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共通，文史哲亦共通
----《史記》探究
深厚的文學造詣和鮮明的個性特色，是《史記》成為史家絕唱的又一重要原因。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史記》是歷史書，是文學書，也是考究“天人之際”的哲學書。這部鴻文巨制，對于歷史學科的重要性，自無待言，從語文學科的角度看，我們小時候，是把它當成文學書讀的，現(xiàn)在的中學生，不也是在語文課上讀《史記》的嗎！
寫書，總要經(jīng)歷立意（確定全書體例）選材、布局謀篇、命筆行文、選詞煉句這樣幾個階段。司馬遷寫《史記》，也不例外。
從立意上看，可以明顯地看出《史記》親民、求實、通變、不以名位、成敗論英雄。
親民。司馬遷在感情上接近人民，重視民心的向背，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憎惡。他滿腔熱情地為出身下層的侯生、荊軻、朱家、郭解、司馬季主等剌客、游俠、日者乃至倡優(yōu)滑稽之徒立傳；在翔實記述秦漢之際農(nóng)民大起義的同時，他實事求是地肯定了陳涉、吳廣諸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明白白地為百戰(zhàn)不得封侯的李廣鳴不平；淋漓盡致地揭露酷吏的專殘和佞臣們的丑惡嘴臉；實事求是地從政治上和社會經(jīng)濟上揭露了漢武帝“承平盛世”下所掩蓋著的階級矛盾，嘲笑這位不可一世的漢家天子一再受騙于方士妖人。一部《史記》，是以司馬遷自己的是非觀念來善善惡惡的。班固說他“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其實，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是肯定文景之治，否定漢武帝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chǎn)發(fā)展，對社會經(jīng)濟的繁榮所作的貢獻；頌揚游俠，是肯定他們犧牲自己，救人之急。通過頌揚他們來表達司馬遷自己對于開明政治的向往，對于人民追求物質(zhì)財富和反抗強暴的同情。正是這種“是非頗謬于圣人”的精神，才使得他這部《史記》閃灼出奪目的光輝。
求實。是說這位太史公繼承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客觀實際，誠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通變。司馬遷清楚地認識到：歷史是一個不斷發(fā)展變化、永無止息的過程。他重視歷史的發(fā)展和變化，力求通過對于這種發(fā)展與變化的探討，揭示歷史事件的規(guī)律，并且用歷史變化的觀點記述歷史。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們后面再詳細地講。
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半中國，到過很多地方進行調(diào)查，廣泛閱讀了皇家石室、金匱收藏的各種秘籍、檔案文書，廣泛采錄諸子百家典籍，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個方面有價值的史料都盡可能地寫進了書中，從而使得《史記》在相當廣闊的范圍里，生動地展現(xiàn)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他搜集材料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是：
1、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通計《史記》引用之書，計有103種。其中，“六經(jīng)”及其訓(xùn)解注疏之書24種，諸子百家之書52種，歷史地理以及漢家朝廷檔案20種，文學之書7種。
2、取資金石、文物、圖象和建筑物。《秦始皇本紀》著錄了“泰山石刻”、“瑯琊石刻”和“之罘石刻”；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觀蒙恬所筑長城、亭障和直道。等等。
3、游歷訪問，實際調(diào)查。收集上古歷史傳說，考察調(diào)查西周建國經(jīng)營洛邑的情況。調(diào)查戰(zhàn)國遺聞，漢初故事，古戰(zhàn)場形勢，人物情況，就更為詳悉。普通百姓的口碑，他也非常重視。如適大梁之墟，訪求夷門及秦之所以滅魏，“墟中人曰”云云，等等。《貨殖列傳》里關(guān)于全國各地物產(chǎn)、都市經(jīng)濟和民俗民風的記載，也是游歷調(diào)查得來的。
4、直接接觸當事人，或者轉(zhuǎn)錄他人的口述材料。如《李將軍列傳贊》：“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項羽本紀贊》：“余聞舜目蓋重瞳子，又聞之周生曰，羽目亦重瞳子。”等等。
5、采集歌謠詩賦。包括樂府歌謠，文人詩賦，民歌童謠和俚語俗諺等等。引用時一一標明，與征引文獻同樣鄭重。
6、搜求秦火殘存的古諸侯國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載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如此下距司馬遷一百四五十年之事，而兩稱“今王”，顯見此乃抄錄燕國史記而改寫未竟的痕跡。
搜集得來的史料，司馬遷不是有聞必錄，而是認真地綜合、分析、鑒別和篩選。作“紀”，他從比較信而有征的黃帝寫起；人物列傳，也從確有事跡可考的伯夷、叔齊寫起。一時無法弄清的問題，他擇善而從，或者多說并存。一時難以斷定的問題，寧肯闕疑，也不武斷地下結(jié)論。
《史記》選用材料入書，有明確的義例，這就是：
1、考信于六藝，折中于夫子。主要以六藝經(jīng)傳為史料。
2、擇其言尤雅者，總之不離古文（先秦文獻）者近是。重視使用第一手材料，廣泛征引古文，擇其尤雅者述之，而無稽者不錄。
3、紀異而說不書，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記載天異災(zāi)變，但在記述人事的紀、傳中并不加以發(fā)揮。其《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yīng)，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jīng)，紀異而說不書”；《大宛列傳》云：“至《禹本紀》、《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等等。
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傳其書者，論其軼事。漢初自申屠嘉以后的丞相們“備員而已，無所能發(fā)明功名以著于當世”，故不記載。已有著作傳世，比如孟子荀卿、管仲晏嬰，與乎孫子吳起諸人，就只記述其軼事。
5、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說之。太史公曰：“疑者闕焉。”又曰：“疑則傳疑，蓋其慎矣。”是以五帝三代，只載世系而不記年。殷、周二《本紀》載殷祖契為其母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又云其父為帝嚳；周祖后稷（棄），亦其母姜源履巨人之跡而生，等等，是皆疑則傳疑之例。
