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文學觀念與政治情懷

時間：2024-11-01 02:06:22 白居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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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文學觀念與政治情懷

　　白居易的文學觀念中由于滲入了很多為政治服務的因素，因而與人們對文學的期望存在較大的距離。

白居易的文學觀念與政治情懷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創作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諷喻詩在于美刺比興、因事立題，閑適詩僅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傷詩則是“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者。”這三類均是從詩歌內容著眼的分類。至于雜律詩，卻是從形式方面著眼的：“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等等。就這四類詩歌來說，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諷喻詩，原因在于這類詩是他“兼濟之志”的具體體現，所以也就將之放在第一類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諷喻詩，恰恰又是人們所并不看重的。對之，當時的詩人已經深有察覺：“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1] 96102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說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說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詩歌本質是存在偏差的。本來，文學藝術是人類求證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創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種特殊方式。這種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們所喜愛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夠予以創新的文學作品，是能夠提供給人們不同于生活實際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恨歌》與《琵琶行》確實是“諷喻詩”所遠遠比不了的。那么，作為詩人的白居易為什么不了解這一點呢?或者說，他為什么看重人們所看輕的對象呢?這顯然又與他的文學觀念分不開。在白居易看來，詩歌應該是“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樂府序》所言：在于“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自然，這是一種政治功利很強的文學觀念。由于這樣的觀念，而諷喻詩恰恰是具體貫徹、體現這一觀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來，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換句話說，在白居易那里，詩歌并不是用來以抒發個人情感和體現審美追求為主的，而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的。

　　應該說，中國古人的文學觀念中，由于政治意識的干預，往往有著突出的教化色彩，與之相應，政治因素的滲入也就順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會實際中，人們還不可能對政治有全面的、正確的理解，因而也就難以很好地解釋并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尤其是，在文化資源并不發達的時代，各個方面都想通過文學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自然，統治者也就更不會放過文學能夠為政治服務的功能，從而對之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來。而對于參政熱情濃郁的文人和作家來說，也往往響應著、實踐著文學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主張和理論也就成為了一條明顯的主線。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作為封建官員且具有高度參政熱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詩歌主張，表達他的文學觀念，也就不難理解了。

　　作為一代大詩人的白居易，其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以及社會效果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生動的案例，客觀上倒是有利于我們很好地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如何在創作中正確對待政治的介入。

　　很顯然，作為生活實際中的重要內容，政治是任何人(包括作家)都難以回避的，自然，也是文學創作所回避不了的。然而，文學畢竟不是政治學，她也可以不表現有關政治治理的內容，再加上特定歷史時期政治對文學的傷害，也使得有人提出文學應該遠離甚至脫離政治。可是，某作家的遠離政治并不意味著所有作家都能夠脫離政治，所以，我們應該探討的并不是文學表現不表現政治的問題，而是如何表現政治的問題。更何況歷史上既表現了政治內容又具有很高文學價值的創作并不少見呢?比如屈原的《離騷》、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等等。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離騷》。作為屈原的代表作，作為中國古代最長的一首抒情詩，《離騷》敘述了詩人的出生和成長，尤其是敘述了自己如何輔佐楚王進行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因為觸動了有些人的利益，遭受到了圍攻和打擊，而楚王也聽信讒言，不再信任他，并放逐了他。在遭受打擊后，詩人重華陳詞，上扣天闕，下求佚女，靈氛占卜，巫咸勸阻，歷數歷史上的有關政治人物，辨析著行為的是是非非，選擇著自己的何去何從。很明顯，《離騷》中的敘事和抒情都有著濃郁的政治色彩。但是，誰都承認，屈原的《離騷》其情感之充沛、想象之豐富、形象之生動，都是之前的文學史上所沒有的。也可以說，《離騷》是屈原在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后，對其情感實際的一次充分的抒發，或者說，它是以情感為主的，而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改變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正如司馬遷所說：“離騷者，蓋離憂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賈生列傳》)由此也可以說，文學的功能在于她能夠通過對人們思想感情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上，在于不同于其他因素的“文學的”內容上，而并不就是表現在她對社會的立竿見影的作用上，所謂的“無用之用”，正是這方面的意思。真的將“補察時政”作為文學的目的的話，此時的“文學”不過是成為了包裹政治性內容的外衣，實質上是等同于調查報告、社情民意等行政文書的，或者說讓調查報告、社情民意的內容更易于大家閱讀和傳頌罷了。在《策林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辭賦)》中所說的“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客觀上更充分地說明了白居易的文學觀念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傾向，或者說，他的文學觀念中有著濃郁的政治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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