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小說中自然景物敘寫的審美觀照

時間：2024-08-26 04:34:40 遲子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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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子建小說中自然景物敘寫的審美觀照

　　導語：遲子建豐富自足的小說作品，其實就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審美世界，而其中自然景物敘寫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審美元素。遲子建說：“我恰恰是由于對大自然無比鐘情，而生發了無數人生的感慨和遐想，靠著它們支撐我的藝術世界。”

遲子建小說中自然景物敘寫的審美觀照

　　審美表現：自然的陰柔之美

　　遲子建是“極地之女”，是漠河的自然風光養育了她，也熏陶、塑造了她的靈魂，使她成為黑土地永不倦怠的歌者。自然風光以極具詩意的形態出現在她的筆下，以靈性的風貌滲透在她的作品中，是形成她小說美學風格的重要因素。

　　在遲子建敘寫自然景物的文字中，我們感受到的美，多是一種東方傳統的陰柔之美。她喜歡月亮，喜歡晚霞，喜歡夕陽，喜歡江水……這些意象都是清麗柔婉的，正符合她那溫婉恬淡的個性特征，符合她的審美取向。在表達方式上，她也是濃淡適度，沉靜內斂的。她能活用各種修辭手法，生動地描繪出自然萬物的變化，實現文章的意境美。比喻是她常用的修辭方式，在早期小說中，兒童視角下的景物往往妙趣橫生，質樸憨厚。如月亮“圓圓的大盤上，像是涂滿了雞蛋黃”(《北極村童話》)，“細細的雨絲像一根根銀色的繡針”(《秧歌》)，略帶稚氣中彰顯樸素的本色。后期的文字逐漸趨于成熟，“如果說夕陽是一面金色的鼓的話，這些晚霞就是悠悠鼓聲了”(《額爾古納河右岸》)，“夕陽落得燦爛時，流溢的金光給人一種清新光艷的感覺，有如剝新鮮蜜橘時，四濺的汁液，帶著股說不出的芬芳” (《白雪烏鴉》)。文字的華麗度加重，但精美之中不失謹重。擬人手法造成的人化自然的效果，也被遲子建鐘愛。她故鄉的月光“喜歡選擇夏日的森林或者冬天的冰面來分娩它們的美麗”。(《原始風景》)晚霞“憂傷得仿佛在淚水中浸泡過”。(《原始風景》)天上的景物都具有了人的神韻，地下的景物更是活靈活現。黑龍江“像個失戀的人一樣總是把它濕漉漉的歌聲唱給我們”(《原始風景》)。金色的落葉“飛旋起來互相撞擊著，好像一群無憂無慮做游戲的孩子”(《秧歌》)。誰能說這里的自然景物沒有人的情態呢?它們完全像人一樣有喜怒哀樂，讓人迷戀、沉醉，也為小說營造了詩一般的氛圍。

　　遲子建在描述景物時，經常使用具有細微分辨力、表現力極強、色彩感極強的形容詞，這既可見作者對事物細致入微的感受力，也使讀者陶醉在極具繪畫美感的特殊情境中。如下面的文字：

　　“在卓霞眼里，天就仿佛是個大博物館，它的藏品呢，是變幻無窮的云。你從清晨的云里，能看出明黃色的碗;從正午的云里，能看出雪青色的瓷瓶;而從傍晚的云里，能看到嫣紅色的盤子。天推出的藏品一天一個樣，就說碗吧，昨天是氣派的高足碗，今天可能是樸拙的笠式碗;瓷瓶呢，昨天是長頸細口的，今天則是圓腹葫蘆頸的;盤子就更不用說了，昨天是深口的菱口盤，今天可能就是淺口的菊瓣盤。”(《鬼魅丹青》)

　　遲子建這段關于天際的描寫，仿佛就是立在我們面前的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從清晨的云是“碗”，到正午的云是“瓷瓶”，再到傍晚的云是“盤子”，我們仿佛跟隨作者一起領略了天際變幻。而不同的時間，云彩顏色也是迥異的。作品使用了“明黃”、“雪青”和“嫣紅”這些反差性強又柔和的顏色詞，使畫面色彩艷麗而又不失寧靜，映襯出整個天際的空明澄澈，形成了東方素樸古典的美學基調，烘托了優美的意境。

