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糧食危機研究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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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糧食危機研究的論文

　　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全球性糧食危機研究的論文，一起來看看吧。

全球性糧食危機研究的論文

　　全球性糧食危機研究的論文篇1

　　摘要：

　　糧食危機是當前全球面臨的一個熱點問題，也是各國政府重點開展研究的課題。糧食安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處于非常重要地位，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從國際關系研究的視角出發，深層次剖析造成全球糧食危機的原因和各國的應對政策，在此基礎上提出解決全球糧食危機的建議。與此同時，本文還就全球糧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以及給我們的啟示做出進一步分析和論述。

　　關鍵詞：

　　全球糧食危機；糧食安全；糧食戰略；全球合作

　　一、引言

　　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糧食峰會是進入2008年以來，世界范圍內為解決全球糧食危機問題而召開的第8次大范圍會議。據有關資料統計，2008年爆發的糧食危機涉及到全世界66億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有20多個主要糧食生產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面對糧食危機的爆發，世界各國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紛紛出臺各種緊急應對措施，其應對策略不外乎限量供應、抑制價格飄升或者拿出政府儲備金和海外農業殖民等四種基本策略。最初的保障政策集中在保證地方上足夠的糧食供應、保持低廉的消費價格、以及對絕大部分易受害人提供幫助。其主要包括：加強出口限制、降低進口稅來維持國內糧食的可獲得性；采用政府補貼、價格控制；穩定物價和糧食供應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均采取了相應的政策行動，向糧食貧困災區提供所需的支持，從而保障國內糧食的有效生產。

　　二、各國政策及效果評價

　　菲律賓是典型的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家之一，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第一，積極擴大進口來保證國內糧食供應；

　　第二，采取價格補貼政策來緩解國內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埃及迅速出臺了一系列的安民政策，例如取消部分日用品的進口關稅；優先滿足內需和實現糧食多元化策略。相對來說，巴西的糧食政策更具前瞻性，巴西政府早在2003年就開始推行“零饑餓”計劃，即為貧困和極端貧困家庭提供現金補貼，解決他們的饑餓問題，同時建立多個應急儲備倉庫，在糧食價格上漲或者由于氣候等原因造成的產量不足的情況時使用。因此，巴西政府受糧食危機的影響也相對較小。

　　世界上許多國家開始采取禁止糧食出口糧食出口，從而帶來了國際糧食貿易總量的急速下降，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供應進出口的嚴重失衡。雖然各國都拿出相應的對策方案，但大部分都是臨時方案，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危機問題。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挖掘糧食危機根源，方能解決糧食危機難題。這些政策的影響、效果和可持續性還是不確定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減輕糧食危機的損害以及由此帶來的危機，但從根本上卻不是長遠之策。

　　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對策略

　　面對當前的全球糧食危機，發達國家應當采取切實行動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共同應對糧食危機，這也是發達國家應當承擔的義務和責任，而不能僅僅局限于同情和施舍的程度。

　　第一，發達國家應走出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發達國家應該采取的行動應該包括：改變農產品貿易扭曲政策、削減農業補貼開支、加強科技投入，從而提高全球糧食產量。

　　第二，發展中國家應當積極加強糧食“造血”，不能簡單的把解決糧食危機問題寄希望于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應對全球糧食危機的指導思想應該是“造血”而不是“輸血”。

　　第三，重視農業生產，保證供給基礎。面對當前嚴重的糧食供給不足問題，最關鍵和最重要的解決途徑是要增加供給。

　　第四，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最根本的仍然是發展，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人們富足起來，擺脫貧窮，才能擺脫落后的局面、買得起糧食，才能生存。

　　四、中國的應對策略

　　全球性糧食危機正在逼近，中國如果發生自然災害，糧食大面積減產，巨大的糧食需求將把國際糧價迅速推高。糧食危機雖未直接在中國爆發，但在全球化飛速發展的今天，中國根本無法獨善其身，也將遭受嚴重影響。

