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賦》作品解讀及句子分析

　　《赤壁賦》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名篇，分為《前赤壁賦》和《后赤壁賦》，表達了作者達觀的人生境界，下面是文章解讀及句子分析，歡迎參考!

　　《赤壁賦》作品解讀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在新舊黨爭中，因為堅持自己的政治操守，以致一生境遇坎坷。他的思想境界亦隨境遇之變、閱歷之廣而不斷深化。他在元豐五年那個看不到政治希望的秋冬里所寫下的《前赤壁賦》和《后赤壁賦》，不僅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轉化，也反映了他創作風格的新變，成為代表中國古代散文創作的新境界和文賦一體新高度的重要作品。

　　一、變化的結構和不同的創作心態

　　文賦作為宋朝出現的一種新文體，事實上是多種文體的“嫁接物”。它大體以散文語言為主，在體式上部分借鑒漢大賦的主客問答的結構和押韻格式，以及六朝抒情小賦的駢偶句式。與賦體相比，它更為散化;與散文相比，它又改變了慣常以議論、說理、敘事為體式的特點，而借用了詩歌的“意境”來傳情達意。在其中，整散結合的語言，設為主客的結構，情感濃摯的意境，是文賦三種最主要的文體特點。

　　這三大文體特點由前輩歐陽修在《秋聲賦》中定型，蘇軾的《前赤壁賦》與《后赤壁賦》追隨其后又出以變化，使“從心所欲”與“不逾矩”完美結合。這在前賦中表現尤為明顯。因此，向來談論蘇軾文賦者多重視前賦而忽略后賦，或以前賦涵蓋后賦，從未把它們當作在思想上相呼應、在境界上相對照、在結構上有區別的“連體雙嬰”，因而難以識別二賦結構的同中之異對了解蘇軾的創作心態有何妙用。事實上，前賦起伏有致的情意變化與主客之間暢恣的問答，后賦情意的隱曲性與主客之間問答的淺表性，已經暗示了作者寫作兩賦時不同的思想狀況和創作心態。在解說這一點之前，具體比較一下兩賦的主客關系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是他們的關系產生兩賦有差別的結構，而松緊異趣的創作心態就因結構的差別而顯示。

　　兩賦的主客關系如下：

　　第一，前賦的主客之間，感情的旨趣更和諧。此賦首言“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主客同船共游、同飲共樂、同調歌吹，極朋友相和相知之情。末有“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的描寫，這里更是渲染出經過一番思想交流之后，朋友之間更深一層的情意和諧。而后賦雖也設為主客，主客之間也以宴飲游樂始：“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行歌相答……于是攜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但二客卻不能像前客一樣與蘇子始終同趣，當蘇子游赤壁斷岸時，“二客不能從”，顯示了主客之間情致之異，和作者的孤寒之情。至于末尾部分的“須臾客去，余亦就睡”的意興蕭索正和前賦末尾形成鮮明對照。

　　第二，前賦的主客之間，思想的交流更深入，主客情感上的和諧并未成為思想交流的障礙，反而成了其交流的基礎。主客先后坦言對個人存在的不同感受和思考，在了解溝通之后主人才翻進一層，以帶有禪意的哲思開導客人思想的淤塞。當然，如果我們還記得蘇軾作于同一時期的《念奴嬌》(大江東去)一詞，就會明白，客方的人生如夢、個人渺小思想其實也是蘇子心中盤桓不去的陰影。所以，主客問答的內容又分別代表了蘇軾思想中對立互抑的兩個側面。主之答客，不僅替客破悶，而且自通關節。

　　而在后賦中，主客的感情交流既停止在一個淺表的層次，思想之間更形不成碰撞或互慰。一個明顯的跡象是主客除了在開頭尋找酒菜以消良夜時興趣相近略有問答外，在文章的其它部分特別是在蘇子借景抒情的重要段落，主客之間并沒有形成問答交流，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借一只突兀的孤鶴意象來寄其情懷。文章的末尾部分雖采用主客問答體，然此客非彼客，他是與“二客”風馬牛不相及的夢中道士，也就是曾在前賦中與蘇子甚相得的道士之魂。而且他與主人之間的問答也是引而不發，他只以一句“赤壁之游樂乎”挑動蘇子的心弦，使之發出裊裊的余音。這不僅在文賦的結構上實屬變體，即使僅從形象而言，也已不純，它反映了后賦主客關系的松散性。這是兩賦主客關系的主要區別。