　　遲子建從獨特的美感體驗出發，運用多種感知手法，細膩地描繪自然，賦予筆下的月光、夕陽、晚霞、江水、云彩以鮮活的生命和形態，而這些有靈性的自然景物在遲子建的筆下溫婉恬淡，精巧樸素，多具有東方恬淡陰柔之美，與中國傳統溫柔敦厚的美學風格一脈相承。

　　審美情感：鄉愁與溫情的交融

　　把自然景物引入文學作品中，始于魏晉時代。宗白華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中曾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3]從魏晉時代開始，人們把帶著情感的眼光投射到外在的景物上，于是，自然景物成為人們的審美對象，同時無疑也寄托了人們的主觀精神，成為人們思想的物化。此后，自然景物和文學藝術就處在審美的互動關系中。在對文學作品進行審美觀照時，小說中的自然景物敘寫無疑成為一個重要的考察元素，而小說的自然景物，也借作者審美情感的滲入顯得熠熠動人。探究遲子建小說中自然景物陰柔之美的成因，挖掘作家的主體因素，則會發現這源于她的鄉愁與溫情觀。

　　遲子建筆下的自然景物，出現最多的是東北的月亮、太陽、晚霞、江水等，意象的選取折射出作家的情感傾向。借對故鄉景物的描繪，遲子建盡情抒發對故鄉的深深依戀。遲子建曾說：“沒有大自然的滋養，沒有我的故鄉，也就不會有我的文學。”[4]豐厚的土地給予她創作的靈感，茫茫的雪原、浩蕩的森林讓她博大寬容，寧靜悠遠的民風使她至真至情。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時，發表的獲獎感言仍然強調是那一片黑土地給她的文學世界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可見，對東北自然之景不斷地加以表現，既成為遲子建創作的底色，也標舉了她與故鄉的深層精神聯系。遲子建在《原始風景》中有過這樣動情的言語：“我曾經像一只鳥一樣在其中為自然的靈光歌唱過，也曾經像一只蒼蠅一樣在某一個角落嚶嚶哭鬧過，我朝拜那里的日光、雪光、天光，我不愿意我的筆在觸動它的神經時弄痛了它，不愿意我的筆在描述它的時候背離了它的本色和初始的聲音，我只企望我現在居身的地方能在暑熱的逼視下化為一只透明的風箏，牽著我重回舊地，重溫舊夢。”對故鄉的熱愛，使遲子建在描繪家鄉景物時，盡可能還原和逼真。即使她走出故土，她還是一次次地精神返鄉，深情追憶著那片土地上的日月江河、風霜雨雪。在遲子建的審美觀照中，故鄉并未因為時空距離而疏遠，當她伸出尋求安慰的手臂，觸摸故鄉母親那充滿愛意的肌膚時，滿眼必是溫婉、詩意的自然之景。　　遲子建筆下的自然景物敘寫，很少是“無我”的純自然景物，而多帶著濃郁的抒情色彩，有靈性，具詩意，彰顯出作家濃厚的人文關懷。這一方面是作家思鄉、戀鄉情結的流露，另一方面源于作家對文學功用的理解。現代社會的突進式發展造成的人類生存困境愈顯嚴重，混亂無序的社會生活，窮困無助的底層民眾，進入遲子建的文學視野，使其創作涌動著強烈的拯救意圖。但與一般社會寫實類的作家不同，遲子建在把這類內容納入審美觀照時，不是刻意渲染死亡和暴力，而是充滿了悲憫情懷，做到苦難中有詩意。她說：“我很少把人逼到死角，我寫這些人的惡肯定是生活當中存在的，可是連我都不知不覺，我到最后總要給他一點活路，讓他內心還留一點淚水，留一些柔軟的東西。”[5]有評論家曾認為，過于溫情的表述，阻礙了遲子建對人性挖掘的深度，其實，對人類真善美的堅定信念，使作家試圖以強化美和愛的方式拯救人類。遲子建說：“人在宇宙是個瞬間，而宇宙卻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會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蒼涼感，那么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這個蒼涼的世界上多給自己和他人一點溫暖。”[6]可見，對苦難人生的詩意描繪，是她的敘述策略，她對生活的不幸采取一種“抑”的手法，在不動聲色中極有分寸地抒發感情。這樣，遲子建對自然景物的書寫就在濃郁的懷鄉情結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悲憫意識，盡管小說中的景物描寫糅合了悲劇感懷和生存焦慮，但作者情感的流露是平緩的、節制的，小說顯得矜持而深沉，陰柔之美也更加凸顯。

