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誰識漢高祖(劉邦)

發布時間：2016-3-1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菜九段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一、劉邦的戰力評估

自反秦以來，劉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戰爭中度過，其作戰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沒有說法。從他與項羽對抗百戰百敗來看，估計后世對此評價不高。劉邦得天下后，曾與群臣探討劉勝項敗的原因，推出了漢三杰論，在作戰能力上首推韓信。而韓信在與劉邦探討帶兵能力時，也只說劉邦不過能帶十萬兵，而自己則多多益善。從這個記載來看，韓信應該還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實想法里，劉邦可能連十萬人也帶不了。之所以要說這個數字，無非是要給劉邦留足面子。劉邦對此并不服氣，他說：“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韓信答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歷史沒有記錄下劉邦對此有什么響應，或者認可了這個評價，或者他對這個問題不想頂真了。于是造成了這樣一個后果，即在后人看來，劉邦的強項就是會駕馭人，其作戰能力則不值一提。但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其實際作戰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計。

其實有關劉邦的作戰記錄還是相當多的，其作戰之頻、作戰對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來屈指可數的。但在人們的印象里，最容易記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項羽打得落荒而逃，連子女及部隊都顧不上，只顧一個人逃命了。確實，比起劉邦取得的勝利來說，這些敗仗場面在司馬遷的筆下既精彩又傳神，讓人看過一次，就牢牢記住。但在整個秦楚之際，劉邦也就敗給項羽一人，其它人則均敗在劉邦手下。如在反秦戰事中，劉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戰斗中擊殺泗水守，這是見之于史的秦軍陣亡的最高軍事長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為劉邦部戰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劉邦加入項梁陣營前，項梁對秦作戰還沒有取勝的記錄，只有項羽有攻克襄城的勝果。而劉邦的加入，使得項梁部取得對秦作戰的連續勝利。《留侯世家》記張良以《太公兵法》告劉邦，被劉邦用得很好，說明劉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滅秦作戰中，劉邦以不足萬人的部隊（酈食其語）完成了策應援趙、拱衛楚都、西進滅秦一連串繁重的任務，沒有非常的軍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關劉邦的戰力或可從平定天下后的幾次作戰中反映出來。在劉邦死前，先后有擊燕王臧荼、擊韓王信之叛、擊陳豨之叛、擊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劉邦掛帥出戰，說明在漢陣營中，其它的人（韓信除外，因其過早被廢王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讓劉邦放心。《高祖本紀》記其擊陳豨時分析道：“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時的心態也能說明問題。黥布以為：“上（指劉邦）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來，漢陣營的將領除韓信、彭越外，均不在話下。只有劉邦的本事值得顧忌，但他又太老，估計不會親自帶兵作戰。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當時人的眼里，劉邦的作戰能力是相當受推崇的。但為何會留下與項羽作戰百戰百敗的記錄呢，原因只能是項羽的作戰能力更高，劉與項不在一個檔次上，所以劉邦長期處在項羽陰影下，其作戰能力根本顯不出來。

關于韓信以為劉邦不能將兵的說法，《韓信盧綰列傳》有一條反證，擊陳豨時，劉邦先于全國軍隊到達時抵趙，問趙相周昌趙地有無可用之人，周昌推舉了四人，劉邦面試后罵道：“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陳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不以慰趙子弟！”表明劉邦能在無兵可用的情況下，充分利用權威手段調動當地士兵的積極性，可能也因此抵擋住了陳豨的兇猛攻勢。劉邦每每在力量不夠強大的情況下不斷取得勝利，應該與他善于激勵士氣有關。僅此一條證據，就使得不善將兵說不那么可靠。

二、劉邦的殺降殺俘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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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總結楚漢成敗時，總不會忘記說殘暴是造成項羽失敗的重要因素。而項羽殘暴的重要證據之一便是殺降。其坑秦降卒、坑齊降卒，殺秦王子嬰及秦國宗室，盡失人心。但劉邦的殺降殺俘就很少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存在，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相當嚴重。