　　第一，切實保證糧食安全。中國是人口大國，要特別重視農業生產，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保證糧食的產量。可采取增加農業補貼、提高糧食生產價格、降低稅收等措施，從政策充分保護和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另外，要重視糧食作物的自給率。中國主要的糧食作物基本能實現自給。但是很多時候，非主要糧食作物的價格突然上漲，打破整個糧食市場的平衡，引發糧價全面上漲。

　　第二，重視國家形象建設，防范“中國糧食威脅論”。隨著糧食危機在全球的爆發，國際社會都在尋找原因與對策，一些西方媒體把矛頭對準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中國要重視糧食問題的調研，用事實與數據駁斥“中國糧食威脅論”，及時有力地宣傳中國對世界糧價穩定所做的貢獻。

　　第三，主動推行糧食外交政策。糧食外交屬于經濟外交的做法之一，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價值。首先，應采取穩定糧食出口，抑制世界糧食價格上漲過快。其次，對其他糧食國家進行糧食援助，特別是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地位的國家。其三，向國際組織或國家直接糧食捐贈。糧食外交不僅可以增加中國對國際組織的參與和影響，也可以援助處于糧食危機中的國家。

　　參考文獻：

　　[1]茅于軾.不要被糧食危機所誤導[J].農村金融研究，2008，（09）

　　[2]尚清，楊輝.糧食出口限制措施的應用及其規制的發展[J].國際貿易問題，2016.12

　　[3]宋國友.全球糧食危機及對中國的啟示[J].學習月刊，2008，（11）

　　[4]趙麗芬，杜超.糧食價格上漲的原因探析[J].經濟研究參考，2008，（06）

　　[5]丁聲俊.中國應對國際糧價飆漲應采取的舉措[J].中國糧食經濟，2008，（02）

　　全球性糧食危機研究的論文篇2

　　摘要：

　　通過文獻研究法和綜合分析法分析了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及問題，以及新冠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沖擊與影響，探討了后疫情時代中國糧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與市場路徑。研究結果表明：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無論是數量型、質量型、還是可持續型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且中國糧食安全的保障重心正由數量型糧食安全向質量型與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方向發展；此次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國際與國內市場兩個方面，且對國內市場產生的無形影響有助于提升中國社會的風險應對能力和改變中國民眾的膳食理念，推動中國糧食安全的優化升級。后疫情時代，中國應以數量型糧食安全為基礎、質量型糧食安全為保障、可持續型糧食安全為目標，現實操作中，可倚靠糧食進出口市場、生產市場、營運市場和消費市場“四大市場”的支撐和保障，由此實現中國糧食保障的長久性安全。

　　關鍵詞：

　　后疫情時代；糧食安全；糧食市場

　　“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問題一直是人類需要首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盡管科技在進步，人類在發展，但全球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正如周立等[1]所言，當前全球性糧食安全危機比2008年由糧食供給不足引發的騷動更加嚴重，對于全球10%饑餓人口的生存問題應得到各國更深層次的關注。然而，在這個利益紛爭的世界格局下，各國攜手解決人類的糧食安全問題依然障礙重重。

　　中國作為世界的糧食生產和消費大國，能憑借僅占世界10%的耕地面積養活世界22%的人口數量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而解決好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也始終是中國安邦興國的頭等大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糧食安全與發展的偉大奇跡，為確保脫貧攻堅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場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危機中，中國作為“重傷”國之一依然能夠保證本國糧食的絕對安全恰也是中國特色糧食安全與發展取得成就的真實寫照。然而，百密尚有一疏，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也有其自身的短板，如糧食的整體質量水平不高、糧食品種發展不平衡、人們膳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依然成為保障中國糧食安全與發展的隱患。在如今全球性糧食安全風險不斷加劇的時代背景下，如何穩定、可持續地解決本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雖然隨著全球性新冠疫情的逐步穩定，國際間的糧食貿易也逐漸恢復流通，但此次疫情無外乎加強了各國對糧食安全的憂患意識，也加劇了國際間糧食貿易市場的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本文擬對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以及新冠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沖擊與影響進行研究，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為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可持續發展獻計獻策。