　　在作家的審美世界中，審美表現是外在映現，審美情感是創作內驅力，作者把審美情感注入觀察對象身上，因此，透過作家筆下的自然景物，可以窺見寫作者的情感底蘊。遲子建筆下的自然景物所向東北鄉村，多呈現為溫婉陰柔的風格，恐怕正是因為融入了作家內在的懷鄉情結和溫情感受。

　　審美心靈：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融匯

　　一個作家的美學風格和審美情感在一定時期內是固定的，而這種美學風格和審美情感基于特定的文化傳統、社會背景、生活環境和作家的價值取向，遲子建對自然景物詩情畫意的描繪，對故鄉依依不舍的深情，對人間的大愛之情，對底層民眾的深切同情，都離不開作家的文化取向因素。深究這種詩化自然、脈脈情深的美學形態，則會看到作家在審美心靈上融匯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精髓。

　　遲子建的故鄉漠河，文化呈現出兼容性和開放性，儒家文化和民間文化同時共存，作為東北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已經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的集體無意識。遲子建在儒家文化的氛圍中成長，從小就接受著正統文化的影響。父母的教誨，學校的教育，日常的生活，都保證了儒家文化的傳遞，也促使生活于其中的作家，對傳統文化自覺吸納與認同。這在價值觀上表現為遲子建繼承了儒家文化“孝悌忠信”和以“仁”為本的“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的思想，從而形成強烈的懷鄉情結，憂國愛民的憂患意識和博施濟眾的仁愛之心，關注社會百態，悲憫民生疾苦。這種價值觀使她成為一個有強烈社會責任感，至真至情的知識分子，同時，中國傳統審美觀是在儒釋道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而來的，歷來講究溫柔敦厚的美學傳統。溫柔敦厚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是將儒家思想影響人們行為準則，進而應用于文學審美領域的風格體現。它要求做到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在情感和理智之間尋求恰當的平衡。從遲子建的文學創作風貌來看，以溫柔敦厚來概括其美學風格，是比較恰當的。遲子建小說中的自然景物敘寫，受到其蘊藉含蓄的情感影響，體現出一種溫婉優美、清麗恬淡的藝術特點，有東方傳統的陰柔之美，即使是抒發大悲大慟之感，也表現得克制深沉，彰顯著持久的精神魅力。

　　如果說，儒家文化滲入遲子建的骨子里，變成她的文化潛意識，那么民間文化則無孔不入地影響到她的日常生活。遲子建童年時代跟隨外祖母住在漠河，漠河地理位置偏僻，位于中國版圖的最北端，是中國緯度最高的縣份。這里一年四季的自然風光反差鮮明，無限神奇，使她領略了四季的驟變，看慣了萬物的興衰。遲子建曾說：“大自然的風云變幻所帶來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我對人生最初的認識，完全是從自然界的一些變化而感悟來的。比如我從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時我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了生命的從容。”[7]由于身處閉塞的邊疆，這里更多地保留了淳樸的民風。“他們是那么善良、隱忍、寬厚，愛意總是那么不經意地寫在他們的臉上，讓人覺得生活里到處是融融暖意。”[8]民間文化作為社會發展的潛流，寬厚平和，包容萬象，氣息已經內置于遲子建的體內，使遲子建學會了處變不驚和堅韌包容。這股平和氣息，也注入《白雪烏鴉》的寫作中，成為我們民族面對災難時的底蘊和支撐。自然景物教會了她從容，民間道德使她寬容，民間文化的平和包容之氣包裹著她，而儒家文化的仁愛思想又內化為遲子建的氣韻，這些共同參與對她的心理建構，使其苦難描寫中有詩意，正視困厄時顯溫情，彰顯了一個作家寬厚仁愛的博大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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