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一、教學目標：
1、在學習《報任安書》的基礎上，進一步了解司馬遷，了解他的家世譜系，了解他的生活經(jīng)歷，了解他的志向抱負，了解他著《史記》的始末。
2、在了解了司馬遷其人的基礎上，分析他創(chuàng)作《史記》的條件、指導思想，為以后的專題學習做好鋪墊。
二、文本研讀：
《太史公自序》是《史記》的最后一篇，是《史記》的自序，也是司馬遷的自傳，人們常稱它為司馬遷自作的列傳。不僅一部《史記》總括于此，而且司馬遷一生本末也備見于此。是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重要資料。
《自序》歷述了太史公世譜家學的本末。從重黎氏到司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馬談重老莊之學術思想，司馬遷本人成長經(jīng)歷，繼父志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記》之始末，無不具備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來，錯落有致，累如貫珠。
《自序》明述了作書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寫作旨趣。一般說來，書之為序其義有二：一曰，序者，緒也，所以助讀者，使易得其端緒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義也。《自序》可以說是兼此二義。推本春秋，考信六藝，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復述明；又分別標明諸篇小序，申明為某事作某本紀，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書綱領體例，《自序》中莫不燦然明白。讀者在讀《史記》之前，須將《自序》篇熟讀，深沉有得，然后可讀諸紀、傳、世家；讀紀、傳、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須從《自序》中求得。這實乃司馬遷在教人讀《史記》的方法。
三、譯文和分析：
§1從前顓頊（ｚｈｕāｎ ｘū專須）統(tǒng)治天下時，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際，又讓重、黎的后代繼續(xù)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時候，程林休甫就是他們的后裔。當周宣王時，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為司馬氏。司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統(tǒng)治時期，司馬遷離開周都，到了晉國。后來，晉國中軍元帥隨會逃奔秦國，司馬氏也遷居少梁。
簡析：世典周史--說明修史是司馬遷祖?zhèn)鞯募覍W，創(chuàng)作《史記》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2自從司馬氏離周到晉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衛(wèi)國，有的在趙國，有的在秦國。在衛(wèi)國的，做了中山國的相。在趙國的，以傳授劍術理論而顯揚于世，蒯聵（ｋｕǎｉｋｕì
c愧）就是他們的后代。在秦國的名叫司馬錯，曾與張儀發(fā)生爭論，于是秦惠王派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攻取后，又讓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馬錯之孫司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為夏陽。司馬靳與武安君坑殺趙國長平軍，回來后與武安君一起被賜死于杜郵，埋葬在華池。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時代。蒯聵玄孫司馬卬（áｎｇ昂），曾為武安君部將并帶兵攻占朝歌。諸侯爭相為王時，司馬卬在殷地稱王。漢王劉邦攻打楚霸王項羽之際，司馬卬歸降漢王，漢以殷地為河內郡。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朝市長之職。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門。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做了太史公。
先祖中的軍事家、掌管經(jīng)濟的官員。
§3太史公職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遷。
第一部分：司馬遷自敘家世譜系。
§4司馬遷生于龍門，在黃河之北、龍門山之南過著耕種畜牧生活。年僅十歲便已習誦古文。二十歲開始南游江、淮地區(qū)，登會稽山，探察禹穴，觀覽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兩地的都會研討學問，考察孔子的遺風，在鄒縣、嶧山行鄉(xiāng)射之禮；困厄于鄱、薛、彭城，經(jīng)過梁、楚之地回到家鄉(xiāng)。于是司馬遷出仕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經(jīng)略邛、笮、昆明，歸來向朝廷復命。
學習和游歷為以后的創(chuàng)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開闊眼界，形成他的歷史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5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禪典禮，而太史公被滯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所以心中憤懣，致病將死。其子司馬遷適逢出使歸來，在黃河、洛水之間拜見了父親。太史公握著司馬遷的手哭著說：“我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夏之世便顯揚功名，職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會斷絕在我手里嗎？你繼做太史，就會接續(xù)我們祖先的事業(yè)了。