　　1、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現狀

　　本研究從數量型糧食安全、質量型糧食安全和可持續型糧食安全3個層次對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及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1.1數量型糧食安全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安全與發展已取得巨大成就，無論是從糧食的總產量、人均產量還是從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看都已達到歷史高位，糧食安全的保障能力處于歷史最強階段。回首40多年的發展，中國糧食安全已從1978年以前的糧食產量供應不足到1997年的供求基本平衡，再到目前的“糧食供求基本平衡，糧食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新階段”[2]。可以說，中國的糧食安全與發展一直向好。

　　從總產量上看，糧食生產實現了從2004年以來連續17年豐收，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得到不斷加強。其中，糧食總產量于2019年達到過去20年的最高點（見圖1），達66384.3萬t，比2000年的46217.5萬t增長了43.6%；作為主食的谷物類（包括稻谷、小麥和玉米）總產量也從2000年的40522.4萬t增長到2019年的61369.7萬t，增長率51.4%，比糧食總產量的增長率高出7.8%。此外，2010—2018年的9年間，稻谷、小麥和玉米三類農作物的總產值整體呈現增長趨勢（見圖2），供求基本達到平衡，短期內不會出現糧食危機。其中，稻谷的總產量與總銷量總體呈現低增速式增長，且總產量略高于總銷量，供求關系處于緊平衡狀態；小麥的總產量與總銷量均呈現倒U型發展態勢，小麥的總產量于2017年達到最大值13424萬t，2018年有所下降，總銷量于2015年達到最大值9920萬t，后期有所下降，但受當前中國總人口正增長的態勢影響，其下降幅度不算太大，且小麥總產量高于總銷量，小麥市場短期內不會出現供不應求的問題；玉米作物是這三類作物中波動最大的產品，其總產量呈現先增后降的趨勢，于2015年達到最大值26499萬t，而其總銷量從2014年起持續高速增長，且于2018年供給低于需求，形成了中國玉米市場供求關系的逆增長態勢。

　　從人均產量上看，中國人均糧食產量與人均谷物類產量在2000—2019年20年的時間內整體呈現倒U型變動態勢（見圖3）。其中，人均糧食產量與人均谷物類產量均于2005年開始高速增長，且于2015年達到最大值，分別為479、448kg；然而，人均糧食產量與人均谷物類產量也均于2015年起呈現低速負增長趨勢，于2019年分別降為472、436kg，其原因可能是糧食總產量和谷物類總產量的增長率均于2015年后呈現低速變動趨勢，而中國人口卻以每年4%左右的自然增長率持續增長，因此導致人均產量逐年下降。雖然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近期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國際公認的400kg安全線，因此短期內中國糧食安全可以得到基本保障。

　　綜上所述，于數量層面而言，不論是糧食總產量還是人均糧食產量，當期中國糧食安全均處于較高水平，短期內不會發生糧食安全危機問題。然而，中國糧食產量也處于67000萬t的瓶頸期，如果未來糧食產量一直得不到顯著提升，且受國家總人口不斷增長的壓力，中國的數量型糧食安全優勢將會逐漸弱化，因此針對如何提高國家糧食總產量的問題未來還需持續關注。

