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菱
我不敢說：“世事滄桑心事定”。對于這個世紀，其實我只參與
了一半。
但，總有一些不用趕什么時辰的東西，透過浮生，穿越繁雜世界，
絡繹而來。于燈下茶前，或幽徑低回之處，令人流連品味。有時竟能
充滿了整個人生。
那些片斷和印象，時間不能把它消磨，它反倒能把時間消磨過去。
或與相投的友人，一抒胸臆。其中有些事，還是值得告訴后代孺子的。
它不應僅屬于個人。
在北國，那蒙被歲月灰塵的群樓，學子捧書的湖畔，是這個世紀
給我亮起的一盞盞明燈--我心目中的北大導師。不是每個學生和名
師都有機會接觸交往。他們的高風亮節，大義之言、大器之舉，能使
奮斗中的學子感到一種心底無私天高地闊的關懷。
清晨，未名湖上，總蕩漾著微妙的霧氣。我曾拜捧書于石上。晨
風中，過來一位老者，他說：“你在看什么書？”
我說：“朱光潛的《美學》。”
他說：“這書不值得看。他的東西，都是從國外的美學理論那兒
來的。你直接看幾本西方美學史就行了。”
我不由有些憤怒：從哪兒來的一個老頭，竟敢如此低貶朱先生？
我默默地站起來，合上書就走。
走不了幾步，忽聽見耳邊有人招呼道：
“朱先生您好！”
回頭一看，是幾個掛紅牌的研究生正恭恭敬敬地向剛才那老頭行
禮。
我沖上去問道：“您，就是朱先生？”
老者含笑頷首：“我告訴你，不要看他的書嘛！當年外國的美學
還沒有進來，大家看他的很稀奇，現在，那些書都介紹進來了，你可
以直接看原著。最好是英語原著。翻譯的有偏差。”
我面對朱先生，一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中等身材，小四方臉，
一雙眼睛笑盈盈看著我。
后來我才知道，朱先生患有極重的眼疾，近乎失明。可是那天我
眼里的他分明炯炯有神。
如今湖水如昔，朱先生已經仙去。一定去了一個美的國度。
未名湖上，風拂面而來。古人宋玉曾論及“風”之氣質。此北大
之風可以浴心。
北大的一批“國寶級”的老先生，大都住在燕南園和朗潤園一帶。
一處是林木蔥蘢，小院生苔。一處湖水幽幽，荷葉寂寂。從這里走過
的人們，總是放輕腳步，屏聲細語，唯恐驚擾了大師們那代表民族代
表歲月的精深思維。
那年頭，幾位國學大師都撐著耄耋高齡來為我們這撥“關門弟子”
講課，我記得的有王力，吳祖湘，林庚。這是他們最后的開堂講學了。
這是大師們的世紀情懷。我們這撥學生滿帶著社會風塵和泥土氣
息，而大師們則以暮年辰光穿過大劫，跨山越水，卻幸坐一堂。兩代
人相思相逢在中國歷史起身的時候，倍感親切。
“獨立小橋風滿袖”，這句詩，在我心中久久地成了林庚先生的
化身。
林庚先生是在對我們這些“關門弟子”講《楚辭》時，引了這句
詩的。
在褥熱三伏天里，在“三教”的二樓，中文系77、78級，再加上
研究生們，教室里坐不下了，一直坐到走廊上，擠得汗霧蒸騰。
而林庚先生身著白襯衣，吊帶西褲，長腰鶴步登上講壇。頓時，
一片清涼從天降下。
那是門難忘的課程，在那種大庭廣眾之中，林先生是那么瀟灑獨
立，似乎炎熱與擁擠帶給他的只是愉快。在他那雅潔的風度中，抒發
著對《楚辭》的愛、對學生的愛和對講堂的愛。
林先生有早起散步之癖。我在校慶回去，曾想在燕園小徑上與先
生不期而遇。但轉眼間，校園變得如鬧市一般。如此，先生必避之。
果然，在掌聲雷動，鎂光燈閃亮的地方，林先生和很多先生都早
