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后我讀到了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他在書里嘮嘮叨叨地敘述著“黃沙梁”這個村子里的貓狗蟲魚、一些閑雜的事情，用發白的語言和緩慢的節奏營構著自己的世界。在那里你會忘卻身外這個嘈雜的社會，忘記所有如意和不如意的事情，忘記遍布周遭各種類型的垃圾，只剩下一個到處是風、是沙、是蟲、是身影、是牲畜的村莊。我常常會想起一百五十年前另外一本書一個人的存在。他的名字叫梭羅，他擁有一座湖--瓦爾登湖。
1845年，我們的梭羅才28歲。在這樣一個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紀，他單身只影，拿了一柄斧頭，就跑進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隱居，而且一住就是兩年。不是旅行度假，沒有外來的經濟支援（除了開始預備的所有資金--二十五元二角一分又四分之三）然后種地、釣魚、做日工，每天辛勤地勞作，自給生活。
梭羅在美國歷史中的定位很奇特，一方面他被視為作家，被認為是美國散文的始祖；一方面又作為思想家而存在，成為綠黨、環保主義者的思想淵源。他的研究專家哈丁說：梭羅的《瓦爾登湖》至少有五種讀法：1.作為一部自然的書籍；2.作為一部自力更生、簡單生活的指南；3.作為批評現代生活的一部諷刺作品；4.作為一部文學名著；5.作為一本神圣的書。
梭羅是瓦爾登湖惟一的代言人。與其說是作家，不如說他更像一位村長，他的理想是營造一座特殊的村莊--一個人的村莊，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瓦爾登湖給他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會與條件，“為了什么理由，我要有這么大的范圍和規模，好多平方英里的沒有人跡的森林，遭人類遺棄而為我所私有了呢？最接近我的鄰居在一英里外，看不到什么房子。我的地平線全給森林包圍起來，專供我自個兒享受……”就像一個最符合他心愿的夢境，瓦爾登湖在他生命中出現了。他在這無人知曉的湖畔獨居兩年，從事著最原始的建設與耕種，有充裕的時間用來思考--思考自然，思考人類自身，思考那些在繁華都市中無從想象的東西。
很久以前曾經存在過這樣一個村莊，它的名字叫伊甸園。上帝是它的主人，他只為它安排了兩位村民：亞當與夏娃。那是一種快要被現代社會遺忘了的古老生活：男耕女織，炊煙裊裊，沒有商業、戰爭以及陰險的政治。上帝遺棄了他不聽勸阻、盲目而自大的子民，那個村莊終于成為泡影。梭羅回不到永久的家園，但他卻尋找到了瓦爾登湖，只屬于他一個人的湖。“我有我自己的太陽、月亮和星星，我有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小世界。從沒有一個人在晚上經過我的屋子，或叩我的門，我仿佛是人類中的第一個人或最后一個人。”他就像亞當一樣簡單地生活著，儉樸、節欲。他分析著一個人究竟需要多少生活必需品，談我們的穿著和房子，嘲笑那些被沉重的破舊家具壓得喘不過氣的人；他揮著斧頭砍一些木頭，拆下廉價買來的舊房子的木料搭建自己的小屋；他種一些土豆、豆子和小麥，粗糧面包即使沒有酵母和鹽也能在烘烤中散發出誘人的香味，讓他吃得開心；他用淳樸的話語碎碎叨叨不厭其煩地跟我們算著一筆細賬--花了多少錢買種子，收獲了多少，工作了幾周，剩下的時間全部用來思考與寫作。他的生活閑適，卻比亞當還要簡單，因為他連夏娃都并不需要。《瓦爾登湖》在告訴我們：在沒有夏娃的情況下，亞當會怎樣生存，怎樣與自然之神和平共處。
工業革命之后，科學得到極大的宣揚，人的自信膨脹到極大的狀況。有一個小故事說，拿破侖曾經質問當時的大科學家拉普拉斯：“你寫了一部關于宇宙體系的巨著，可是竟沒有一次提到宇宙的創造者。”拉普拉斯則回敬道，“我不需要那個假設。”在那個科學勝于一切的時代，在那個被認為人與上帝都可以作用于自然的時代，驕傲的科學家們宣稱只要得到宇宙的法則（方程）和一個初始狀態，他們便能演替出整個宇宙的歷程。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人類貪婪地榨取著文明的禁果，他們破壞森林，污染河流，工業的廢氣染黑了天空。科學的發展帶來的是如此惡劣的后果，人們追求享樂，對自然沒有敬畏。
在這個時候，梭羅卻離家出走了，投奔甚至在地圖上都無法顯示的一個小小池塘--瓦爾登湖。梭羅并不是瓦爾登湖真正的主人。原先的主人是位早年的移民，據說瓦爾登湖還是由他挖出來的，鋪了石子，沿湖種了松樹。由此可見，大名鼎鼎的瓦爾登湖，其實是一座人工湖。而就是在這樣一座人為的產物旁，梭羅找回了自然。
“我們只有在完全迷失或背離正道的時候--才會驚異于自然的巨大無朋、不可思議。事實上，只有我們迷失了，我們才開始真正認識我們身在何處，并無限擴展了我們的關系。”梭羅重新看到了上帝，看到了自然面前人的迷失，他為人類的發展開始擔憂。
