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馮至《杜甫傳》的評價，一般是從兩個方面著眼的，一是其中表現出來的史識，一是此傳記寫作的風格。就賞析而言，也可以相應地從兩個角度加以欣賞，一個是馮至寫作傳記時采取的“以杜解杜”的方法，就是從對杜詩的反復閱讀當中咀嚼出杜甫的生活和思想；另一個是此傳記“詩人寫詩人”的風格。可以參考：
1．陳燊《馮至先生的杜甫研究》（《馮至先生紀念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這不是詩人的出處和經歷的冷冰冰的記錄，而是以“精細而有力”的“心和手”構想和描繪出來的十分豐滿、有血有肉的詩人“圖像”，從這里可以看到詩人的音容言笑、喜怒哀樂，既充滿真情實感，又富于生活情趣。馮至先生是詩人，文筆生動、熱情洋溢，他善于把杜甫的詩句融成自己的語言，寫來娓娓動聽，富于感染力，不像有的同類論著那樣，堆砌繁瑣的引文和枯燥的分析，令讀者望而生畏。這里還要提一下馮先生的凝練樸素的風格。這不僅表現于運句遣辭的力求簡明易懂，表現于征引杜詩時總是精選最有代表性的句子，還表現于不做考據文章，像他說的，“為了使讀者不被繁瑣的考證與論據所累，不曾把問題解決的過程寫在里邊，附注也盡量減少”。（《杜甫傳前記》)因此可以說，這部濃縮為十萬字左右的著作，包含有遠遠超過這個字數的內涵。文如其人，這里也反映了馮先生為人的平易樸實的風格。
2．錢志熙《史學意識與審美情緒的融合》（《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
馮至先生雖然也是杰出的詩人和機智的小說家，可他卻不是站在詩人、小說家的地位上的，而是努力站到史學家的地位上，以清醒的史學意識做這項工作。誰也不會將他的《杜甫傳》與他的歷史人物小說如《伍子胥》等同起來，它們之間的界限是那樣的明顯，一望便知。他說：“作者寫這部傳記，力求每句話都有它的根據，不違背歷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個人的想像加以渲染。”（《杜甫傳前言》)他承認無論使用什么方法，都無法完全再現歷史，但作為主觀努力，他“要極力避免使杜甫現代化，因為用現代人的思想與感情去點染將及一千二百年前的一個古人，可以說是一種難以原恕的罪行”。（《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他的目標是要使“這幅圖像使人一望便知道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個現代人用虔誠的心與虔誠的手給描畫出來”。(同前文)聞、馮兩先生都將作傳比喻為畫像，他們的目標都要追求美術般的鮮明、凸現，要整體、生動地呈現杜甫。所以，毫無疑問，他們的工作都是被一種審美的情緒所驅使，但馮先生的《杜甫傳》是要將審美情緒與史學意識恰當地融合在一起。
當然，在這部傳記中，詩人的敏悟和小說家的匠心仍然是體現出來的。全傳構設了13個大節次，把握住杜甫一生的基本生活歷程。除了“家世與出身”“童年”這兩節外，其余11節，與杜詩發展的一些重要階段都能相對應。在這些敘述中，作者突出了這樣一個主題：詩人杜甫是怎樣地因為他的時代、他的生活道路的促使以及他個人的主觀努力，走上了用詩歌藝術反映廣闊的現實生活的藝術道路。如在“吳越與齊趙的漫游”“與李白的會合”這兩節里，作者充分運用杜甫早期作品，盡力勾勒杜甫早期創作的狀貌，指出早期杜詩在藝術風格和審美趣味上都與后來的杜詩很不一樣。在淵源上則指出杜甫與洛陽文化及初唐、六朝詩人的承傳影響關系，使讀者對杜甫早期作品的壯麗風格和浪漫氣質有較深的印象，同時也告訴了讀者，杜甫并非一開端就是一個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藝術是隨著他的生活的發展、精神的發展而生長的。傳記中從“長安十年”到“夔府孤城”這八節，是全傳的核心，這部分因為可憑借的杜詩很多，所以取材宏富，連貫性很強。尤其將杜甫與他的時代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處處從時代變化中把握杜甫的生活和杜詩的精神，有機性很強。這就是說，在畫詩人圖像的同時，又畫出了詩人所處社會的圖像。著者在創作《杜甫傳》前就已有這樣的構想：他說：“如果我們放開筆，可以以唐代的山川城市為背景，畫出一幅廣大而錯綜的社會圖像，在這圖畫里杜甫是怎樣承受了、擔當了、克服了他的命運。”這個立意應該說是很高的。全傳中“長安十年”這一節在這方面做得最精彩，著者寫出長安的繁華，包括都城的雄偉、建筑的豪華、貴族的奢豪；也寫出長安社會的內部真相、玄宗后期政治的危機；更寫出杜甫是怎樣承受著他的社會命運、他的理想的部分失落和他的現實精神的發生。著者并沒有就某些問題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力求全局布置的均衡、合理。