現(xiàn)在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tǒng)的大業(yè)，在泰山舉行封禪典禮，而我不能隨行，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記我想要撰寫的著述啊。再說孝道始于奉養(yǎng)雙親，進而侍奉君主，最終在于立身揚名。揚名后世來顯耀父母，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稱道歌誦周公，說他能夠論述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邵的風尚，通曉太王、王季的思慮，乃至于公劉的功業(yè)，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厲王以后，王道衰敗，禮樂衰頹，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典籍，修復振興被廢棄破壞的禮樂，論述《詩經(jīng)》、《書經(jīng)》，寫作《春秋》，學者至今以之為準則。自獲麟以來四百余年，諸侯相互兼并，史書丟棄殆盡。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tǒng)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我作為太史都未能予以論評載錄，斷絕了天下的修史傳統(tǒng)，對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記在心上啊！”司馬遷低下頭流著眼淚說：“兒子雖然駑笨，但我會詳述先人所整理的歷史舊聞，不敢稍有缺漏。”
臨終囑托的情景，父子執(zhí)手流涕，場面凝重感人。三層意思：一、寫信史是祖?zhèn)鞯木w業(yè)，完成這一使命就是“孝親”；二、以周公、孔子為榜樣，通過寫史，興禮樂，正王道；三、囑托司馬遷牢記己愿，完成遺愿。完成囑托，既是孝親的表現(xiàn)，也是時代的召喚。
§6司馬談去世三年后司馬遷任太史令，開始綴集歷史書籍及國家收藏的檔案文獻。司馬遷任太史令五年正當漢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漢朝的歷法開始改用夏正，即以農(nóng)歷一月為正月，天子在明堂舉行實施新歷法的儀式，諸神皆受瑞紀。
兩件事：當上太史令，為寫《史記》作準備，參與并完成了制定太初歷的工作。
第二部分：司馬遷敘述自己年輕時期的生活經(jīng)歷和接受父親臨終囑托，立志創(chuàng)作《史記》。
§7太史公說：“先人說過：‘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現(xiàn)在五百年，有能繼承清明之世，正定《易傳》，接續(xù)《春秋》，意本《詩》、《書》、《禮》、《樂》的人嗎？’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辭呢。”
立志要做周公、孔子之后的第三人，對為何要創(chuàng)作《史記》的說明，也是司馬遷對《史記》的一個自我評價。
§8上大夫壺遂問：“從前孔子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生講：‘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采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標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孔子說：‘我與其載述空洞的說教，不如舉出在位者所做所為以見其是非美惡，這樣就更加深切顯明了。’《春秋》這部書，上闡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別人事的紀綱，辨別嫌疑，判明是非，論定猶豫不決之事，褒善怨惡，尊重賢能，賤視不肖，使滅亡的國家存在下去，斷絕了的世系繼續(xù)下去，補救衰敝之事，振興廢弛之業(yè)，這是最大的王道。《易》載述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在說明變化方面見長；《禮》規(guī)范人倫，所以在行事方面見長；《書》記述先王事跡，所以在政治方面見長；《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風土人情方面見長；《樂》是論述音樂立人的經(jīng)典，所以在和諧方面見長；《春秋》論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見長。由此可見《禮》是用來節(jié)制約束人的，《樂》是用來誘發(fā)人心平和的，《書》是來述說政事的，《詩》是用來表達情意的，《易》是用來講變化的，《春秋》是用來論述道義的。平定亂世，使之復歸正道，沒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過數(shù)萬字，而其要旨就有數(shù)千條。萬物的離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書中，記載弒君事件三十六起，被滅亡的國家五十二個，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國家的數(shù)不勝數(shù)。考察其變亂敗亡的原因，都是丟掉了作為立國立身根本的春秋大義。所以《易》中講‘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說‘臣弒君，子弒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緣故，其發(fā)展?jié)u進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國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是讒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見，奸賊之臣緊跟在后面也不會發(fā)覺。