6、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厥協(xié)，就是綜合；整齊，就是分析鑒別篩選。其貫通的手法，一是剪裁摘要，二是增文補史，三是訓(xùn)釋古文，四是熔鑄改寫。四種手法交叉運用，而又以熔鑄改寫為主。
《史記》書中細節(jié)的描寫，往往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與加工。比如《孔子世家》對所引《論語》材料進行時間和場景的定位，以形成連貫的編年史料，顯然是文學構(gòu)思的運用；《太史公自序》引古人自況，說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特別是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是皆遭遇不平而發(fā)憤著書。這些，并不都是事實，但是這樣一加工，就闡明了只有經(jīng)受得起磨難的人，才能做出大事業(yè)。
材料有了，便要謀篇。謀篇，就是定格局。《史記》在格局布置上的最大特色是“五體并用，詳今略古，夾敘夾議，寓議論于記敘之中。”劉知幾說它“雖敘三千年史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余載而已。”12本紀，包括《秦始皇本紀》在內(nèi)，寫當時“七十余年以來”的，就占了7篇。10表，夏殷周三代，只有1表；春秋戰(zhàn)國，只作了《六國年表》和《十二諸侯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以下7表，都是“當代史”。30世家和70列傳，就更主要是秦漢以來的內(nèi)容。
設(shè)立河渠、平準、貨殖等經(jīng)濟專篇，是《史記》謀篇的一大創(chuàng)舉。司馬遷重視生產(chǎn)、交換和消費等經(jīng)濟活動，力求從經(jīng)濟生活的背后，尋找道德產(chǎn)生的根源乃至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原因。他翔實地記載了漢興以來的國民經(jīng)濟概況與經(jīng)濟政策的演變，把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治亂興衰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進行考察，肯定衣食住行的物質(zhì)需要是不可更易的客觀存在，正是這種需要，推動了社會分工和生產(chǎn)的發(fā)展與流通交換的出現(xiàn)。在此基礎(chǔ)之上，他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這個關(guān)于經(jīng)濟和政治、文化有密切關(guān)系的重大命題。這是古代中國史學觀的一大進步。
《史記》人物列傳的每位傳主，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文章都有深意，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和《仲尼弟子列傳》代表學術(shù)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蘇秦張儀列傳》，代表造致戰(zhàn)國紛爭局面的縱橫游說之士；《孫子穰苴列傳》、《田單列傳》和《白起王翦列傳》，代表知名將帥；而孟嘗平原“四公子”列傳，則代表了戰(zhàn)國時期的新貴族。
具體到每篇文章，那可真是千紅萬紫，各各不同。寫蕭何、曹參、張良，歷敘生平，首尾完具。因為他們是漢王朝的開國功臣，關(guān)系秦漢之際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而且事跡具在，可以得而書之；寫《孟軻荀卿列傳》，則藉他們以敘當時之人，記述了齊國“三鄒子”，記述了淳于髡、慎到、環(huán)淵、接子、田駢等眾多的齊國“稷下先生”，實際上是寫了一篇先秦諸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記述他們的醫(yī)案，因為這兩位名醫(yī)沒有著作流傳；《管晏列傳》，但載其遺文逸事，至于治國之道等等，只要已經(jīng)見諸他們的著作，一概不錄，這是因為管晏之書具在，毋須再講；而寫伯夷、叔齊，那就幾乎全是議論了。為什么記敘之文寫成了純議論？因為傳主只有不食周粟一事可以得而記述，而且厥事體大，值得大議論而特議論一番。
歷史要求實錄；文學要講究藝術(shù)性。司馬遷首先是史學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我們不能把《史記》當成單純的文學作品來讀。司馬遷的偉大貢獻，是冶文史于一爐，把歷史和文學統(tǒng)一起來，以人物為中心，塑造了我國古代首尾三千年間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形象。每篇世家紀傳，都有生動的故事情節(jié)，都有曲折細膩的細節(jié)描寫和繪聲繪色的活動場面，以及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史記》的辭藻文章，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影響了歷代文學大家的成長，甚至還影響了元明以來戲劇和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究其所以如此成功，概括地說，一是運用選擇和互見的手法，突現(xiàn)歷史人物的個性；二是兩兩對照，以烘托人物；三是熔鑄鮮明的愛憎感情，以感染讀者；四是運用多種文學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五是有意識地塑造（注意：塑造。文學藝術(shù)的塑造）典型化的歷史人物，以符合他自己編著史書的理想。前四點，是他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的手法；最后一點，則是司馬遷有意識創(chuàng)造的歷史與文學的統(tǒng)一。這位太史公尊重歷史，但他編寫史書不搞自然主義，而是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剪裁、提練和強調(diào)，塑造出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從而更深刻地反映出復(fù)雜紛繁的社會生活場景及其本質(zhì)，發(fā)掘出這些現(xiàn)象背后蘊藏的深邃哲理，這種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就是《史記》的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
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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