　　1.2質量型糧食安全

　　質量型糧食安全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大糧食安全”概念，它不僅包括糧食質量的安全性水平需達到衛生標準，還包括糧食的多樣性、可獲得性以及營養價值能夠滿足人體健康的客觀需要，是人類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后對糧食安全賦予的新要求，標志著人類從“吃得飽”向“吃得好、吃得健康”的躍升。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時，農產品及食品的質量和安全性水平會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3]。如今，中國的人均GDP已接近1.2萬美元，高于國際經驗值4000美元，表明中國早已有能力從生存型社會轉變為發展型社會[4]。隨著人們對糧食安全認知的轉變以及糧食消費結構的升級，這無疑對中國糧食的質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滿足當前人們對糧食安全的新訴求，提高國家農產品和食品的綜合質量，中國政府也從法律、經濟、行政等方面采取了眾多強有力的政策舉措，如頒布《糧食安全法》，加大對糧食市場的補貼和引導；轉變政府職能，逐漸將政府在糧食市場的監管重心從經濟性監管向社會性監管轉移，提升社會性監管的綜合能力等。經過不懈的努力，中國糧食的質量型安全保障能力得到不斷提升與加強。

　　然而，由于中國的質量型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尚處于初步建設階段，因此難免會存在一些缺口與不足，接下來本研究將從“生產、銷售、食用”3個環節對中國當前質量型糧食安全存在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糧食的生產環節。生產環節作為糧食質量安全的源頭，在保障糧食質量安全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當前至少有3個問題影響著中國糧食的綜合質量水平。第一，生產者的耕作態度。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單畝耕地的務農相對收入持續下降，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將務農當作副業，對耕作的關注度持續下降，影響著單畝耕地農產品的產量與質量；第二，化肥、農藥的使用。農戶為降低自然災害帶來的影響，通常會選擇增加化肥和農藥的施用量來保證糧食的產量，但該做法也同樣對糧食的質量造成威脅[5]；第三，糧食品種。中國目前不同種類農作物的耕作面積配比也待完善，如2019年谷物類耕作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59.0%，豆類占6.7%，油料類占7.8%，而中國每年的大豆和油料類進口數量巨大，該類作物的國內產量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其次，糧食的銷售環節。銷售環節也同樣存在影響糧食質量的三方面因素，其一，糧食倉儲方面。當前中國絕大部分地區依然保持著精耕細作的耕作模式，因此地方性的小型糧食倉儲機構眾多，然而大多缺乏科學的儲備知識和完善的儲備設備，導致在倉儲過程中難免出現糧食發霉等造成糧食污染的事件發生；其二，食品深加工方面。很多糧食加工企業缺乏技術支持，在糧食深加工過程中造成糧食營養缺失，降低食品的質量水平；其三，銷售過程方面。為提高糧食銷售的利潤水平，不少糧食銷售商選擇摻假的方式降低成本，如將進口的低質糧食與國產糧食摻兌后銷售，降低市場糧食的整體質量[6]。

　　最后，糧食的消費環節。人們的飲食習慣也同樣影響著中國質量型糧食安全的整體水平，對糧食的生產、加工和銷售都具有很大的倒逼效應。然而，當前中國的“三高”人群逐年增大，但營養不足人數卻依然很多，2014—2016年就有約1.34億人口[6]，由此可以看出當前中國居民的飲食習慣欠佳，不利于國民的身體健康。因此，為提高中國糧食質量安全的綜合水平，需引導人們對自身的膳食結構進行調整，形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1.3可持續型糧食安全

　　相比于數量型和質量型糧食安全，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才是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因此，本研究將研究視角延伸到整個糧食市場產業鏈條，分別從進出口市場、生產市場、營運市場和消費市場“四大市場”對當前中國的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水平進行具體分析。

　　1.3.1進出口市場的可持續性

　　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和貿易談判能力得到明顯提升，分別與歐洲、北美等發達國家以及阿根廷、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良好的糧食進出口合作關系；通過合作經營、海外并購等方式擴大海外糧食生產市場。在糧食進出口貿易中，中國也長期保持著結構性貿易逆差的形勢，其中大豆、玉米等農產品的國際進口量遠高于出口量且保持逐年遞增趨勢，如2019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額就高達353.4億美元。大量的農產品進口雖然對中國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節約具有重要貢獻，但如大豆、玉米等農產品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終究不是長久之策，且在全球糧食市場不穩定風險進一步升級的背景下，中國糧食進出口市場的可持續性水平將會繼續降低。

