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烏鴉》的讀后感
《白雪烏鴉》這是一部以晚清哈爾濱鼠疫為題材的長篇作品。關于《白雪烏鴉》的讀后感要如何寫呢?
《白雪烏鴉》讀后感
一直喜歡遲子建的書，過往歲月在她的筆端流露出一股憂傷的堅強，讓人讀后心中一暖。
她的《白雪烏鴉》講述的是一場鼠疫大災難的故事。“天上下著大雪，又盤旋著烏鴉，每天有人死亡，傅家甸兩萬多人中死了五千多人。但死亡的另一面就是活力。面對疾病，不管怎么，人都要掙扎著活下去。生，確實是艱難的，誰都會經歷突如其來的災難、恐懼、死亡，唯一能戰勝這些的就是對生的渴望。”這正是遲子建想要傳達給我們的思想：只要有光，生命就不會絕望。
在書中，遲子建用了很多筆墨去寫人們如何去面對這場災難，死亡和生機是穿插其中的兩個主題。為盡孝道而陪母親殉葬的秦八碗，以決絕的方式死去的陳雪卿，還有那個可愛的孩子喜歲的死亡，無不彌漫著憂傷、壓抑的氣氛。但是，遲子建卻在這份沉重中，穿插進生命的活力和愛。那個馬車夫王春申對俄國女演員謝尼科娃的愛慕，還有傅百川對于晴秀的暗戀，她在告訴我們，即使面對困厄，生活也有它美好的一面。
在災難的籠罩下，無論是社會上層的大人物，還是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每個人都在艱難中前行跋涉。她用質樸的筆調把小人物身上微弱的人性光芒一點點放大，然后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生命的活力。正是依仗這種群體的活力，人們終于度過了鼠疫的難關。
遲子建最喜歡的作家是人道主義作家雨果，而她自己也是沿著這樣的一條路走下去。
《白雪烏鴉》內容簡介
小說講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爾濱鼠疫大爆發期間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這是日俄戰爭之后東北的一個小城區，俄羅斯人、日本人和中國人雜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滲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聯系之間。這種日常聯系，包括柴米油鹽，包括買賣交換，包括生老病死，包括愛恨情仇。突然，鼠疫攜帶著濃重的死亡氣息，幽靈般降臨了。
從老城的旅店開始，蔓延到家家戶戶，一座城瞬間陷入了恐慌。隨著疫情的蔓延，“人的命變得比煎餅都薄”，死亡一時間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著，整個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來了。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靜等其變，甚至不如將日子過得更為風生水起。
創作背景
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東北大鼠疫，最早出現在俄國境內，后經滿洲里蔓延至哈爾濱。這場由流民捕獵旱獺引發的災難，到了1910年底，呈現出失控狀態，哈爾濱的傅家甸尤甚。
《白雪烏鴉》的故事就發生在鼠疫肆虐的傅家甸，講述幾戶尋常人家在鼠疫來臨后經歷的種種悲歡離合。那個時期的傅家甸地區毫無生氣尤如地獄一般。于是作者遲子建根據這一事件創作了《白雪烏鴉》來表達心中的祝愿和祝福。
賞析
《白雪烏鴉》對于遲子建格外充滿挑戰。這是一部以晚清哈爾濱鼠疫為題材的長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襲擊之下，如何限制苦難、如何規劃苦難，在文本中延續作家一以貫之的溫情路線?某種意義上，這樣密集而正面襲來的苦難(鼠疫帶來的死亡與恐慌)，恰恰是研究遲子建溫情風格的最佳標本。從我隨手記下的四個關鍵詞，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處理“苦難”的四項技術。
日常化。小說從霜降時分寫起。客棧老板王春申一架輕便馬車，踢踢踏踏在哈爾濱城內打轉。原來他的正妻吳芬和小妾金蘭各自偷了漢子——小說從巴音和翟役生這樣的引子人物身上，把關系網架起。米店紀永和夫婦、醋店老板周家祖孫、燒鍋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隊入場。小說家平緩的敘述一開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軌道上——哈爾濱傅家甸區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長，構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領域。《白雪烏鴉》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為孫子的一句笑話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樣得養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盡。陳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圍之后拔槍自盡，風姿卓絕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齊之后從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將災難推到極致或過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籠罩天地的蠻橫大手，它必須承認自身的不足，必須與滾滾紅塵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僅如此，人物的唏噓與歡欣，時常溢出疫病的范圍。翟役生這樣的出宮太監，本是文本中社會地位最低者。鼠疫來臨時，他的心思始終圍繞著吳蘭、貓、宮中舊憶以及那條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歲樂觀地往返于住處與隔離區之間，笑聲不斷。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對日本藥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結束后坐在空蕩蕩的車上，依舊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謝尼科娃。
克制。描寫一種罕見的災變，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韁繩。遲子建并沒有過多放縱對災難的自由聯想，而是極力控制其殺傷力，甚至有意將之遮蔽起來。
死人的面容，缺乏細致的描繪。小說前段巴音的死，已然是全篇為數不多的直接表現死亡的場景——卻也不過是“面色青紫，口鼻有血跡，眼睛雖然睜著，但眼珠一轉不轉”。在迷戀死亡、畸形、殘暴的當代文壇，這樣的克制，是否格外搶眼?