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只會株守常規(guī)之事卻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發(fā)事件則不知如何靈活對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曉《春秋》的要義，必定會蒙受首惡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曉《春秋》要義，必定會陷于篡位殺上而被誅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實他們都認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為不懂得《春秋》大義，而蒙受史家口誅筆伐的不實之言卻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禮義的要旨，就會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會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會被誅殺，父不象父就會昏聵無道，子不象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惡行，是天下最大的罪過。把天下最大的罪過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這部經(jīng)典是禮義根本之所在。禮是禁絕壞事于發(fā)生之前，法規(guī)施行于壞事發(fā)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禁絕的作用卻隱而難知。”
以回答壺遂問題為由，評述孔子為何作《春秋》。褒貶是非，替天下人樹立行為的標準和規(guī)范，以“達王事”。實際上暗示自己創(chuàng)作《史記》的目的，是在對《史記》作自我評價，也在提醒世人，注意《史記》的作用。
§9壺遂說：“孔子時候，上沒有圣明君主，他處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寫《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來裁斷禮義，當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現(xiàn)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當官供職，萬事已經(jīng)具備，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闡明的是什么呢？”
§10太史公說：“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這么回事。我聽先人說過：‘伏羲最為純厚，作《易》八卦。堯舜的強盛，《尚書》做了記載，禮樂在那時興起。商湯周武時代的隆盛，詩人予以歌頌。《春秋》揚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并非僅僅諷刺譏斥呀’。漢朝興建以來，至當今英明天子，獲見符瑞，舉行封禪大典，改訂歷法，變換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澤流布無邊，海外不同習俗的國家，輾轉幾重翻譯到中國邊關來，請求進獻朝見的不可勝數(shù)。臣下百官竭力頌揚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達出他們的心意。再說士賢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國君的恥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廣泛傳揚使大家都知道，是有關官員的罪過。況且我曾擔任太史令的職務，若棄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記載，埋沒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業(yè)而不予載述，違背先父的臨終遺言，罪過就實在太大了。我所說的綴述舊事，整理有關人物的家世傳記，并非所謂著作呀，而您拿它與《春秋》相比，那就錯了。”
回答壺遂的詰難，說明記載歷史，評判是非，是自己的責任，表明要以前人為榜樣“采善貶惡”。
第三部分：司馬遷通過與壺遂的對話，曲折而又明確地闡述了自己創(chuàng)作《史記》的目的。
§11于是開始論述編次所得文獻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禍，被囚禁獄中。于是喟然而嘆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殘毀沒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詩》、《書》含義隱微而言辭簡約，是作者想要表達他們的心志和情緒。從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陳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才編撰了《國語》，孫子的腿受了臏刑，卻論述兵法；呂不韋被貶徙蜀郡，世上才流傳《呂覽》；韓非被囚禁在秦國，才寫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賢士抒發(fā)憤懣而作的。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悶憂愁，理想主張不得實現(xiàn)，因而追述往事，考慮未來。”于是終于下定決心記述陶唐以來直到武帝獲麟那一年的歷史，而始自黃帝。
前人的所作所為給了司馬遷啟迪，決心效法前人，忍辱寫《史記》。
第四部分：司馬遷敘述自己忍辱寫《史記》。
§12想我大漢王朝繼承五帝的遺風，接續(xù)三代中斷的大業(yè)。周朝王道廢弛，秦朝毀棄古代文化典籍，焚毀《詩》、《書》，所以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失錯亂。這時漢朝興起，蕭何修訂法律，韓信申明軍法，張蒼制立章程，叔孫通確定禮儀，于是品學兼優(yōu)的文學之士逐漸進用。《詩》、《書》不斷地在各地發(fā)現(xiàn)。自曹參薦舉蓋公講論黃老之道，而賈生、晃錯通曉申不害、商鞅之法，公孫弘以儒術顯貴，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無不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父子相繼執(zhí)掌這職務。太史公說：“嗚呼！我先人曾職掌此事，揚名于唐虞之世，直到周朝，再次職掌其事，所以司馬氏世代相繼主掌天官之事。難道中止于我這一代嗎？敬記在心，敬記在心啊！”網(wǎng)羅搜集天下散失的舊聞，對帝王興起的事跡溯源探終，既要看到它的興盛，也要看到它的衰亡，研討考察各代所行之事，簡略推斷三代，詳細載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今，著十二本紀，已按類別加以排列。有的同時異世，年代差誤不明，作十表。禮樂增減，律歷改易，兵法權謀，山川鬼神，天和人的關系，趁其衰敗實行變革，作八書。二十八宿列星環(huán)繞北辰，三十根車輻集于車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與此相當，他們忠信行道，以奉事主上，作三十世家。有些人仗義而行，倜儻不羈，不使自己失去時機，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總計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稱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充六藝，成為一家之言，協(xié)合《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于名山，留副本在京都，留待后世圣人君子觀覽。第七十。