均衡感也是整部《杜甫傳》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印象。我認為這首先是因為作者有豐富的創作經驗，對傳記文學的特點也認識得很清楚。這部傳記明確強調傳主形象的完整性和整個生活過程的完整性。凡是符合這一要求的材料就加以利用，不符合這一要求就將其裁去。作者取材的基本對象是杜詩原作，但不是采取介紹作品的方式，而是從立傳的要求出發，將最能顯示杜甫自身形象、最能反映杜甫生活經歷和生活遭遇的那些作品選擇來，將它們還原為史料。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它的根據”，正是以整部杜詩作為保證。在運用這些作品時，有時候是點出篇名，對有關作品做出精辟的藝術分析，如介紹《望岳》這首詩時他這樣寫道：
杜甫在他十年的漫游里，經歷了不少秀麗和雄壯的山川，認識了江南和山東的文化，最后寫出來像《望岳》那樣的詩，這樣的詩的寫成正預示著他在詩的范圍里將有一個遠大的發展，也正如這首詩里最后兩句所說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從此以后，健壯的詩句便不斷地從他的筆底涌出。
這樣以畫龍點睛之筆介紹杜詩，令我們聯想起聞一多先生的類似筆墨。全傳中有不少這一類分析，它們像一些明珠嵌鑲全傳之中，時時提醒讀者，他所讀的是一部譜寫偉大詩人一生的傳記。但是，馮先生并沒有將藝術分析作為他寫作的重心。也就是說，他明確這樣一個寫作規范，他所傳的是人，是詩人，而不是詩。在這方面，我們又看到，馮先生將傳記文學與一般的文學批評區分開來了。因此更多的杜詩作品在馮先生筆下不是藝術分析對象，而只是取材的史料，好多作品都是沒有點出篇名的。從介紹杜詩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有許多損失，而且將詩完全還原于史，詩的原有特質也無法保持了；但從寫作傳記的角度來看，這種化詩為史的取材法又是可取的，恐怕寫作任何一部詩人的傳記，都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這種方法。因為歷史對詩人的記載往往是很簡單，甚至是完全沒有記載，因此撰作詩人傳記，為了保證取材的豐富，也只有回到作品本身。馮先生在撰寫這部《杜甫傳》之前，也曾努力向杜詩之外的史籍中搜求材料，但最后感到失望。他說：“我由于向外尋求的失敗，最后只有對于這方面斷念，完全回到杜詩本身，‘以杜解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部《杜甫傳》正是“以杜解杜”的結果。
總而言之，馮至先生這部《杜甫傳》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著者在深刻了解傳記文學特點的前提下，比較均衡、合理地處理素材，也均衡地處理創作傳記工作中的歷史與藝術兩方面的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藝術分析、想像整合、史實考證、議論等各種因素都能得到比較和諧的處理，最后達到史學意識和審美情緒的相融合，使這部《杜甫傳》既具有信史的資格，又具有較高的文學性。今天，杜甫研究比之馮先生撰寫《杜甫傳》的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對杜詩藝術的研究、杜甫生平研究都有許多新的進展，但馮至先生這部《杜甫傳》在向當代文學界和當代社會傳揚杜甫精神方面所做的貢獻是應該加以充分肯定的。他在傳記文學的撰寫方面所包含的經驗在今天仍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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