早在反秦戰爭期間，劉邦與項羽協同作戰時，就有過共同屠城的記錄。如屠城陽。因為當時有項羽在，或可將此罪行記到項羽的賬上。但劉邦入秦時的屠武關（《秦始皇本紀》），就不能由項羽本分擔了。眾所周知，當時戰爭的酷烈，使得獲勝一方在經過艱苦拼殺后，往往做出極其殘暴的舉動，即屠城。《項羽本紀》在漢四年，欲屠外黃事上，為后世留下了這方面的記錄。估計劉邦的屠武關及楚漢戰爭時樊噲的屠煮棗，性質與此相類。但劉邦的問題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計劃地殺害降將方面。

整個楚漢戰爭期間，為漢軍俘獲的一方勢力人物為數相當不少。如魏王豹、趙王歇、代王陳余、代相國夏說、雍王章邯、齊王田廣、塞王司馬欣、韓王鄭昌、殷王司馬卬均屬被俘。然而除鄭昌不詳其所終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記載。

首先，明確記為禽，又記為斬或死者。如代相國夏說被擒（《淮陰侯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曹相國世家》記為斬；齊王田廣為漢將曹參所虜，而《田儋列傳》言田橫“聞齊王廣死，自立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則不可知。類似情況有：章邯分明為都昌侯朱軫所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紀》言其自殺；陳余分明為張蒼所虜（《張丞相列傳》），《曹相國世家》等均言其為斬。趙王歇為禽（《淮陰侯列傳》），《張耳陳余列傳》則明言“追殺趙王歇襄國”。兩種記載之差異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筆者傾向于，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殺。因為死是不可改變的最后結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種狀態，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這樣的檔案材料，應該最可靠；而《曹相國世家》記曹參之功為得王二，即俘虜了兩個王，應該分別是魏王豹和齊王廣。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殺的嫌疑。這些人都是一方領袖，殺掉他們可以減少敵對勢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確被俘，又在相當一段時間后被處死，或死因不詳者。如魏王豹明確被俘，卻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將其殺害。漢三年，楚圍滎陽，劉邦與陳平等人棄軍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與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國之王，難與守城”為名，將其殺害。此等手段類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間誅殺大臣事，劉邦亦不想讓這類殺降事與己沾上邊，所以殺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確實沒有值得稱道的功勞，所謂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傳說成分大于事實成分，畢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漢軍首領，項羽未必肯開出那么高的條件來收買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陽侯孫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滎陽被楚軍俘虜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輪不到周苛。與此同類，故塞王司馬欣之死亦屬可疑。史稱其因漢勝楚于成皋，與曹咎同自剄于汜水上。實際上，曹咎并非自殺，而是被斬。《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則以曹咎為龍侯陳署所斬，這是陳署功勞薄上的記錄，恐其斬曹咎事屬實。因此，《項羽本紀》言曹咎及司馬欣之自剄，皆不可信。再聯系到日后漢王受傷入關，梟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戰敗戰“死”時間更已達數月之久。很難想象，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將一個死者首級或尸體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梟其首于櫟陽又有何意義呢。一種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馬欣當時只是被俘，后被處死。也只有在示眾后的斬首，才能顯出漢之武功，也可以平當地之民憤，順當地之民心。

司馬欣之死，當為《史記》中隱而微之事，卻仍屬有蛛絲馬跡可尋者。而殷王司馬卬之死，就毫無跡象留存。自漢二年司馬卬降漢后（實則為灌嬰所虜），就在《史記》中失了記載。而《漢書高帝紀》卻明確記其死于漢二年、漢從彭城敗退后。此事不見于《史記》，班固或另有所見。如果班固所見不假，則司馬卬之死與司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處，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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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劉邦的殺降屬于隱而微，但事實俱在，不容置疑。問題是，為何在放棄或失去抵抗后，這些人卻遭到殺戮了呢？這個問題確實耐人尋味。聯系到漢定天下后，韓信、彭越之死，或可對理解這個現象有所幫助。即，殺降是為了避免出現混亂局面，如果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結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陳余、趙王歇、齊王田廣還有司馬卬雖然不是最厲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領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開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從者云集。這樣的人之存在，總是讓志在天下的劉邦心存忌諱。而司馬卬亦非泛泛之輩，在趙王武臣失敗后，司馬卬曾一度變成了一支獨立作戰武裝，其在秦之腹地作戰，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得到發展壯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項羽，后因力不能敵，與項羽派來討伐的陳平媾和罷兵。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與劉邦極為相似，劉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馬欣，此二人是秦將，雙手沾滿了反秦武裝的鮮血，劉邦對他們不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許他們繼續存在。故在俘虜二人不久，即將其處死，滿足了劉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還應該考慮到，趙地與齊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風順，如果讓趙、齊二國之王留下來，對于二地的敵對勢力來說，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處死二人，或可使兩地的平定得以順利進行。因此，劉邦的殺降將，是有其政治上的考慮的，而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劉邦的本性殘忍。如果與天下大勢相聯系來考慮，才能見其深意。

