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夢偏多散文

　　丁玲女士臨終之時，將北京后海的一座幽雅的院落，捐給了中國作家協會，丁玲的故居現在已經成為《民族文學》編輯部的辦公地點。歲月匆匆，這座幽靜的小院依舊如她素顏如水的女主人一樣，靜立在大鳳翔的胡同口，觀望著過路的行人。

　　有一種思念，即使時光盡了，而永遠在不斷地延伸著。一位歷經坎坎坷坷的女作家，她用自己的全部情感，譜寫出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翻閱丁玲老師的作品，總有一種艾草的青澀，仿佛讓人遺拾到一個獨行的靈魂辛勤地播種之后結出豐碩的收獲。太陽照在了逐鹿的大地上，一脈河流穿越而過，這條河就叫桑干河。誰料到，這個山清水秀的地方竟走出了一個影響中國文學走向的人物，她就是丁玲。如果說一個作家以一個地域或河流為名，創作出千古不朽的佳作，那么她的內心，肯定鐘情于這個地方。逐鹿有著一脈相承的文化淵源，任憑千百年的歲月流逝，靈魂永遠年輕，河流依舊清洌。作家丁玲對逐鹿的地域文化，有著癡迷和摯愛的情愫，又有當時環境的惆悵，她筆下的這方山水，成為讀者心中的一種圖騰。

　　多少年過去了，熱鬧的圖書市場更是狂瀾迭起，玄幻、穿越、宮斗、盜墓、小三等大量的文學書刊，夾著濃烈的商業氣息紛至沓來，猶如糜夜中的曇花，在瞬間綻放，在瞬間枯萎！在這媚俗的世界里，已經沒有人為曇花一現感到惋惜。而丁玲老師所著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依舊主導著霸主地位，因為這本書真實地記載了一個時代的變革，在時光中捕獲時代與精神的流動與交互。在這本書中，人們相愛、人們離別、人們思念、人們遺忘。

　　丁玲老師一生很重感情，記得有這樣一句話：女人是為了愛情而活著。丁玲老師曾經愛過四個男人，每段愛情都是那么真切、那么永恒。當我翻閱《丁玲的最后37年》這本書，從“風暴襲來”、“風雪人間”、“自由的呼喚”等篇章，我發現她的身影就像桑干河畔的花朵，在蒼茫的歲月中飄零，總讓人俯仰之間，體會到別樣的幽情。她一生走過很多地方，但是最牽掛的還是逐鹿這片土地，因為在逐鹿她曾經用短暫而絕艷的年輕韶華，創作出一生的絕響。丁玲老師美麗、高潔、才情非凡，因為她比別人的情感更要豐富，所以擁有了比普通女子更多的自由，可以愛所愛、思所思、寫所寫。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有這樣一段細致的描寫：

　　街上靜靜的，巷口上坐了兩個女人，嘰嘰喳喳在談話，看見文采同志走過來，就都停住了，四個眼睛定定的望著他。文采同志心里想，女人們總喜歡說閑話，她們為什么大白天跑到巷口上來說話呢，也不做活？兩個女人等他一走過，便又嘰嘰喳喳起來，文采聽不清，也聽不懂，好像這次正說他自己，他只好裝做完全不知道，轉過巷口，向北走去了。他走到街頭上，看不見一個認識的人。戲臺前的槐樹下，有一個西瓜攤，四五個老頭子蹲在那里，他們并非買西瓜吃，就像守候著什么人似的。豆腐坊里面伸出一個年輕女人的頭，特為來看他，又掉轉臉去向里面說什么。文采一時不知向哪里走才好，去買西瓜吃，也不好，他便踱到黑板報跟前。那上邊的稿子他曾在早上看過的，他便又從頭讀一次。那字寫得很工整，整齊，李昌曾經說過那姓劉的教員很好，有一筆不壞的字。他一面讀著稿子，一面就想著那幾個老頭一定在看著他的后影，那個豆腐坊也許伸出兩個人頭了。他并不怕這些人看他說他，可是總不舒服。他便又離開了這個地方，走到小學校去。也許胡立功在那里教歌，替他們排霸王鞭。這個曾在劇團里工作過的青年人，是不會隱藏他的興趣的，他覺得能找到胡立功也很好。他踱進了校門。院子里也是靜悄悄的，忽然從門側邊的一個小房里，走出一個穿短衣的人來，他向著這個闖入者極謙遜的讓著：“進來坐坐么，嘿，嘿，請，請……”這段描寫沒有恢弘的氣勢，在家長里短的生活氣息中凸顯出一個作家豐富的人生和明銳的洞察力，即使細微的情節，也撞擊著她的心靈與生活，讓人們看到日常生活也有著自己的豐厚與宏大。

