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中國歷史的宿命》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朱自清真的是被餓死的嗎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個年頭。對于一個學者、作家，這意味著思考和創作的終結，對于曾經從其思想文化遺產里受益的人，意味著深長的思念和不盡的感戴。但朱自清1948年的意義絕非僅止于此，因這一年里他的某些言論、文字和行動，他被塑造為接受人民呼喚，終于從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其晚年的"選擇"和"轉變"被界定為知識分子走什么樣的道路的宏大命題。
1948年，中國發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輪里，又發生了什么？
按照通行的說法，1948年是兩個階級搏斗初見分曉的一個特殊年代。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不論他們曾經持何政治立場，一個舊時代即將被埋葬，這一點，哪怕終日兀坐書齋不問世事的人都會有所感知。于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擺在了面前，這就是面對這樣的歷史巨變與轉折，你興奮也好，沮喪、惶惑也罷，無法回避選擇。1948年的特別意義還在于，這一年，國民政府推行的幣制改革的失敗使國統區物價上漲勢頭一浪高過一浪，包括大學教授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面臨著物質條件的困窘和生活狀況的惡化。
在這樣一個大變動的時代，知識分子群體中的各種變化都不意外，只是這種變化往往有輻度大小之別、微調和巨變之異。朱自清屬于哪種呢？朱自清一直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不僅緣于天性，也是客觀環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學家出名，后來卻長期在中國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擔任國文系主任，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在學術上是有壓力的，充滿了焦灼感，這種壓力驅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學術研究上。當然一個知識分子不可能完全沒有政治傾向。朱自清的政治傾向，用他自己的話，就是一個"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這種人承認現有的秩序，認為這種秩序是保持"平靜"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現實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滿，并對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當然，最重要的，這種人始終珍視個人的自由，對所有以各種名義擠壓個人空間的企圖敏感而充滿警惕。
雖然長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詩人般的敏銳感受并未完全鈍化，他也意識到了可能的時代之波，并努力嘗試去適應。于是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變化。比如讀書，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書單上除了經典舊籍，就是同輩學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開始讀《大眾哲學》，月底便讀完了，并在日記中評價道："甚有說服力"；7月份又讀一本名為《知識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讀物，稱贊"它論點鮮明，使人耳目一新"；這位向來以詩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稱的新文學家，還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他閱讀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李有才的變遷》和袁水拍的《馬凡陀山歌》的情景，稱贊趙的小說是一種"新體裁的小說"。這時候朱氏的寫作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他開始討論"朗誦詩"和"標語口號"這些原本在學者教授視野之外的東西。他強調以"政治性"和"群眾性"見長的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一邊批評代表集體力量的標語口號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說："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么單怪他們起哄或叫囂呢？"
朱自清晚年變化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這種革命的符號雖然很受有左翼傾向的學生和大眾的追捧，畢竟很難讓國統區高等知識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顯得特別醒目了。那些熱烈贊頌朱自清"轉變"的文章，最熱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熱情扭秧歌的意象：馮鍾蕓回憶，"在參加'五四'青年節的聯歡晚會上，他加入青年們長長的行列，扭陜北秧歌，和青年學生的心貼得更近了。"柏生回憶，"特別使人記憶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開同樂晚會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帶病，但是還興致勃勃地和同學們擠在一個行列里熱情認真地扭秧歌，同學們以民眾喜愛的風格，親昵地給他化了裝，穿上了一件紅紅綠綠的衣服，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朱先生呢，對這來自解放區人民大眾化的演出形式和內容，十分喜愛，熱情支持。他這種精神使在場的許多師生受到感動。" ()①"朱自清擁抱秧歌表示他要和舊的生活徹底決裂"，顯然這就是所有回憶者要告訴我們的。應該說，因為秧歌本身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符號和圖騰，而且朱自清本人對其符號意義肯定不會一無所知，所以這種解讀自有其道理。但查閱朱氏日記，我們卻看到了意外的文字：1948年元旦，朱自清寫道："參加中文系新年晚會，深有感慨。"4月8日又記，"學生兩次來請我們參加大飯廳的學生集會，他們還請我們在臨時搭起的臺上扭秧歌。大眾的壓力確實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朱自清？"感到不安"的朱自清和"扭秧歌"的朱自清當然還是一個人，作為一個珍視個人自由的知識分子，對那種集體的威壓怎么可能不"感到不安"？那么他為什么不當面拒絕？除了此時的朱自清多少帶有一點民粹傾向，對原本是民間文藝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應更多地從其性格特點上去分析。朱自清是個外圓內方的人，待人隨和，不愿拂人面子，但這在很多時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實想法。其早年日記里有一條很有意思的記載：一個他很不喜歡的人向他借錢，他借后，在日記中大罵那人是"下流壞"。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歡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轉而向日記發牢騷。這種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來成為知名學者后也是如此，經常有學生請他講演，并且題目都給擬好了，朱自清不高興，但幾乎每次還是去了。
讀了朱自清與秧歌有關的日記，又明了其性格特點之后，回頭再看回憶、解讀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過度闡釋"之嫌呢？
因為"扭秧歌"，許多人盛贊朱自清晚年"表現得十分年輕"，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的自然心態。但透過另一種個人色彩強烈的文本--舊體詩，我們就會發現一片"悲涼之霧"。1948年2月，時在病中的朱自清看到吳景超夫人龔業雅的一篇散文《老境》，其中的蕭瑟況味觸動他寫下了一首七律：