無獨有偶，小說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場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別勾勒喜歲、周耀祖的死，金蘭、繼寶的死與謝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極簡略的方式一筆帶過。陳雪卿的自盡，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艷，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親獨自在異鄉人群，孤單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顯然要比視覺性地呈現剖腹場景要收斂得多。
進一步說，垂死者的心理空間，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長時間，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臺，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種種仇恨的策源地。對此當代作家靈感泉涌，遲子建卻棄之不顧。她并不進入這些可憐生物的內心世界，無論是喜歲、金蘭，或者秦八碗、謝尼科娃，都是喑啞的。在這一點上，我個人認為多少值得商榷。
相對于描寫死前發黑的面部、扭曲的身體與掙扎的靈魂，作家更喜歡走筆于晚清哈爾濱的城市空間。小說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風景描寫為開端。抒情的運筆，讓這些空間具有格外動人的`意味，好處在于沖淡尸體的呈現，也間斷了死亡主題的過分持續。
我們的疑問也隨之出現。疫病院、隔離區以及最后藏著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說中屢次提及，卻并沒有“貼近”去寫的三處空間(讀者僅僅跟隨喜歲和伍連德的腳步，有短暫的停留)。事實上，這三處空間仿佛三個黑洞，人只要進去了，就幾乎再也沒有出來過。小說家更愿意長時間停留在“外部”，沒有深入那骯臟、陰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釋放災難本身的創傷性。
除了場面、心理與城市空間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個維度的留白。作家所寫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員、醫生、日本人、俄國人)，實則同屬衣食無憂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親人的接濟下，不僅滿足溫飽，亦可時有牙祭。小說圍繞客棧老板、醋店老板、糧店老板為鉚釘打造的人物關系網，恰恰遺漏了都市貧民這一維度。大災大疫帶來的“大饑”與“大寒”，因為小說對貧困階級的遮蔽大為弱化。當然，貧民階級的引入，會不會沖破溫情情調，以至于最終威脅到小說需要抵達的結論?這可能是作者更關心的問題。
償付。小說家驅使鼠疫、災難或命運奪走的東西，會在文本的結尾處，以某種新的方式回歸。比如《逝川》，吉喜大媽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眾人悄悄贈予的淚魚中，得到了一定的補償。再比如《白銀那》，健碩的卡佳之死無疑是創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愛情，使逝去的美好重臨人間。
《白雪烏鴉》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過去了——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與寧靜的復歸。
伴隨結尾出現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說中的理想東北女人，順利生產。新生兒同樣取名“喜歲”，為的是紀念死去的兒子。傅家燒鍋半瘋的老板娘蘇秀蘭莫名懷孕，遮遮掩掩地延續了秦八碗的血脈，也無形中拯救了瀕臨倒閉的傅家燒鍋。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僅如此。青云書館的頭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卻繼承了糧店與陳雪卿的糖果店。糧店儲存的大豆幫助中國醬油店站住了腳跟，打擊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吳二家的，不敢再毆打繼英。最后，隨著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輕賤的翟役生終于獲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納。如同新生命的降臨一般，翟役生成為了傅家甸的新成員。
小說結尾，王春申拉著空車，行走在逝去的俄國美人曾經的必經之路上，在花圃邊他看見謝尼科娃的丈夫已經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讀者立刻會意——幸虧是謝尼科娃生前喜歡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厭惡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實，在與美智子的競爭中尼娜何以勝出，我們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釋是，死者長已矣，作者卻不忘給予她微薄卻實在的補償——不讓她的丈夫投入敵人的懷抱，而是讓他娶了一個亡妻認可的女子。
如此婉轉、隱晦與慈悲，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遲子建式的結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災”的同時，故意造成了“人禍”的缺席。鼠疫與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難之間并未形成“滾雪球”的聯合效應，相反，卻因彼此對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裝：紀永和與賀威的罪惡的“典妻”計劃，因為這兩個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從中作梗，更廣泛維度上的中日、中俄關系并未得到有機展開：加藤信夫對傅家燒鍋的收購行動，從未成功進行;王春申與俄國移民之間的關系，略嫌潦草。因為“人禍”的缺席，作家筆下的苦難盡管已經具備了時間的綿延性與持久性，然而稍欠縱深與推進。
另一方面，“恐懼”與“欲望”的缺席，也構成了災難的“自我消解”。也許有一批評論家會津津樂道于遲子建筆下人物的從容淡定。的確，鼠疫并非生活的全部，疫病可以染黑他們僵死的臉，卻不能讓尊嚴的心停止搏動。問題在于，過早抵達的從容，會不會使遲子建小說中的災難從誕生起，就面臨取消的命運?
恐懼，是災難的左手——敘事強度的維持，需要人物恐懼感的定時哺育。欲望，是災難敘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災難的必要條件。《白鹿原》的人們燃燒著怕與愛，無論是食、是權或者性，這都為他們彼此之間的傾軋絞殺與各色不幸提供了豐沛的動機。遲子建的處理方式卻截然不同：“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過天嗎?”金蘭說完，吩咐王春申多抱點柴火進來，說是吳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計得費柴火。”
是“堅韌”也好，是“隱忍”也罷。一個即將死去的人物告訴你，這不過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驚小怪，也不必小題大做。
小說家有意識地將苦難拉近“日常化”的層面，特意“遮蔽”苦難某些創痛性的棱角，積極主動地“償付”溫情，卻在不知不覺中，對苦難事先進行了“自我消解”。這樣的“溫情”無疑維系了小說家的風格，亦創造了災難敘事中少見的溫婉一脈。無疑，這是小說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學嘗試。
只是面對鼠疫這樣恐怖而莫可名狀的巨大災難，“溫情”是否會削平題材內在的獨特性?過分對視角進行限制，會否掩蓋貧困階層在災變之中的真實處境與獨特光輝?當然，這又是另外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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