已“隱之名山”了。不事應酬，不受寵辱。北大震動環宇的氣勢，正
是由他們這些靜默的菩提所造。
住在未名湖后湖邊的金克木先生，與我一位熟悉的前輩是故交。
前輩千里來京看他，帶我去拜望金先生。畢業以后，我常住原來的蘇
聯專家樓寫作，與他鄰近。黃昏散步便過去閑聊。
金克木的心靈仿佛可以穿透歲月，不會變老一樣。說起當年巴金
與蕭珊住在他樓上談戀愛的細節，他仍是覺得很逗，一陣陣地發笑。
而說起現在的青年，他也沒有什么距離感。
總之，什么對他都是近在跟前的事。沒有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也
沒有什么達不到的和不能理解的事情。這一點，使他不像同輩人活得
那么沉重，而是充滿了敏銳，靈透。
我曾把自己的第一本中篇小說集送給他。有一次，他的女兒和我
討論當今文學，說起臺灣小說風，金先生在一旁說道：“你何必去看
那種小島文化？她在語言上做你的學生還不夠格呢！”
我當時為之一振。
我問金先生對我的小說有何看法，他說，“語言好，這是很大的
優勢。文學的很大一半就是語言嘛。但我看你的小說，一到真正精彩
的地方，你就跳過去了。不知道是故意為之，還是沒有覺察。還有，
你不會寫對話。”
為了突破自己，我遠走新疆，直到寫完中篇小說《唱著來唱著去》，
我才感到自己的筆力放開了。像這樣“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
收獲，只有在金克木這樣的“又老又不老”的先生面前能夠得到啊！
有一陣我問他：“您看形勢怎么樣？會不會‘收’？會不會‘轉’？
中國還會倒退嗎？”
回答完全是金克木式的詼諧：
“你看《水滸傳》一開頭，就是‘洪太尉誤走妖魔’。石碣一移
開，那些天煞星地煞星就出世了。現在就是‘洪太尉誤走妖魔’。有
的人問，中國的局勢還會不會收？收什么？走都走出來了，就要在這
世間風光一場。”
金克木講話總有“話眼”。就像泉水的泉眼一樣，一旦點到，汩
汩而流。他于巧妙東拉西扯中用文化將事物移位，擴大了這個世界的
空間。
每當形勢使我有所感觸，就會想聽聽金克木先生的調侃。他會說
什么呢？
他必說得幽默深刻尖銳和有來歷，能帶給人更大的快感。這是巨
大的文化自信所致啊！
當年我愛去的，還有中關村許大齡先生家。
一年級建校勞動中我的頭被砸傷，住進了校醫院，恰與許先生的
夫人同一個病房。
每天，他都來陪夫人，他們夫婦真是相濡以沫、相敬如賓。
我就和他在病房里大侃：“農民起義對歷史到底起什么作用？”
“明清萌芽的人文思想為什么后來沒有真正地發展起來？”“《紅樓
夢》值不值得搞一個‘紅學’？”之類。
那時候的大學生，喜歡為國家開處方找良藥，一股啟蒙的思想浪
潮正席卷全國。我本來好“紅學”，自然喜讀清史。出院后，我成為
許先生家的常客。
一個星期天，我又去他們家，發現許先生和他的愛人面色有點緊
張。
許先生說：“還是我來說吧。曼菱，對不起你，我們早應該告訴
你，我是‘梁效’。因為我們很喜歡你，怕你知道這一點后，不來家
了，所以現在才告訴你。應該是結識初始就告訴你的。”
許先生說著，和夫人一起露出慚愧的臉色。
我意外地說：“許先生，這算什么？誰不知道這是讓他們強迫的？
他們專門要拉名家史家來充面子。這跟您有什么關系？您哪知道他們
要干什么呢？”
許先生說：“不管怎樣，應該告訴你。”
我說：“我也被打成過‘反革命’，也沒有告訴你啊。那年頭的
事都是不能過于當真的。”
轉身細思之，這的確有些駭然。時光如果倒流，那些事僅僅發生