　　這種主客關系的緊密與松散之別，與情思起伏幅度的大小共同決定了兩賦或以動蕩見奇、或以平進示幽的不同結構。而結構的差異則表明了作者在寫作兩賦時，松弛與緊張兩種不同的創作心態。前賦結構在張弛有度、首尾圓合中表現出的完美性，是蘇軾才情沒有受到精神壓抑的自由松弛心態的體現。惟有在這樣的心態中，創作才會出現不可重復的高潮，技巧才會融化到不見痕跡的境界，使思想與感情表達如那只滑翔在不辨水天、無盡空明之境的小舟，全然感覺不到局限羈絆，全然不見安排與勉強。前賦的感情與思想表達之所以令人感受到行云流水般的舒暢自然，從而被視為文賦一體不可再現的杰作，關鍵就在于它是善思的蘇軾在松弛自由的創作心態中完成的精神遨游。“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是自由飛動的境象，客之悲哀、主之寬解是自由宣發的內情，或歌或憂、或悲或笑，是自由無忌的生活態度。它們都是從松弛的蘇軾心中自由奔赴到他的筆下的。

　　然而自由的心態不易獲得，它受到外境內情的各種制約。缺乏境界相同而相得的朋友，缺乏令感覺滋潤的美景，缺乏內在情懷的暢通無阻——或者說因為前緣、因為思考所必經，內在的情緒節奏剛好處在一個低點，都不能使創作完成于松弛自由的心態之中。與自由松弛相對應的是緊張，全然的緊張根本不能使人創作出完整的作品，而部分的緊張則無礙。后賦就完成在部分的緊張這一創作心態之下。

　　所以它的整體情思是含蓄的、內傾的，在結局處也沒有打開，沒有表現出前賦那樣如波濤般起伏的情思節奏。對文賦這種文體來說它不免屬于異數。這種緊張的心態不僅在內情上顯現，也在它的外境上顯現。“斷岸千尺”所喻示的自然的擠壓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形成的瘦硬與緊張感，孤鶴橫江、掠舟而過形成的意象突兀感，別借一道士以完成主客問答所造成的斷裂感，將道士夢影與孤鶴對接所造成的著意感，以及明知是與道士夢中問答、醒后卻要“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的勉強感，都說明了作者作此賦時心態不夠自然而處于某種緊張狀態。當然，比較緊張的心態雖造成了其情思表達的不夠跌宕自如，且露出著意安排的痕跡，但它在審美經驗上卻別造一境，使散文具有了抒情詩意味深長的效果。

　　二、水與月——松弛自由的精神象喻

　　蘇軾在《前赤壁賦》中，面對赤壁的山水風月、主客的扁舟漁唱等可入詩境的各種物象，著重描寫了水、月兩種優美的意象。水是七月長江之水，月乃八月中秋之月。其時之水“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其時之月“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水狀茫茫無際而雍容舒展，月色濃華可人而與水相照。水若無際，月若無際。不辨何處是水，何處是月，只覺得置身于一片無掛無礙的“空明”之中。萬千毛孔，俱為舒展;百端俗慮，一齊拋撇。于是才引發了“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極度自由之感。這是散文自《莊子》以后久違了的精神逍遙游的再現。馮“虛”即游于“空明”也，它將水月的色性融為一體，比謝莊的《月賦》、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更能得水月相交之神髓。因為謝莊借月寫相思之情，月在天外;張若虛見水月興人生之感，月在心外。而蘇軾則將水月之美用心去感覺去揉合了——這才能找到“空明”一詞來形容水月相融之境，和它給予人心的無比熨貼和自由感。而“浩浩乎”、“飄飄乎”直陳襟懷恣暢之感，已是順乎水月之美的導引，自然產生的了。“馮虛御風”、“羽化而登仙”皆是借用道家典籍所記真人、成仙之事表明內心極度自由、不慮世情之境。它們意味著，如此不見水月、只覺空明之境不僅是作者擺脫俗情的誘因，也是其精神臻于空明后外在的象喻。由此空明見彼空明。空明的境界是一種萬慮都歇的無欲無機之境，而水月則是一種能濾洗人的煩憂、使人進入自由思考的有意味的物象。平日興趣落于人倫的孔子之見流水而感慨時間與存在，性格瀟灑無羈的李白之因明月而人靜起鄉情，最能表明水月的這種精神導向性。佛教禪宗認為它是一種思想的象喻。“一月能映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攝。”

