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白居易的詩原文賞析及翻譯

時間：2024-10-08 14:41:08 藹媚白居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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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的學習、工作、生活中，許多人都接觸過一些比較經典的古詩吧，古詩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多種形式。古詩的類型多樣，你所見過的古詩是什么樣的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白居易的詩原文賞析及翻譯，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白居易的詩原文賞析及翻譯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唐代白居易

　　平生心跡最相親，欲隱墻東不為身。

　　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每因暫出猶思伴，豈得安居不擇鄰。

　　可獨終身數相見，子孫長作隔墻人。

　　譯文

　　我們平生志趣相投，都渴望過一種“無官一身輕”的隱居生活。

　　我們結鄰后，一輪明月，共照著兩家的庭院；一株綠楊，將濃濃的春意灑落在兩家的院心。

　　每每暫時出門尚且希望有個好伙伴，長期定居怎能不選擇好鄰居呢！

　　結鄰之后，不僅我們兩人總能見面，而且我們的子孫也能長久相處。

　　注釋

　　元八，名宗簡，字居敬，排行第八，河南人，舉進士，官至京兆少尹。他是白居易的詩友，兩人結交二十余年。卜鄰，即選擇作鄰居。

　　心跡：心里的真實想法。

　　墻東：指隱居之地。《后漢書·逸民傳》：“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身：自己。

　　三徑：語出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風韻猶存”句。這里借指隱居的地方。

　　猶：尚且，還。

　　伴：陪伴的人。

　　豈得：怎么能。

　　可獨：哪里止。

　　長：通“常”，往往，經常。

　　創作背景

　　815年（唐憲宗元和十年）春，詩人和元宗簡都在朝廷供職，宗簡在長安升平坊購了一所新宅，詩人很想同他結鄰而居，乃作這首七律相贈。

　　賞析

　　詩的前四句寫兩家結鄰之宜行。首聯寫兩人“平生心跡最相親”，接著就具體寫“相親”之處。“墻東”、“三徑”和“綠楊”，都是有關隱居的典故。這幾處用典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顏氏家訓·文章》），用典非常多，但并不矯揉造作，非常自然適宜。詩人未曾陳述卜鄰的愿望，先借古代隱士的典故，對墻東林下之思做了一番渲染，說明二人心跡相親，志趣相同，都是希望隱居而不求功名利祿的人，一定會成為理想的好鄰居。詩人想象兩家結鄰之后的情景，“明月”和“綠楊”使人倍感溫馨，兩人在優美的環境中愜意地散步暢談，反映了詩人對結鄰的美好憧憬。

　　頷聯“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是膾炙人口的名句。在這幽美的境界中，兩位摯友——詩人和元八，或閑庭散步，或月下對酌，或池畔觀魚，或柳蔭賦詩，恬然陶然，游哉優哉。這兩句詩總共十四個字，描繪了富有詩情畫意的境界，啟發人展開豐富多彩的想象，體現了對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辭效用，也體現了詩人的語言藝術。

　　后四句寫詩人卜鄰之懇切。暫出、定居、終身、后代，襯托復兼層遞，步步推進，愈轉愈深，把描述的情景帶入對未來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一種值得神往的美好狀態。這也側面表現了詩人自己的渴望心情。詩人反問一句，緊追一句，讓對方不能不生“實獲我心”的同感。不斷反問，也是側面表現詩人的渴盼之情。四句貌似說理，實為抒情；好像是千方百計要說服人家接受他的要求，其實是在推心置腹地訴說對朋友的極端的渴慕，語言樸實真摯，推心置腹，表現出殷切而純真的友情。

　　詩人在這首詩中運用豐富多彩的想象，描繪了一幅優美如畫的環境，筆力明快，充滿詩情畫意，讀來倍感舒暢愜意。

　　作者介紹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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