　　1.3.2生產市場的可持續性

　　自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對糧食的生產市場一直保持著高度重視，如設立國家最低耕地紅線、2002年的農村稅費改革以及后期相關的財政補貼政策[7]，這無異乎對提高國家糧食生產能力起到積極的作用，也使得中國的數量型糧食安全得到了基本的保障。然而，當前中國的糧食生產市場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影響其可持續性發展能力。第一務農收益低，相比于國際糧價，中國的糧食價格一直處于較高水平，但由于單畝務農成本較高，單戶耕地面積較少，使得農戶種糧的凈收益很少，嚴重影響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二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由于小農經濟的風險承受能力較低，因此大多農戶會選擇增加農作物的化肥、農藥使用量以此保證耕作的最終產量，如2017年中國使用了全世界27.4%的化肥和42.9%的農藥，單畝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3.5倍，大量化肥、農藥的使用不僅造成了耕地環境的污染，而且極度降低了農作物的質量，影響耕作的可持續性能力；第三資源損耗量大，中國多地糧食生產以地下水進行灌溉，如東北的水稻種植就倚靠大量的地下水供給，長此以往，水資源難免消耗殆盡，影響國家糧食安全的可持續水平；第四糧食科技的普適性不足，雖然國家極力號召將科技成果運用于糧食市場提高糧食產量，但當前中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對糧食的科技創新依然不夠重視，且存在科研成果缺乏普適性的問題，制約著糧食生產市場的可持續性發展水平；第五政務服務水平不高，雖然中國實行了糧食安全省長負責制，但在以“GDP論英雄”的時代背景下，一方面出現地方政府對當地糧食生產的不重視，影響糧食產業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補貼直發農戶的模式有待完善，雖然每年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用于種糧補貼，但受中國農戶基數大的影響，最終發到農戶手中的卻很少，未達到財政補貼的政策目標。這些問題都影響著中國糧食生產市場的可持續性水平。

　　1.3.3營運市場的可持續性

　　當前，中國已形成系統的糧食市場營運體系，如從采購、運輸到加工、生產再到包裝、銷售于一體的營運模式，對支撐中國整體的糧食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國糧食安全依然保持較高水平的穩定便是其最好的昭示。然而，當前中國的糧食營運市場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影響著市場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力，如科學技術使用水平不高，制約著糧食市場營運環節中的運輸、倉儲、加工等模塊的優化升級；單個廠商的經營理念存在問題，危害著食品的質量和安全水平；市場監管存在空位，存在產業鏈上下游合謀的現象，影響著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等。這些問題也同樣影響著中國可持續型糧食市場的安全。

　　1.3.4消費市場的可持續性

　　2020年中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飲食標準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逐漸從吃得飽向吃得好轉變。然而，縱觀當前中國社會的飲食結構，人們在吃得好與吃得健康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即當前中國存在消費者糧食安全責任意識整體不強的情況[8]。如消費者容易出現短視消費、不當消費、過度消費等問題[1]，這些問題都影響著中國糧食消費市場的可持續發展水平。

　　2、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沖擊與影響

　　此次新冠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導致國際糧食市場不穩定風險增加，進出口壓力增大，對中國糧食的.國際市場造成沖擊；其二，對國內糧食市場產生短期的有形影響和長期的無形影響，且無形影響有助于提升中國社會的風險應對能力和改變中國人的膳食理念，推動中國糧食安全的優化升級。

　　2.1國際糧食市場不穩定風險增加，進出口壓力增大

　　第一，糧食民族主義有所抬頭。疫情期間多國出現了“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推卸責任，甚至制造風險”，具體表現為采取關門自保、各自為政的方式限制糧食出口，以維穩本國糧食的絕對安全，具有明顯的糧食民族主義行為特性[1]。這不僅破壞了自由、和諧的國際貿易秩序，更對一些倚靠糧食進口為生的國家和地區造成了致命的打擊。雖然隨著疫情的好轉，多國陸續允許了糧食的對外出口，但此次疫情也無外乎加劇了各國領導人對本國糧食安全的憂患意識。