鑒于上述考慮，劉邦的殺降，或可包括臨江王共尉。據《荊燕世家》：“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傳》則另有說曰：“（靳歙）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陽，因定南郡。”江陵王，即臨江王，江陵為臨江國都。則共尉并非戰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紀》明言，共尉是被“殺之雒陽”。其實漢擊共尉一事，本來就不合情理。據《高祖本紀》，漢令盧綰、劉賈擊共尉在漢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而《秦楚之際月表》記漢五年十二月，“漢虜驩”，表明，漢擊臨江之事是緊接著項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進行的。《史記》以一事之始的時間記其最終結果的現象經常發生，此為其一例。故臨江之定或非此時的事，其始則可確定為此時的事。《韓信盧綰列傳》稱：“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漢初以十月為歲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漢擊臨江時間的不統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沒有任何資料表明，臨江在楚漢戰爭中的立場。盡管臨江與漢、九江、衡山一樣均為舊楚將而封王，但其沒有在戰爭中幫楚是有一定根據的。據《黥布列傳》：“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則與項羽交好的楚軍舊將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漢王劉邦已叛，臨江王共敖與衡山王吳芮不執行項羽殺義帝的密令，估計也與項羽關系疏遠。而吳芮因與黥布的姻親關系，在黥布歸漢后，可能也有助漢的傾向。據《漢書高帝紀》，漢五年正月，勸劉邦即皇帝位的諸侯中有衡山王吳芮，而劉邦的答謝詔稱：“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則吳芮與項羽有積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漢戰爭后期，加入到漢陣營。而臨江國可能在整個楚漢戰爭中都處于兩不相幫的境地，《高祖本紀》稱其叛漢，只是欲加之罪的說法，不足為信。何況此前臨江沒有助漢之舉，就談不上什么叛與不叛的問題。事實可能是，先發起對臨江的攻擊，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戰爭的性質是統一而非平叛。

根據共尉一事的隱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問題。《高祖本紀》稱：漢五年“十月（實際上應該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樊噲將兵攻代”。從這個記載來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漢戰爭中是幫助漢陣營的，此年正月的勸進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漢相持滎陽時，燕出兵助漢擊滅楚大司馬曹咎。在劉項勝負未定時助漢，到天下歸漢時叛漢，情理上不通。應該考慮漢欲加之罪的情況。代地的情況當時是怎么樣的呢。自漢三年韓信等漢將擊滅代相國夏說后，代地就落入了漢的掌握，主事者是張蒼，其職位是代相，即在沒有代王的情況下，代漢行使權力，署理代地事務。而漢定天下時，張蒼又從趙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漢擊燕時，張蒼以“代相從擊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跡。而從張蒼事跡來看，這一段的歷史有點亂。《張丞相列傳》記張蒼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當時代地無王，至漢七年才由劉邦兄劉仲為代王。另有陳豨在戰爭中曾以游擊將軍別定代，漢擊燕時，或者陳豨仍在代地，由張蒼扶佐也未可知。《樊酈滕灌列傳》記樊噲擊燕，未及攻代一事，與張蒼事跡合。《高祖本紀》記樊噲攻代可能是誤記，因為漢七年，劉邦從白城敗退下來，就讓樊噲定代地，或許有將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問題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為什么要為臧荼捏造罪名，這就要從楚漢戰爭結束時諸王的情況來分析了。項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齊王、代王趙歇都死于戰事，遼東王韓廣為臧荼所殺，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河南王申陽降漢失地，項羽自立之韓王鄭昌也被漢俘虜，魏王被漢誅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漢王稱帝，九江王黥布被項羽殺了全家，死心塌地歸漢；常山王張耳被陳余擊敗失國歸漢，得漢助而為趙王；衡山王吳芮受漢封四郡之地，雖然實領一郡，應該比項羽時多。剩下的臨江國共敖傳子共尉，已安了個罪名剿滅。而臧荼之燕，實則是合并了項羽分封時燕與遼東之地，相當于戰國燕的全境，疆域相當大。而此燕在戰爭中沒受什么損失，也沒得漢什么好處，要籠絡住也頗為不易。這樣一個與漢關系不甚密切的大國，總是讓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漢為取得長治久安而給燕安個罪名的可能性。

