。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憑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領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結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個階段。

　　杜甫于九月到達云安，因病不能前進，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滿兩年，創作十分豐富，成詩四百余篇，占杜詩全部的七分之二強。詩中歌詠了夔州窮苦的勞動人民，描繪了這里險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動亂和對于長安、洛陽的思念，懷友憶舊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壞，瘧疾、肺病、風痹、糖尿病等不斷纏繞他。

　　杜甫因為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便在大歷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數月，在年底到達岳陽，寫出生動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歲晏行》。

　　大歷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兩年，他沒有定所，往來于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他在大歷五年冬死于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59歲。他逝世前寫出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中有句“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仍以國家的災難為念。杜甫死后，靈柩停厝在岳陽，43年后即憲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孫

　　子杜嗣業移葬于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在這11年內，寫詩1000余首，占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三強，大部分是近體詩——絕句和律詩，還有長篇排律。

　　詩歌創作，杜詩最顯著的特點是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的密切結合，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杜甫的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他一生所走過的路程，在藝術方面也達到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詩能使讀者“知其人”、“論其世”，起著“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并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銳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統治者的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

　　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持不同的態度。他對于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后園山腳》；對于平息叛亂，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么，歌頌什么，都很鮮明。也有些關于戰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地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戰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面，戰士如何善于戰斗，勇于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系自己，也聯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寫了一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筑、舞蹈、用具和農業生產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的氣氛，可以看作是有聲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書杜甫《秋興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的感情也較為淡泊，比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杜甫在長年的轉徙流離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開辟田畝，得到暫時的休息，因此對于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的動態進行了細膩的觀察，感到無限的熱愛，具有深刻的體會。如《屏跡》、《為農》、《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詩，從詩題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當時的心境。這類詩當然不能和前邊論述的詩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對于微小生物的愛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跡》)，喜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感到“花柳更無私”（《后游》）。

　　杜甫寫過一些懷念家屬、朋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懷念妻子的有陷賊時寫的《月夜》，懷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寫的《月夜憶舍弟》；在許多懷念朋友的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杜甫自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贈李白、憶李白、懷李白、夢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詩，有十余首之多，幾乎首首都顯示出對于李白深厚的情誼、熱烈的關懷和衷心的欽佩。

　　杜甫把詩看作是他終生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歲學詩，直到死亡前夕，沒有停止過寫詩，他從安史之亂起，至抵達成都前，在最艱苦的歲月里，寫出的詩歌思想內容最為深刻；他在夔州身體衰弱多病，寫作的數量最為眾多。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充滿愛國愛人民的政治熱情，在藝術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長自吟”（《解悶十二首》之七），說明他創作的嚴肅態度。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他繼承優良傳統、評騭古今詩人的主張。

　　杜甫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大大開拓了詩歌的領域。明代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簽》）這句話不盡符合事實，因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時事入詩的，但是象杜甫這樣深入民間，洞察時弊，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陶融在“驚人”的詩句里，卻是少有的。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杜詩鏡銓》卷五)這雖然是“三吏”、“三別”的評語，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詩篇。元稹給杜甫寫的《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里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話說得并不過分。

　　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最能駕馭詩的各種形式，并能使每種形式都得到新的發展。他在五言古體詩里善于記載艱苦的旅程、社會的萬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寫來十分生動，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語調的自然，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他在七言古體詩中擅長于抒寫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達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詩功力甚深，達到很高的成就，數量占杜詩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見于杜甫的漫游時期，七律名篇多產生在到達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煉，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揚。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檻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懷》、《宿江邊閣》、《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宿府》、《閣夜》、《詠懷古跡五首》、《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寫了許多五言排律，幾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展，如《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竟長達1000字。是除少數比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過多的典故，掩蓋了豐富的情感或填補了應酬之作內容的空虛。杜詩中的絕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內寫的。由于杜甫的古體詩和律詩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絕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反映蜀中的騷亂與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華，杜甫在絕句方面仍有不少貢獻。杜甫詩意圖軸清代張作

　　當然，杜甫也寫過一些投贈權貴、奉和應酬的比較無聊的詩。當他在長安充當貴族的“賓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職的時候，當他漂泊西南，為了衣食，不得不與地方官吏們相周旋的時候，所寫的一部分詩，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頌揚對方如何賢明，申述自己如何貧困，以乞求憐憫與恩賜，格調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詩集》

　　總的說來，杜甫是以饑寒之身永懷濟世之志，處窮困之境而無厭世思想；在詩歌藝術方面，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新和發展，給后代詩人以廣泛的影響。

　　杜甫在世時，他的詩歌并不為時人所重視，逝世40年以后，始見重于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運動，在文藝思想方面顯然受到杜詩的影響。李商隱近體詩中諷喻時事的名篇，在內容和藝術上都深得杜詩的精髓。宋代著名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對杜甫都推崇備至，他們的詩歌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傳統。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虜，囚居獄中，用杜甫五言詩句集詩200首，在《集杜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杜詩的影響所及，不局限于文藝范圍，更重要的是詩中愛國愛人民的精神感召著千百年來的廣大讀者，直到今天還有教育意義。

　　年少優游

　　杜甫因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時代曾數次漫游。十九歲時，他出游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他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杜甫遂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四載秋，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來稚子餓死。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鳳翔)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賴宰相張鎬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

　　杜甫在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兩年后，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詩人病死在衡陽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 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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