§13太史公說：我歷述黃帝以來史事至太初年止，共一百三十篇。
第五部分：寫《史記》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當今繁榮昌盛的時代，創(chuàng)作的動力；文化學術方面的成就，文化背景和創(chuàng)作條件）和《史記》全書的體例、規(guī)模。（一家之言，留待后世圣人君子觀覽）
四、問題探討：
1、促使司馬遷撰述《史記》的因素有那些﹖
2、司馬遷撰述《史記》與孔子作《春秋》的關系如何﹖
3、《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都述說司馬遷在遭遇“李陵事件”之后，深切思考著人的生命價值這個課題。他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就他自己而言，則是“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于是致力撰述《太史公書》－－即《史記》。司馬遷有所思悟，故發(fā)憤撰述，司馬遷對“人”和“歷史”有什么特出的見解﹖你對“人”和“歷史”的初步思索又如何﹖
參考：“發(fā)憤著述”一段旨在說明“名”是否能傳于后世，不關乎富貴，而在其人之表現(xiàn)。像西伯、仲尼、屈原……這些人，都曾遭遇困厄，但他們都有著作而傳于后世，因此名垂千古。大抵說來，這些人困厄不得志時，志意無所表現(xiàn)，所以把自己的心志表現(xiàn)于著作中，留待后世讀者賞鑒深思。司馬遷由上述這些例子得到啟發(fā)：人不論是否得意于當世，將理念傳揚于后，著書是很積極而可實行的方法，甚至可以有更長久的生命力與影響力。于是，他發(fā)憤撰述，以“述往事，思來者”，這是說記述過往發(fā)生的事，以待后世圣人君子深思，意即待后世讀者之共鳴與了解。太史公忍辱受宮刑，為的即是發(fā)憤撰述《史記》。因為他認識到人的成就、價值不只在「生」的短暫時空，做為一史家，他畢生所欲所愿，在整理出這樣一部縱橫兩千多年的史書，要做「青云之士」，甚至以孔子作《春秋》「明是非、別嫌疑、定猶豫」自勉自期。如果將「人的生命價值」解釋成一個人的成就，對世界的貢獻，自我期許的完成，及獲得正面的歷史評價。那么，只要太史公完成《史記》，成就了自我期許與留名千古的不朽生命，生前所受的屈辱又算什么呢﹖……這些「人的經(jīng)驗」是我們讀史的人最應記取的。
人的生命有二義，一是有形的肉體，一是無形的思想。富貴往往會因一個人肉體生命的結束而消失，所謂「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也。而思想〔或精神生命〕，可以借著著述而流傳后世。司馬遷從西伯、仲尼等歷史人物的例子得到啟發(fā)，因此忍辱作《史記》，因為他認為一個人的生命價值，重要的不是生時的虛名，而是后人的評價，將自己的思想流傳后世，成一家之言，才是他追求的生命的不朽價值。司馬遷身為一個歷史寫作者，寫史是他的使命，也始于他對人的關懷，〔和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體察。〕故《史記》記錄「有價值的人」--「倜儻非常之人」。而人們在閱讀史書或論及歷史人物時，常常會加以比較:什么是好的、善的，什么是惡的、壞的等等。人們經(jīng)由比較、選擇，邁向文明、進步，這就是一個社會進步的現(xiàn)象。……所以，歷史是什么呢﹖我認為它是對人的活動的一種紀錄，一種反省。如伯夷、伍員、孔子、太史公等人，表面看來，他們命皆不同、際遇各異。然而吾人可見在對生命信念的執(zhí)著方面，他們有共通處。其實，這種信念，不只是他們的亦是全人類的。……他們何嘗不能平平淡淡、和光同塵，何以卻往往自致孤獨以終﹖大概是由于他們視「道」（也就是理想）重于一切，而深知人的價值吧。……守真理者雖為少數(shù)，而歷史常因其而變。我想，司馬遷一定深闇此理，故對這些真實推動歷史的「倜儻非常之人」予以深切之同情，而大書特書。對我而言，人的價值就在此吧：人性以自由面對真理時，他可以不理會群眾，但將一切交于歷史；這種自由，是「人」才有的價值！
4、《史記》的《太史公自序》，為列傳第七十篇，這是此書之主要作者司馬遷的自序兼自傳，他自序說：「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又，《伯夷列傳》作為七十列傳的第一篇，具有序例的作用，文中提到了「各從其志」的原則。試問：司馬遷將自己的傳記納入「列傳」中，是否副合上述志、義、時、名等原則？
參考：依＜太史公自序＞說：「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就已說明他作列傳的目的及原則。司馬遷在＜自序＞中又說，他作《史記》乃是要繼承父親遺志，以彰顯歷代祖先的史官傳統(tǒng)……。另一方面，由作者與壺遂討論作史與《春秋》的關系一段看來，司馬遷欲效法孔子之「義」著書，以褒善貶惡……。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提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當李陵事件
時被死刑之罪，只因自己有欲完成《史記》之「志」，于是改受宮刑以保性命……，就算茍活也要利用有限的生命努力完成《史記》，這樣就做到了「不令己失時」。……綜上所述，司馬遷將自己的傳記納入列傳中，合乎志、義、時、名之原則。其志，先是來自父親遺志，繼而在＜伯夷列傳＞中更可看出司馬遷欲為歷史人物立傳之志。其義，他欲效孔子作春秋之使命感，此乃史官該有之義。當李陵事件時，若因此而死則失時大矣，因此他茍活只為成書。最后，司馬遷即借著《史記》一書，垂名后世……被推為偉大的史家。
5、課本10頁閱讀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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