從韓信、黥布事件來看，漢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價的。比如告發韓信造反的欒說，與告發黥布造反的賁赫，就分別被封為慎陽侯與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戶。而很多在戰爭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戰功的人，受封戶數遠不及這二人。韓信之叛，始終存在著不足以取信于人的問題，漢室也因此沒有把韓信的功勞化解于無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勞說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齊就有呂澤、陳豨等人的功勞，基本上都劃歸了韓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劉邦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會采用捏造罪名的辦法。臨江與燕的情況應該歸于這一類。

總而言之，劉邦的殺降更像是一種出于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謀遠慮，而項羽的殺降則很具有濫殺無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劉邦的殺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項羽的殺降，則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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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劉邦的任人唯親傾向

如果以劉邦與項羽相比較，在用人之道上兩人恰成相對的兩極。項羽以任人唯親、嫉賢妒能為當世詬病，劉邦則以知人善任著稱。兩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漢相爭時就已有定論。陳平曰：“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韓信曰：“項王喑惡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劚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酈生曰：項王“于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劧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于漢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劉邦問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語，皆為劉、項之對照，凡項受指責處，皆是劉得分處。然而，事物總不會是絕對化的，劉邦亦有任人唯親的時候。試論如下。

劉邦任人唯親之最典型者，當數對盧綰的任用。據《韓信盧綰列傳》，盧綰與劉邦同里同日生，兩家素相親相愛，這就奠定了二人關系的基礎。及長大后，又是同學，關系特別好。而到了劉邦逃亡后，盧綰與之相伴、追隨左右，兩個人的關系特別鐵。但劉邦起兵后，盧綰基本上無所作為。但這并不影響他在劉邦的庇護下飛黃騰達，躍居眾將相地位之上。從盧綰日后的表現來看，他并沒有作戰才能。而在劉邦入漢后，他卻被封為將軍，進而為太尉、拜長安侯。眾所周知，在秦漢時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盧綰之才具，任此高官，顯然是劉邦的偏袒的結果。因為在整個楚漢戰爭中，盧綰常與劉邦同出入，其見劉邦無任何約束，隨到隨見。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蕭何、曹參等人無法望其項背之處。盧綰在楚漢戰爭中的唯一作戰，或就是《高祖本紀》記載的漢四年，其與劉賈擊楚后方。就是這個功勞，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話，主要還是劉賈取得的。只要看記錄劉賈戰功的《荊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結論。《項羽本紀》提及此事，就只出劉賈一人，而不及盧綰。則盧綰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項羽覆滅后，分封天下之前，盧綰實在沒有戰功，為了給盧綰加官進爵，劉邦就給了他擊定反叛的臨江王的機會，并讓劉賈陪他前往。可惜，盧綰確實不是作戰的材料，連續幾個月，也沒能攻下臨江，最后，還得靠劉邦的得力干將靳歙出馬，立刻就將小小的臨江平定。臨江之戰的結果，本來應該使劉邦對盧綰的才具有個正確估計，但到了封王時，劉邦還是想封盧綰為王。并且他的這種心思早已為眾部下所洞悉。眾人順從劉邦之意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劉邦順水推舟地立盧綰為燕王。然而大家所說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極大的諷刺意味。不僅如此，盧綰受寵幸的程度更大大超過其它諸侯王。但劉邦對盧綰的這種無理偏袒，并沒有得到好報，最終盧綰以背叛而報答。這是劉邦始料未及的。