　　第二，產銷不平衡危害越發嚴重。此次疫情顯化了全球糧食產銷分布不平衡的危害，很多國家出現了糧食自供能力不足的糧食安全問題。已有研究[9]表明，當前世界糧食的產銷區域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其中北非的糧食自給缺口最大，其次是歐盟、東南亞和非洲；南亞的糧食產量雖略大于需求，但也處于緊平衡狀態，難以擁有大量的糧食用于對外出口，相比之下，南美和北美的糧食自給程度較高，每年的產銷結余均達到13000萬t以上。由此可見，全球的糧食出口大部分來自于美國，美國也由此獲得了較高的糧食安全國際話語權，而這也無外乎增強了美國運用糧食作為戰略物資以實現對世界經濟更好的控制[10]，導致“糧食美元化”風險逐漸增大，加劇了未來糧食國際貿易市場的不穩定性。

　　第三，市場異動風險逐漸增大。據統計[11]，當前全球尚有近8億的饑餓人口，而糧食國際貿易量僅有2億～3億t，人均糧食分配量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400kg安全線，出現明顯的供不應求狀況。在此次疫情期間，多國經濟處于停滯狀態，世界糧食物流發生中斷，且受蝗蟲、干旱等自然災害的影響，全球糧食產量有所降低，在這些負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很可能演化成全球性的糧食安全恐慌，出現哄搶、抬高糧價、投機炒作等現象，增大全球的糧食市場異動風險。

　　2.2國內糧食市場基本穩定，有形影響和無形影響并存

　　第一，疫情對國內市場產生了短期的有形影響。此次疫情在國內的爆發期主要為2020年的第一、二季度，其中第一季度影響最為嚴重，為保證疫情得到盡快控制，整個中國幾乎按下了暫停鍵。受暫時性市場分割的影響，中國部分地區出現了短期的糧食產銷問題[12]，如因交通管制導致部分糧食主產區的農資供應緊缺、運輸渠道受阻，影響該類地區的春收備耕、新糧銷售和余糧倉儲等；因可流動原糧的供應偏緊和成本增加導致糧食主銷區的價格有所上漲。然而，隨著疫情的好轉，國內交通恢復正常、市場可流動原糧增多，該類問題很快便得到了解決。

　　第二，疫情對國內市場產生了長期的無形影響。經歷此次疫情的磨練，中國社會應對突發性公共危機的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而這無形的變化也終會讓中國發展得越來越好。此外，受此次疫情影響最大的便是中國人們的膳食觀念，此次疫情增強了人們保持身體健康的憂患意識，也增加了人們改善自身膳食結構的決心。未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注定會朝著安全、健康的方向發展，而人們食品消費觀念的轉變也注定會倒逼糧食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中國糧食安全向更高的層次發展。

　　3、后疫情時代中國糧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

　　3.1以數量型糧食安全為基礎

　　雖然短期內中國數量型糧食安全已得到基本保障，無論是總產量還是人均產量都處于歷史高位，但當前國內糧食總產量處于67000萬t的瓶頸期，而總人口尚以4%左右的增長率逐年增加，倘若未來的總產量不能得到突破，人均糧食產量必將持續降低，影響著中國糧食安全的綜合保障能力。此外，受疫情影響國際糧食市場的不穩定風險增加。因此，保障中國數量型糧食安全依然不能掉以輕心，應以數量型糧食安全為基礎，實現中國糧食產量的長久性安全。

　　3.2以質量型糧食安全為保障

　　未來中國在繼續保障本國數量型糧食安全的基礎上，應對提高糧食質量型安全注入更多的關注與投入，以滿足人們對安全、健康糧食及食品的日常需求，提升中國質量型糧食安全的綜合保障能力，實現國家糧食安全的優化升級。