　　釋子借一月與千江之月的關系喻言自性(佛性)與他性(一切性)、有和無、變和常的辨證關系，在世界的差別之中更注重無差別的覺悟。因此，水月之象也是佛徒參禪證道的入門處。宋代禪思想深入人心，理學濟以禪思，詩學濟以禪喻，士大夫們大都將禪思作為思想的增容劑，蘇軾也不例外。在此空明靜觀之夜，蘇子見水月而起幽情，在靜觀中超越得失人我的思想局限，由道入禪，合道與禪，仰觀宇宙、俯察自身，反思自身與宇宙的本性，進入哲學本體思考之境。他和釋子一樣，也借水月為喻，在仿佛永不消逝——“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水月中，感覺到永恒同樣潛伏在自己的體內：“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樣，即使明知一切都在微小的時段中發生變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也因為自己具有與天地宇宙一致的“變中寓有不變”的本性而欣喜，為自身融入自然、獲得自然性而滿足。思想在自由之境穿行而獲得的這種禪思如佛光自照，令他在一瞬間釋濾了長期以來囤積的壓抑和苦悶，精神與肉體一起放松在這空明的禪境中。沐浴著無盡的清風明月，主與客一起擺脫了，自由了，安然酣眠在水月奇境之中，仿佛連夢也不來騷擾一下。

　　三、山與鶴——孤懷苦悶的情感對應

　　在《后赤壁賦》中，水依然在，月依然在。月色十分清朗，正可謂“月白風清”，因為這冬夜的月輪竟可照影：“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令人在“顧而樂之，行歌相答”之后，仍覺得不能暢意，而發出“如此良夜何”的嘆息;水勢猶可放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然而此際月色已在作者心外——“山高月小”。那“斷岸千尺”的險峻之山聳立在蘇子面前，成為他感覺的中心，而月亮則高高地孤懸在空中，成了疏離的自然物。水呢?水也失去了七月江水豐滿無涯的風采，在“江流有聲”中改變了前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的境界。它的的確確是“往”了，以至都露出了水下的巨石來——“水落石出”。如此之水再也不能引發作者的禪思妙想了。而石頭，那堅硬、峭立、永遠也不能與人相融的石頭瘦棱棱地突現在江邊、岸上，與高聳的山體一起壓迫著作者的視覺，它們的包圍引發了他精神上的緊張。難怪蘇軾當此荒寒之境，要發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的感慨，意識到了他所曾忽略的變化的偉力。

　　水月誘發了蘇軾的情緒，使他先因月色清美而生再游赤壁的興致，又因逝水無情而對自然的變化不居產生惆悵之情。但若是人情和諧，惆悵應可以淡化，情緒將再臻高潮。無奈其時的客人已非前時，他們雖在消此良夜的興趣上與蘇子淺合，但對自然的情味卻不如蘇子濃厚。他們與他之間，既沒有同登山崖的興致，又無思想的真正碰撞。這樣，由自然之變所興的愁情就愈積愈重了，釀成了無可傾發的孤獨苦悶。而消退之水高遠之月，也就不再是對應他當下情懷的中心意象。壁立萬仞的高山(與岸邊累累的巨石)和突兀飛來的孤鶴，就成了新情懷的對應之象。他那“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即登山而上直至“攀棲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駐頂回望的動作，既反映了其暫離人間的潛意識，又表明了他躍出苦悶包圍的心態。而他那種令“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云涌”的恣情長嘯，更是以我御物即召喚主體能量以化解苦悶的象征。然而高岸氣寒，無伴寂寞，嘯聲也不足以舒解心中物不相融、人不相知的憂恐與悲哀。當其下山之時，已是游興都消，苦悶未解，處于跟前番游赤壁相對照的心情當中。

　　山石高峻怪異，既是對立、壓迫著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積郁難消的苦悶之情。杜甫就曾以終南山象征其憂愁之重——“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蘇子的赤壁高岸也有相似的比喻效果。鶴呢?鶴則是這一苦悶孤獨情感化育出的意象。歇于松柏、不作稻糧謀的鶴在蘇軾的心中，就像在其他隱逸者的意中一樣，本是高蹈于世外者的象征。蘇軾曾作《放鶴亭記》，以放鶴招鶴、與鶴共處來宣發內心棄世的幽情，鶴的意象尤其為他所鐘愛。此際在蘇子最感孤獨時，忽然有一東來孤鶴振翅橫江而掠過小舟西去。

　　這只在暗夜獨飛獨鳴的鶴是孤獨的，棄世而自舉的，它可以慰藉同樣感受狀態中的蘇子之心。因此與客不交一言的蘇子對它注意極深。而且它不僅是蘇子此際情懷的象征，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所化。蘇軾以“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的覺悟問前來入夢的道士，表明作者在這只孤鶴身上寄予了自己的懷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蘇子思想中的一個鍵面，蘇子一孤鶴一道士的聯結，暗示著蘇軾在精神上已歸向高踏于世外的逸士隱者。“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結尾處寫自己夢醒后開門尋找，夜色茫茫，不見孤鶴，也并無道士。一筆雙綰，余味深長。將苦悶與希望揉合在詩化境界中。山(石)形與鶴象，使蘇軾因自然的變化和人事的不諧所生的精神不適感，和在孤獨中向往自由的念頭找到對應了。 　　《前赤壁賦》和《后赤壁賦》，創作時間相隔不過三個月，寫作時的語氣還連接著，但作者創造的境界卻處于對照中，思想情感也處于兩般境地或者不如說處于矛盾之中。

