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列傳(蘇教版教案設計)

發布時間：2016-1-10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貨殖列傳（節選）

司馬遷

一題解

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

1．“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這十分明確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

3．全文主要是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跡、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產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產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敘述他們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觀擇”。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產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產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干涉，更不要同他們爭利。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并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突出物質財富的占有量最終決定著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并認識到生產交易和物質財富的重要性，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歷歷如畫。雖屬說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潘吟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說明它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可當游俠讀，可當小說讀。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詮編者弁言》）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傖父財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蓋財貨者，天地之精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杰，顛倒眾生，胥是物也。”（《史記評議》卷四）這些贊語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精妙絕倫。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懷其才；篇中敘事行云流水，自然流暢；文中說理鞭辟入里，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可謂博大精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于本地的習俗，喜愛自己所事行業，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來。”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這段引文見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經》第八十章。為便于討論,錄于下: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餉,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老子“小國寡人”的理想社會，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愿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在太史公看來,"至治之極"的社會是美妙的。《貨殖列傳》引錄這段話置于卷首,當有深意。在引用這段話之后,太史公緊接著說"必用此為務!"意思是說,必須致力于此。因此,這句話當屬上談,絕句。這樣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氣也才順適。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一句,則是對晚近時期為奇說謬論,淆亂人民視聽者的斥責。

　　那么，至治與貨殖有何關系

　　"至治之極"那段話里,沒有一句說到貨殖。乍一看來,至治與貨殖殊無關系。實則,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內在聯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這段話的中心內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一句話,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貨殖列傳》的中心內容是什么?它一開始就指出,山西、山東、江南、北方各有特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無法自致,須"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會分工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就是"貨殖"一詞的基本含義。太史公強調說:"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饒則生活美好）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了解。至于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嘗遍各種肉類的美味，身體安于舒適快樂的環境，心中又夸耀有權勢、有才干的光榮。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戶地去勸說開導，終不能感化誰。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愿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

針對如此世俗，為政者的應對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馬遷上承其父司馬談，推崇道家思想，這“因之”，該就是無為的意思。所以這篇《貨殖列傳》第一句話擺出的就是道家的社會理想，并且明確主張這種政策）

太行山以西盛產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美女；江南出產楠木、梓樹、生姜、桂花、金、錫、鉛、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獸皮；龍門、碣石山以北地區盛產馬、牛、羊、氈裘、獸筋獸角；銅和鐵則分布在周圍千里遠近，山中到處都是，有如棋子滿布。這是關于各地物產分布的大致情況。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習用的穿著、飲食、養生、送死之物。所以，人們要靠農民耕種，取得食物，要靠虞人進山開采、漁夫下水捕捉，獲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貿易，流通貨物。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布政令，征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都憑自己的才能，竭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價的貨物能夠高價出售，高價的貨物能夠低價購進。人們各自努力經營自己的本業，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那樣，日日夜夜沒有休止的時候，不用招喚便會自動前來，不用請求便會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而得以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天下養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農家種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澤有礦產林漁之利，工匠成器，商賈往來，南方有丹沙珠璣，北方多馬牛羊鐵，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價也有它或貴或賤的自然的節奏。司馬遷認為對待社會經濟活動，首要一條是順其自然。這一“自然經濟觀”，其積極的意義是尊重地理、分工這些自然規律，進一步地從中也能引出“看不見的手”即完全市場經濟的主張}

《周書》里說：“農民不種田，糧食就會缺乏；工匠不做工生產，器具就會缺少；商人不做買賣，吃的、用的和錢財這三種寶物就會斷絕來路；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短缺，資源匱乏了，山澤就不能進一步開發。”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敏的人總是財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里本來多是鹽堿地，人煙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致力于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流歸于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于此。所以，齊國因能制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后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臺，官位雖只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貧與富，若排除社會因素，僅從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則不存在予奪，關鍵在于巧與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條件為有利因素。他舉出姜太公為例，說，姜太公的封地在營丘一帶，是海邊鹽堿地，人口少，較窮，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勸其女功，極技巧”，大約是種植棉花或養蠶，并且加工出好的紡織品。二是“通魚鹽”，大約是發展海洋捕撈業，還有就是鹽業，即海曬鹽或煮鹽。看來姜太公算是鹽文化的老祖。姜太公這樣把經濟發展起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口，齊國成了“冠帶衣履”天下聞名的地方。）

所以說：“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禮產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隨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魚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于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這種情況更為突出。諺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于鬧事。”這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內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馬遷看出世有貧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何況是普通編戶之民呢？他贊成老子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礎。）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善于將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么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歲在火時，就干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斗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斗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斗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于三十錢，那么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糧食平價出售，并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至于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沖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于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于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司馬遷說，越王勾踐能使越國富強，與一個叫“計然”的人的經濟主張有關。計然看出了當時的一些生產的和經濟的規律，比如，天象與農業水旱豐歉的關系，要早作預測，比如，農業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的現象，也要早備措施，還要有“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策略。谷賤傷農，谷貴病商，都不好，要調節在適當水平，比如價格“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這樣達到農商俱利，令貨幣“行如流水”，經濟自當繁榮。總之，要有一系列經濟措施。司馬遷沒有說用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經濟觀”，他并不排斥依據規律對生產和經濟有所掌控，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學發展觀”）。

范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于經營致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并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并有所發展，終致有了巨萬家財。所以，后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你這樣看待范蠡的棄官從商？

范蠡的致富經對你有什么啟迪？

子貢曾在孔子那里學習，離開后到衛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賤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簡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貢卻乘坐四馬并轡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使孔子得以名揚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貢在人前人后輔助他。這就是所謂得到形勢之助而使名聲更加顯著吧？

　（子貢--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舊時，商人們流行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掛”陶朱事業，端木生涯”八個大字。

　　這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范蠡，吳越爭霸時，范蠡為越國大將軍。吳國被滅后，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陶朱公。據說范蠡離開越國時還帶走了那位傳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遙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賜，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馬遷說，孔子的七十子之徒當中，最會致富的，是子貢，他的商隊“結駟連騎”，往來天下，諸侯國君無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是說，孔子的揚名天下，得益于子貢的支持。從事于政治、文化、教育這些事情，經濟實力的支持是一個必要條件）。

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于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谷物；要增長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干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舍，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的。

三、由《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1、司馬遷認為貨利對于社會的安定和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文化素來重農輕商，但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釘的衣眼；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么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于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臺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臺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游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后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么不好？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么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么又有誰不愿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墻；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2．司馬遷對于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后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于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3 司馬遷對于商業的經營上的觀點。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里，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制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

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業樂群。

4 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里靠海邊，土里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直到現代，山東煙臺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

地往美國跑一樣。后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并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建筑，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于朋友的關系，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5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系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并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后，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系，提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的主張。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于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溝里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游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系。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至于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財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于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于現在富過一省。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至于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后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么高，獸醫更是如此。可是有一個獸醫張里，家里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精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后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致富并沒有什么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于誰的。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富有了自然就顯貴。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四作業

請就本文第五自然段或者本文中所記敘的范蠡、子貢、白圭的例子，說說司馬遷所持的經濟思想對你的啟發。（理解文意思，寫一篇800字左右的議論文）

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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