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何當計短長。
衰疾常防兒輩覺，童真豈識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親友時看星墜光。
筆妙啟予宵不寐，羨君行健尚南強。
詩中的衰颯之氣是一個稍有舊文學修養的人都能體味出來的，難怪當時傳抄到俞平伯、葉圣陶那兒，這兩位老友都為之"不怡"。細細想來，在1948年那個特殊的年代，纏綿病榻的朱自清的這種悲涼之感誰說不正是人情之常?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還有一件事為人艷稱，這就是"不領美國救濟糧"。關于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過精細的考證，這里不贅。但有意思的是，因為此事，又因為一篇名文對此事格外論列，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篇名文關于朱自清的一段是這么說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個人自由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義不必多論。但有一個直接后果實在出人意料，這就是人們對朱自清之死的臆測。自朱自清1948年辭世至今，關于其死因，權威的說法是他"貧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僅僅讀過像上面這篇名文這樣文字的讀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餓死"的。不必奇怪，筆者當年束發讀書，也是這么認為的。
那么朱自清"餓死"的印象從何而來？那篇名文的巨大影響力是一個因素,因為那段話從形式邏輯上講，的確可以理解為"朱自清要么領救濟糧，要么餓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沒領救濟糧，當然就只有"餓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藝術不能硬套邏輯，事實上朱自清拒領美國"救濟糧"是真，拒領也肯定會給他的家庭生活帶來影響，但并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沒飯吃了。從根本上說，容易讓人生出朱自清餓死印象的緣于另外一些大判斷。什么樣的大判斷呢？朱自清所處的是一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民生凋敝"的時代。這個判斷當然是對的，在那個黑暗時代里，豈止是知識分子，可以說除了達官貴人以外的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生活都頗為艱辛。但是在這樣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應該還有支流和個案，比如像朱自清這樣全國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還不會淪落到要被餓死的地步。
朱自清實死于嚴重的胃潰瘍。這種病的起因與生活的顛沛流離有關，日寇侵華中朱自清所服務的清華大學曾幾經搬遷；戰時教授們的生活水準大大降低，這也是容易引發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們的生活水準究竟低到了何種程度？是否瓶無儲粟屢告斷炊？恐怕也不盡然，查閱朱自清的日記，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認生活最困難的西南聯大時期，他還是經常會有飯局，而且隔三差五就會和朋友們在一起打打橋牌，很難想象，一個空著肚子的人會有心思和閑暇去斗這樣的巧智。可以認為，雖然當時的知識分子處境不佳，但和大多數底層百姓相比，他們的基本生活還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說像朱自清這樣名牌大學的教授了。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勢，集中資源于內戰，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許多學生憤然沖出校門，聲勢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一時如火如荼。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和所謂幣制改革使經濟接近崩潰，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響，知識分子也一樣，但揆諸現實，我們就會發現知識分子所受的這種影響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層群眾。《人民日報》的著名女記者金鳳當年在燕京大學讀書，她回憶了1947年底參加"反饑餓反內戰"游行的情景，"中午時分，學校食堂送來白面饅頭和菜湯，一旁監視我們的國民黨特務嘲笑我們：'你們吃得那么好，還成天喊反饑餓，你們挨餓了嗎？'我們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們是為老百姓反饑餓。全國老百姓不是被內戰拖入絕境了嗎！" ()①學生們對特務的反擊自然是有力的，但從中也可反證我上面的判斷：在校學生的生活是像金鳳描述的這樣，教授生活如何豈非不言自明？
具體到朱自清，其實他應該是最不容易被聯想到"餓死"這一凄慘圖景的。不僅因為他的聲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識的人就都知道，胃潰瘍這種病對進食有很多顧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會嘔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記也證明了這一點。翻開1948年的日記，我們沒有看到他為食物短缺而苦的記載，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飲藕粉少許，立即嘔吐"；"飲牛乳，但甚痛苦"；"晚食過多"；"食欲佳，終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飽"；……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領美國"救濟糧"宣言上簽名后的第11天，他還在日記里提醒自己："仍貪食，需當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辭世。
朱自清的辭世引發了國內的紀念熱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楊晦、馮雪峰和以香港《大眾文藝叢刊》（邵荃麟主編）"同人"名義刊發的三篇紀念文章。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點是強調朱自清作為"自由主義作家"向"民主戰士"轉變的意義。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個標本，他的選擇被提升為"知識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無"轉變"，發生了什么樣的"轉變"？各有各的說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討論朱自清有沒有"不變的"也許更有意義。什么為朱自清堅守如一始終不變？通過閱讀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竊以為，還是他自己那句"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的評價可以當之。他預感到了舊時代即將終結，自己也的確在努力去適應未來新的時代，但他是否就丟棄了一直被他所認同并堅守的某些終極價值？值得探究。
于是，又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像朱自清（包括聞一多）這樣向來被認為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在那一個大變動的時代里，他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當聞一多甚至不惜以生命與一個腐朽的政權相爭時，他是否預見到了后來的一切……
1948年的朱自清有幾分真實幾分幻影，雖然人們喋喋不休，其實于逝者已經是無謂的事了，豈不聞"身后是非誰管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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