　　何以會如此呢?關鍵在于“佛性”不敵“一切性”，前賦中永恒不變的“道”不足以回答現實中時時變化、處處差別的存在所包含的復雜“問題”。蘇軾在觀念上的“打通”是抽象的，并不能使他面對千變萬化的現象漠然無情。觀念永不能代替實感，抽象總是遺漏豐富的細節，而細節往往與情感相連。這是每一個富有生活經驗的偉大作家都不能回避的矛盾。蘇軾之觀水逝而惆悵，知道永恒為虛言;對俗客而生悲，懷想世外之高人。其理之通塞，其情之悲喜，其境之或明或暗，或空明或幽峭，正表明了其思想中那神秘的感情誘發者，也觀坐在哲思與人生的裂縫中。

　　難句分析

　　“物與我皆無盡也”

　　“物無盡”好理解，“我無盡”是什么意思呢?關于這個問題，筆者看到的最權威的解釋文章就是吳 小如的《讀蘇軾》(該文出自《古文精讀舉隅》一書)。文章認為，“無盡”就是不朽的意思。并用“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句話進一步做了說明。還說“蘇軾追求的正是這個不朽”。其次就是劉文所言，“輪回思想是解讀《赤壁賦》的一把鑰匙”。“生命完成了一次生死就如同月亮完成了一次圓缺”，“生生死死，循環不止”。“生命又怎么會是短暫的呢?今生功業未成，還有來生呢”，“沒必要產生人生短暫、功業未就的悲傷”。

　　這些解釋都不無道理，但我卻認為還可以從哲學的角度進行闡釋。因為這段文字作者蘇軾就是從辨證法的角度談事物的變與不變(發展與靜止)的。

　　現在我們以文中的“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這句話來說一下什么是“變”和“不變”。滾滾的長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卻總也流不盡;幾世幾代過去了，長江永遠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這就是“不變”。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如人不能兩腳同時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昨天的長江已經不同于今天的長江，今天的長江也不會同于明天的長江。長江在“瞬息萬變”，其之所以不變就在于“后浪推前浪”。

　　我們又可以做下列較為有趣兒的推理。設若從靜止(冰封)的層面看長江，長江是不變的，則長江中的每一分子也是不變的。設若從發展(流動)的層面看長江，長江也是不變的，而長江中的每一分子卻是變的。“我無盡”恰恰就是從“發展”這個角度而言的。無數的“我”構成了“我”的“長江”，一個“我”消失了，還有其他的“我”在;年長的“我”死去了，還有年輕的“我”在。人類的長河也是永遠不會消失的，那么“我”也是永恒的。

　　蘇軾相不相信“輪回”我們不去探究，但他同時受儒、釋、道的影響是事實。首先，儒家思想的三大支柱“泛愛”“民貴”“仁”說，深深地影響了蘇軾。“泛愛”就是拋棄了“小我”，是對整體意義上的人類生生不息的崇高精神的禮贊。現實中的“我”(小我)消失了，卻促進了后代無數的“我”(大我)成長，那么“我”又有什么可悲傷的呢?其次是“道”，即老莊學思想也深深影響著蘇軾。特別是當仕途多舛時，他淡泊了名利和得失，回歸自然，以出世的態度面對人生的不如意。現實中的“我”(小我)消失了，“我”便化做了大自然中的一棵樹、一滴水、一粒沙，“我”(大我)還活著，又有什么可悲傷的呢?

　　“物與我皆無盡也”，這里是就物與人的整體而言。物，客體，萬物;我，主體，泛指人。——這就是蘇子要闡述的積極的人生觀。官場失意之人、功業未就之士讀之會產生共鳴，但不是繼續消沉下去，胸中之塊壘會被蘇軾豁達的思想光芒所消融，進而有了直面人生的積極心態。

　　再有，作者以“客”的口吻拈出赤壁大戰的英雄人物恰恰是敗北的曹操。而《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作者卻是把周瑜作為“一時多少豪杰”的代表來歌頌的。在蘇軾看來，后者是勝利的英雄，前者是失敗的英雄，所謂成也英雄敗也英雄。雖然赤壁之戰曹操失敗了，但他亦不失一位蓋世豪杰。這就充分表明了作者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豁達心態和開放的胸襟。有了這份超脫，才能處變不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窮達進退的波峰浪谷中淡然處之。

　　心態豁達、胸襟開放則能參悟自然萬物、通透古今人事，才能有“變”與“不變”的充滿辨證法的哲學思考，才能有“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形式”的全新認識。《赤壁賦》就是這樣表達了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使文章給人一種向上的力量，遂成絕唱，流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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