盧綰之外，劉邦對夏侯嬰與周紲的事跡也脫不了任人唯親的痕跡。只不過此兩人多少還有戰功，又不可與盧綰同日而語。夏侯嬰與劉邦的關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劉邦為官場小吏，夏侯嬰亦是地方小官，其對劉邦始終是言聽計從，恭敬得很。劉邦曾失手將其毆傷，他為劉邦掩飾，并為此而坐牢。在楚漢戰爭中又救了太子劉盈與魯元公主。故其功勞雖不及樊噲、灌嬰，但其受封戶數則大大過之。從記載看，周紲對劉邦的關系屬于緊跟型，其早期戰功已不可考，但其又與傅寬與靳歙同傳，而戰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劉邦至霸上時，便已為列侯。之后，其受封戶數又超過了傅寬。其傳記資料表明，無論劉邦作戰利與不利，其始終無離上之心。故司馬遷評論曰：“蒯成侯周紲，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跡，卻要與戰功顯赫、從未吃過敗仗的傅、靳二人同傳，司馬遷的用心或許是相當無奈，或許是別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終的犒勞，未必多過唯唯諾諾之人。司馬遷將夏侯嬰與樊、酈、灌同傳的用心，或也與此相似。因為夏侯嬰始終沒有如其它三人那樣，在楚漢戰爭中獨當一面，基本上屬于因人成事者。

劉邦任人唯親的其它受益者還應當有任敖、審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況與夏侯嬰有類似處，他早年也是沛縣小吏，與劉邦關系較鐵，劉邦逃亡后，呂后系獄，任敖即動手打傷對呂后不恭的執法人員。反秦戰事中，其為劉邦守豐；楚漢戰爭時，他為上黨守；基本上都在遠離戰場的地方，亦不見其對前線的貢獻。可就是這種履歷，亦使他受封達一千八百戶，為許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審食其的情況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劉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歷，只是在反秦與反楚戰事中侍候劉邦的父親和妻子。只有一件與眾不同處，即，他與太公、呂后一同做了幾年項羽的俘虜。戴侯彭祖的功勞有與審食其相類處，即其在反秦與反楚戰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為主要事跡，但其尚有一突出處，即在劉邦初起攻沛時，由他為起義軍開城門，此事或為一殊榮，值得稱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讓功臣齒冷。但在家天下時期，為人主者就這樣辦了，其它人也無可奈何。至于呂氏兄弟的封侯，因為其或有不小之戰功，不得簡單視之為任人唯親現象。而營陵侯劉澤之封，則可勉強視作此等行徑。因為劉澤與劉邦非至親，當為疏族，不得與劉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劉邦陣營的時間亦晚，為漢三年。其功勞無足稱道，但其受封數卻驚人的多，為一萬二千戶，位列頭號功臣的曹參的受封戶數也不過萬六百，而蕭何、張良、周勃、樊酈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話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論功位次時，其功勞是排不上號的。漢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親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嬰一人，而且其畢竟在反秦時有過不小之功勞。

其實，在劉邦的任人唯親中，還可以加上陳豨和張良，原因是這兩個人與劉邦特別投緣。陳豨與劉邦投緣是因為共同的愛好--兩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陳豨被委以趙代兩國武裝力量的總指揮。而張良在戰爭中沒什么功勞，且有離開劉邦隨韓王成到項羽楚都彭城的說不清的歷史，但劉邦在封侯時任其自擇三萬戶。須知，經過長年的戰亂，即使是大縣，人戶也不過五千，三萬戶，差不多要抵一個小王了。當初項羽立吳芮為衡山王，也不過六縣之地，而且相當僻遠，可能遠不足三萬戶。至于劉邦所說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證實，但張良對劉邦立下的功勞決不是什么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項羽分封時，張良為劉邦討得整整一個漢中郡，憑這一條，就足以封萬戶侯。但張良比較識趣，只擇與劉邦結識的留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萬戶。但此二人對劉邦事業的貢獻肯定大于上述諸人，所以任人唯親的痕跡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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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人以一己之好惡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項羽的專利。在劉邦一方，也無法戒絕。只不過劉邦的任人唯親并未影響到劉漢陣營的對敵斗爭。在戰場上，基本上還是做到了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對于自己喜歡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賞以厚爵的方式來落實這種偏愛。不像項羽用諸項，如項它（漢二年為曹參所破，漢四年為灌嬰所擒），項冠、項悍（二者于漢三四年為靳歙所破），項聲（漢三年為彭越所破，漢四年為灌嬰所破）等，全是失敗的記錄。因此，劉邦的任人唯親，還沒有如項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這就是劉勝項敗的另一種深層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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