　　丁玲作家早年經歷苦難，求學之路遇到一波三折的打擊。加入共產黨以后，遭到綁架與關押；“文革”中又被關進監獄……一個酷愛文字的人，看不到報紙與書籍，也不能提筆寫文，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在這段灰色的日子里，丁玲堅信，自己會有重新創作的日子，只是需要時間，但是一等就是十七年。一個女人的十七年，是多么珍貴。當她平反之后，用顫抖的手指捏住鋼筆的那一刻，全身的熱血化作一朵冬日的玫瑰，獻給愛人、獻給讀者、獻給祖國。她忘記了全身的病痛勤奮地寫出了《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等100萬字的作品，培養出一大批熱愛文學的青年作家。多次困難沒有擊倒這位新中國的新女性，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會讓人發出深深的喟嘆，記得張愛玲在《金鎖記》開頭的一句話：“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歷史與現實就是一個回環，在困難中飽含著一顆激情四射的心，終會迎來輝煌的。《中國》雜志是丁玲晚年做的最有影響的一件事。1985年由丁玲發起創刊，到1986年11月中國作協書記處決定改為專門發表長篇小說的季刊。在一年多的時間中，該雜志共出版了18期。可以說，《中國》雜志是上個世紀80年代文學版圖中的重要構成。辦刊的艱難當然是有的，刊物也有著“存史”性的文學價值。

　　作家丁玲老師的不同凡響不僅在于創作中，也表現在成家立業上。當時38歲的丁玲與25歲的陳明在一見鐘情之后，沖破世俗的重重偏見決然走到一起。面對撲面而來的流言蜚語，丁玲作家坦然微笑著接受。因為經過波瀾起伏的生活，她懂得了女人需要家庭、需要真愛。她是為了文學來到這個世上，甘心做一位不知疲倦的跋涉者，陳明的出現，為她的創作帶來了巨大的支持。丁玲是那么深愛著這個比自己小十幾歲的男人，無論愛神是現身在沙漠腹地，還是在荊棘林中，她都會舍命追尋。陳明自始至終都是一位“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熱血戰士，他有足夠的激情與足夠的決心，沖破重重枷鎖，與丁玲相愛。他們破釜沉舟的勇氣掙脫了羈絆，打破了枷鎖，終于結合在一起，這一壯舉真令人敬仰。

　　人去也，人去夢偏多。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了神圣的文學，我們在追憶著一位偉大的女性。對于丁玲作家的作品，再努力地解讀，都顯得是那么愚笨，她的作品突破了種種局限，站在時空與心理的距離之外，感悟社會不同時期的狀態及意境。不過，我還是要為這位文學前輩零零碎碎寫一些東西，讀作家丁玲老師的每一本書，都會頓悟人性的真諦是走向大愛！我沒有機會與這位偉大的女性在同一個時代相遇，但我卻認真地研讀了她的每一部作品。從一些老作家口中得知，丁玲女士非常謙虛和藹，她有著柔美與剛毅的多重性格。我們不是一個民族，但是我們由于熱愛文學，共同走上了這條充滿坎坷的路途，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屬于桑干河派的作家，這是我很榮幸的。每次路過逐鹿，我都會想起丁玲，不由地感慨萬千。這片熱土也曾經留下她層層疊疊的腳印，我來自新疆，卻寄身于河北，有人說我是新疆人，有人說我是河北人，不管是新疆人還是河北人，我與丁玲老師在逐鹿這片土地上擦身而過，我踩著她的腳印，孤獨地跋涉在文學的長途中，做著她沒有做完的事業，也做著她還沒有做完的夢。人去也，夢偏多，我們有著共同的夢想，但是沒有相同的經歷。夜深了，人靜了，我點燃一支潔白的蠟燭，在街上走了幾個來回，回到家里，守候我的蠟燭燃燒了一半，燭淚盈盈，我擰亮電燈，在燈光之下，燭光顯得那么微弱，我悠然想起在油燈下創作的丁玲老師，生活給了她太多的艱辛，也給了她輝煌的成就。我會以丁玲老師為目標，不管日后遇到如何的困難，我都不會放棄我的創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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