　　3.3以可持續型糧食安全為目標

　　如果說數量型糧食安全為國家糧食安全與發展的第一階段，質量型糧食安全為第二階段，那么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注定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長久性奮斗目標。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涉及糧食的全產業鏈，包含糧食的進出口市場、生產市場、營運市場和消費市場“四大市場”。可持續型糧食安全以數量型糧食安全和質量型糧食安全為基礎和保障，又通過四大市場的優化升級對數量型糧食安全和質量型糧食安全起到支撐和保護作用，是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治本之策，也是中國糧食安全與發展的長久性奮斗目標。

　　4、后疫情時代中國糧食安全保障的市場路徑

　　4.1保障國際糧食進出口市場的安全

　　第一，積極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提升農業治理的國際影響力。一方面，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應積極承擔起援助低收入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和義務，如通過促進非洲等貧困地區糧食的生產與發展，緩解全球糧食市場的產銷不平衡和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維護國際糧食市場秩序，積極投入到全球及區域糧食安全治理的機制建設中，加強國際間糧食貿易市場的政策協調，如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其他區域經濟體的農業合作，推動國際糧食市場的穩定與發展，以此提升中國農業治理的國際影響力。

　　第二，以科技為支撐助力農業發展，提升中國糧食的國際競爭力。與美國糧食的物美價廉和歐盟糧食的綠色安全相比，中國糧食在國際市場中缺少自主的品牌，這也使得中國糧食在國際貿易中一直缺乏競爭力，抑制著本國糧食安全與發展的國際化水平。未來，應加快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糧食自主品牌，以科技為支撐助力農業發展，加大對本國農業科技研發的投入，加強國際間農業科技的交流合作，以科技興農打造中國糧食的國際品牌，提升中國糧食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健全國際糧食市場風險應對體系，提升糧食安全的抗風險能力。此次疫情無外乎給各國敲響了警鐘，認清了國際糧食市場異動對本國糧食安全的影響程度。為保障本國糧食安全，降低國際市場異動對國內糧食安全與發展的影響，需健全國際糧食市場風險應對體系，如制定保障國內糧食安全與發展的綜合支持政策；加強對全球糧食市場風險的監測評估；增加如大豆、玉米等進口農產品的國內儲備量；完善全球農產品供應鏈管理；簽訂保障全球農產品市場安全、穩定的國際協議等，以此提升中國糧食安全的國際抗風險能力。

　　4.2保障糧食生產市場的安全

　　第一，完善政策體系，加大農業支持力度。地方政府應轉變政策執行偏好，加大對當地農業的關注與投入，特別是一些農業主產區與農產品保護區，更應增強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的責任心和大局意識，未來可對該類地區的政務考核標準進行調整，增加農業生產在政府工作考核中的貢獻比重。此外，還需優化助農的相關政策，如轉變助農的財政補貼理念，因地施策。對于一些以家庭耕作為主的地區可將補貼額交于村集體統一調用，用于完善當地的農業基礎設施，提高該地區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村集體需對每項財政支出進行及時公示，接受人們監督；對于一些以種糧大戶、專業合作社為主的地區可將補貼額交于農業生產者，由他們自主按需支配，由此提高農業經濟體的抗風險能力。

　　第二，保障務農收益，提高農民耕種技能。農民為糧食的主要生產者，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推動社會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相比之下，中國農民的收入水平卻長期處于社會的最底層，影響著農民的耕作積極性。未來，可探索通過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社會資本三方力量共同保障務農收益，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水平。此外，還需注重對當代農民的技能培訓，以適應未來中國糧食種植的規模化和科學化發展需要，可通過開展糧食種植與經營為專題的系統培訓，轉變農民的耕作理念，提高農民的耕作技能，由此增加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農業勞動力供給。