可以說梭羅是一位偉大的預言家。在思想界于西方的文論中他通常被歸入的是超驗主義者或者自然主義。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梭羅是后現代主義的先驅者。現代主義強調科學至上、技術至上，而后現代主義者則充滿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現在的西方環保思潮正在勁頭，他們走上街頭，呼吁呵護我們自己的家園；他們逐漸取得了成效，在美國、歐洲，天空重新變得蔚藍，河水不再散發惡心的臭味，城市里又可以見到綠色、聽見鳥鳴。他們在尋找自己的源頭是總是會想起梭羅，于是他們重新發現了，其實在他的作品中便已經體現了對于自然的關懷，一種后現代主義的萌芽。
人們的生活現狀如何？這是梭羅所思考的重要問題。梭羅認為，“人們總是在一個錯誤之下艱苦勞作”，這個錯誤就是：為了所謂的未來的美好生活，犧牲了現在的生活意義，到頭來仍然一無所有。人們服從權威，頭腦虛榮，貪慕華服豪屋之類奢侈品而忽略了內心需求，很多時候，梭羅說，我們生活得甚至不如野人一樣簡約而有秩序。
而對于生活目的與生活方式的關系，梭羅則認為，人們對于生活目的與生活方式的關系還不甚明了。生活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而面對生活方式的選擇，正如判斷幸福的標準只在每個人內心一樣，我們應該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而不是盲從他人或權威。
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層面，雖然身處于技術主義、商業主義大潮沖擊下的美國社會中，梭羅看到了物質文明進程在高速前進，它滿足了人們一定程度的物質要求卻又誘使人們提出進一步的要求，這種要求又成為技術進步和商業發達的驅動力量。在這一物質循環中，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機械環節，精神文明作為一種制約力量卻漸漸地消隱。梭羅是如此憂心忡忡，他說“……要熱愛智慧，并按智慧的指示，過一種簡單、獨立、大度和信賴的生活”，物質和精神之間并沒有一定的主體關系，人不應只為物質而活，也不應只為精神而活，全部的意義在于，人能夠如何地使自己詩意地棲居于大地？物質保證人類的基本生存，使人類的雙腳扎根于大地，精神引領人類向天空拓展，引領人類飛升。二者缺一不可。
最后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梭羅認為：自然是人類之母，生活在自然中的人們將得到力量，這力量能凈化人的心靈，因此他“期待著觀看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還要觀看大自然”，他說“美的品味大都是在戶外培養的……如果人類能夠感受到萬春之春的影響在喚醒自己，他們必然會上升到一個更加高級、更為精妙的生活狀態中”。人生于自然，獲取自然資源的同時影響自然的變化，這應是一種平行關系，平行即和諧。這是梭羅對自己，也是對整個人類的信心和期望。
對于梭羅而言：一個人的富有程度與其能夠做的順應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這，也是一種抵抗，一種高貴的抵抗，因為它需要過人的膽識。
在以上的這些方面，梭羅都體現出與那個突飛猛進不顧一切后果的現代社會的不和，體現出了作為一名后現代環保主義者的自覺，因此我更愿意把他解讀成一名后現代的現驅者。
我曾經見過很多中國的環保主義者。梁從誡先生為了一棵攔在國道修建計劃上的百年古樹是看還是留四處奔波；索蘭達杰為了保護珍稀動物藏羚羊帶領野牦牛隊在可可西里無人區與瘋狂的盜獵者、毛皮販子生死追逐最終喪生高原；大胡子楊欣帶著他十年漂流拍攝的祖國大川曾經秀美的風光四處呼吁保護三江源，保護我們的母親河。還有濕地保護志愿者、“將空調溫度調到26度”的呼吁者等等，他們無一不在秉承著梭羅的這種后現代意識，尋回我們即將失去的家園。
作為現代人的我們有時候想不清楚一些東西，不如在一個人的湖邊梭羅想得那么清楚。我很喜歡他曾經在《瓦爾登湖》開篇沒多久寫到過的一個寓言，他說：“很久以前我丟失了一頭獵犬，一匹栗色馬和一只斑鳩，至今我還在追蹤它們。我對許多旅客描述它們的情況、蹤跡以及它們會響應怎樣的叫喚。我曾遇到過一二人，他們曾聽見獵犬吠聲，奔馬蹄音，甚至還看到斑鳩隱入云中。他們也急于追尋它們回來，像是他們自己遺失了它們。”
也許我們都應該好好想想：我們究竟有多清楚，我們到底丟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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