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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經(jīng)典誦讀手抄報資料
國學，是以先秦經(jīng)典及諸子百家學說為根基，它涵蓋了兩漢經(jīng)學、魏晉玄學、隋唐道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和同時期的先秦詩賦、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并歷代史學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學術(shù)體系。中國歷史上“國學”是指以“國子監(jiān)”為首的官學，自 “西學東漸”后相對西學而言泛指“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學術(shù)”。以下是小編帶來國學經(jīng)典誦讀手抄報資料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儒學
近年來，談國學的人漸多，似乎不談國學不能稱為國人。可是，近些年談國學的人，一談國學就說儒家之學（簡稱儒學），以為除了儒學，就沒有國學；或是認為，只有儒學才是真正的國學。
《說文解字》：“儒，柔也，術(shù)士之稱。從人，需聲。”徐灝注箋：“人之柔者曰儒，因以為學人之稱。"儒"本是鄙稱，儒家這一稱號不是孔子自家封號，而應(yīng)是墨家對孔子這一學派的稱呼。”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稱學者，如《字匯·人部》：“儒，學者之稱。”以“儒”稱謂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種用法，如《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X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也就是說，儒家學說是古代服務(wù)于帝王統(tǒng)治的教化學說，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而為老百姓服務(wù)的學說。因此，如果以儒家來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實際上是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完全看作古代專制主義或為古代專制主義服務(wù)的思想的代名詞。當然，并非全盤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說，如果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僅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而且也將儒家文化中積極的因素給否定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本來面目，更不是當代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旨所在。
國學，顧名思義，就是國家之學，也是國人之學。古代中國的國家觀念是不斷變化的，但無論怎么變化，都可以稱之為中國或華夏。也就是說，國學應(yīng)當是中國或華夏歷朝歷代學術(shù)文化之總稱。從歷史來說，國學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學，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學只是與道、墨、法等諸家相并列之一家學說。
百家并存
在學理上，國學何謂卻是可以討論的。這無疑有助于我們在進行國學教育時增加幾分自覺性，使得我們對國學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不會天真的以為穿著長袍馬褂逛街就是在講國學了。曹聚仁先生當年就指出，如果“根本上沒有明白國學是個什么，也沒想到要去研究國學的原因，只不過因循的盲從，胡亂提倡些國學，做冒牌的圣人之徒”，那“是很危險的”。而前人比如被譽為最后一位古文經(jīng)學大師的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無疑具有豐富的借鑒意義。
從章太炎本人思想發(fā)展的歷程來看，“國學”作為內(nèi)容當然是貫穿其一輩子的思想主題。從他入俞樾的詁經(jīng)學社做學生起，直至臨終那一刻，他堅持的就是“飯可以不吃，學不可以不講”。不過，“國學”作為一個概念卻不是從來就在他的話語體系中獲得合法性的。早先，作為國粹派主將的章太炎是用“國粹”來指稱后來“國學”所代表的內(nèi)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將概念改換成了“國故”，并作有《國故論衡》。在第三個階段，才有“國學”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還會使用“國性”來稱呼國學。顯然，就這四個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xiàn)出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國粹”無疑顯示了對傳統(tǒng)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難以回答“凡是歷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嗎？”這樣的疑問。“國故”則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認為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成為歷史陳跡，似乎給人某種灰塵仆仆的感覺，比不上“國粹”的古色古香。“國性”所指當然也是歷史傳統(tǒng)文化。章太炎認為，中國當時面對強敵外逼，即便亡國了，只要國性存在，依然有復國的那一天。顯然，國性的含義是比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較而言，“國學”的提法不僅中立，而且具體。以此為背景，我們似乎也能從“國學”立科而不是“國粹”立科的做法中體會出國家中正的態(tài)度。
那么，國學的主要內(nèi)容是什么？用章太炎的話來說，就是“國學的派別”究竟有哪些？他主要從三個角度展開論述：經(jīng)學的派別、哲學的派別、文學的派別，這些派別絕非儒學一家能夠涵蓋的。
章太炎指出，經(jīng)學包含著“古文經(jīng)學”和“今文經(jīng)學”兩家，每一家又有各個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經(jīng)學家，認為今文經(jīng)學所講的，雖然不完全是宗教，但總體上傾向于此。對此，他是有些不滿的。他認為，就“六經(jīng)”本義而言，“無一非史”。《尚書》、《春秋》都是記事的典籍，是確定無疑的史；《詩經(jīng)》大部分是為國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謠，所以也是史；《禮經(jīng)》記載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臚列事實，中寓褒貶之意，是顯明的史；《易經(jīng)》蘊含著史的精華；《樂經(jīng)》已經(jīng)失去，但章太炎揣測它是家在樂譜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著史的特性的。可見，章太炎堅持“六經(jīng)皆史”說，所以正如湯志鈞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在國學的派別中章氏并不專列史的派別。由于“六經(jīng)皆史”，章氏反對對六經(jīng)“推崇過甚”。這個態(tài)度當然和他古文經(jīng)學的立場密切相關(guān)，然而，今日我們再來看“經(jīng)”，它們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還是需要與時變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細考量的，否則一不小心，我們就可能抬舉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來，對他們我們只有跪拜的分。
關(guān)于哲學，章太炎認為中國古代的儒道法墨名以及佛家可謂哲學的主要派別。他認為，《論語》一半講倫理道德學，一半是哲理。儒家之中，《孟子》、《荀子》也談過哲理；老莊的主張，和哲學密切聯(lián)系；名家大量的涉及“論理學”也即邏輯學；墨子的《經(jīng)上》《經(jīng)下》是極好的名學；法家之中韓非的《解老》《喻老》兩篇，將他與哲理聯(lián)系了起來。當然，這是章氏對先秦時期的哲學的刻畫。事實上，他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論述言簡意賅，揭示了國學哲學之部的豐富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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