　　第三，推動科技興農，保障農業可持續發展。科技興農是保障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寶，應全面提升農業種植的研發能力和服務的可適應性能力，從而提高國家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未來可實施農業科技研發工程，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大力推進農業生產的科技創新，借助科研院所、農業企業、高等學校的優勢互補，推動農科教與產學研的融合發展，由此實現以科技提高糧食產量與質量，以科技減少資源損耗，以科技實現糧食種植的可持續發展。

　　4.3保障糧食營運市場的安全

　　第一，推進食品產業優化升級，打造優質品牌。當前中國的糧食企業多從事缺乏技術含量的農產品簡單加工，很難打造自主品牌，且糧食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的融合程度較低，制約著糧食產業的優化升級與可持續發展。未來，一方面需加強科研成果在糧食及食品加工應用中的寬度與深度，增強食品加工企業的科技應用能力，提升食品的品質；另一方面需注重食品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發展，如可借力文化、旅游等第三產業打造具有現代氣息的鄉村特色產業聯合體，提升糧食產業的市場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在科技與產業的雙重支撐下，也有助于打造中國特色的糧食優質品牌，提升國家糧食品牌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完善食品市場風險監管，懲處違法企業。營造一個公平公開、安全穩定的市場秩序是保障中國糧食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未來，可構建食品市場的風險監管與懲處體系，以實現對食品市場的有效管控。首先，建立與完善各地區糧食及食品安全的動態監測機制，倚靠大數據和智能化實現對糧食產業的全產業鏈實時監控和預警，把防控放在前端，把危機扼殺于搖籃；其次，設立糧食企業的黑名單制度，實施一票否決制懲處流程，一旦在監控和預警過程中查核相關企業具有違法、違規行為，立即進行懲處并記錄于企業經營黑名單中，終身不得進入糧食及食品運營行業；最后，建立與完善食品安全的治理責任機制，將糧食及食品的安全責任主體分配到相關部門的一把手手中，即將糧食安全的省長負責制下延與細分，實現對糧食營運市場各環節的精細化治理與管控，以保障食品市場的安全與可持續發展。

　　4.4保障糧食消費市場的安全

　　第一，杜絕人們餐桌食物浪費，養成正確的消費觀。受中國傳統合餐制和宴請式飲食習俗的影響，容易滋生炫耀性與面子式餐飲消費，這不僅會造成大量餐桌食物浪費，損耗資源、污染環境，而且會破壞社會風氣，威脅國家糧食安全。未來應借助社會媒體、餐飲企業和政府部門三方主體的共同努力，以達到杜絕人們餐桌食物浪費，養成正確飲食消費觀的目標。其一，社會媒體需承擔起責任，傳播正向的飲食消費文化，引導人們養成正確的消費觀，形成“以鋪張浪費為恥，以勤儉節約為榮”的社會風氣；其二，餐飲企業應轉變經營理念，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種食材，減少食材的丟棄浪費，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化的新型菜品，另一方面在餐廳營造光盤氛圍，引導消費者不過度點餐并為消費者提供方便衛生的打包服務；其三，政府部門應健全制度建設，運用立法、行政管理等手段協同社會其他主體共建食物消費的反浪費管理體系，形成杜絕人們餐飲浪費的最后防線。

　　第二，引導人們改善膳食結構，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當前中國人們的飲食標準正向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安全方向轉變，此次疫情無外乎成為推動人們改善膳食結構的加速器，而食物的安全與健康也注定成為人們日常關注的焦點之一。因此，應積極引導人們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為人們提供健康的飲食參考標準和多樣化的糧食產品，確保人們知道如何改善膳食結構的同時能夠購買到健康所需的糧食產品。現實操作中，可借助媒體、社區公示欄等渠道為人們提供各種食材的成分、營養價值以及搭配食用方法，引導人們按需購買，健康消費；也可協同社區醫院定期為人們提供免費或低額的健康檢查，依據不同人群提供可供參考的食品日攝入量標準，由此降低因過度飲食而導致“三高問題”或因食物攝入過少而導致營養不良人群的比重，從而形成全民健康飲食的社會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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