在幾年前。怎么能想到，我這個因紀念周總理受盡了迫害的邊疆小工
人，和那兇惡的高高在上的“梁效”的成員，竟會在北大校園成為了
忘年之交呢？
過去歲月，一切竟如幻境。它是那么不真實，把善良的人們劃成
敵對。我們都猶如陀斯妥也夫斯基那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里的角
色。
我自然還去他家，但許先生總有些壓抑，情緒不佳。
我珍惜與許先生夫婦的這分情誼，這是我們的新生命。我想向他
請教和探討清史、紅學，還有民族的命運。我們將歡樂地笑著，在他
淡泊樸素的家里，享受著師生之誼的人生妙趣。
但不久許先生就過世了。我總感到這跟他的痛苦有關。他的良心
為此飽受折磨，直至心碎。
許先生給我的警示是：我絕不要做一個單純的文化人。知識的面
是廣闊的。我要學習那種“如何利用我的知識”的知識。我一定要學
會遨游和飛翔，做一個自為的自然人和社會人，絕不再做一個“書中
人”。
能成為北大學生是幸運的。學生來之不易，去之亦不易。而北大
老師對學生歷來愛護有加，送出校園時猶如送骨肉出門一般，使學生
坎坷路上有一份溫馨。
過世了的語言學泰斗王力先生，我也“間接”地打過一次交道。
同學關眉畢業之際，她希望回家鄉后能進廣西大學教書，害怕被
派去當“機關秘書”之類。她想請王力先生寫推薦信。王力先生并沒
有直接教過我們，是他的弟子教過。
但王力先生不僅同意寫，且說，讓關眉“自己寫好拿來”，他簽
字就行。當時關眉誠惶誠恐了，在宿舍里直嚷嚷：怎么老先生如此信
任一個隔代的學生呢？
我在一旁說，王力先生這是給你機會，為你鋪路。為什么不寫上
自己的愿望呢？你這樣不是白白請了一回真神了嗎？她說，那你幫我
寫。
我就幫她寫了一通：“該生對古典文學有愛好專長，望分配到有
關專業”云云。關眉拿了去，王力先生果然簽了字。她回家鄉后，如
愿分到古典文學專業。
后來，關眉為兒子求學，到香港打工，見面就說自己“愧對北大
中文系的培養”。總說有朝一日要回廣西與同仁共修她心目中的“古
典詩詞”。
我想，王力先生的那個簽字，也在令她不安吧？但愿她能有此為。
以當代評論家著稱于世的書磊，在研究生畢業分配的時候遇到過
麻煩。因了他組織過一次校內簽名活動。
這時候朱德熙先生站了出來說：“書磊是我們的學生，一個小孩
子知道什么？是我們叫他去做的。”他說的“我們”，就指被李書磊
活動簽過名的那些個大名家大教授們。
本來，因為這次簽名活動連累了朱先生本人，正在不安著的書磊，
卻獲得了老先生的庇佑，而不是責難。書磊告訴我，朱先生去世的時
候，他去敬獻了自己的小花圈，心中有如喪考妣之痛。
他對我說：“我們是隔代親。那些老一輩的大師們，對我們這一
代的理解更切近更相濡以沫。他們，更能給我們力量。”
這些受人景仰的師長在風范，學問，成就和人品上，足稱民族精
粹和中流柱石，他們對學生的影響早已超出書外，超出校外，溢之海
外。
畢業后我每回北大，都去看望季羨林先生。
在我北大諸位恩師中，季先生年事將追“米壽”，故尤珍惜見面
之情。而季先生如參天大樹的人格，更使我有一種深深的信賴之情。
我與季先生相識，是在北大競選的狂潮之中。
那時，我是第一個跳出來的女競選者。在我的“競選宣言”上，
最惹眼的觀點就是“東方美”，我以它來作為現代女性的發展模式。
當我提出當代“男性的雌化與女性的雄化”問題時，簡直引起軒然大
波。人家都不習慣，說：怎么說得那么難聽？
我成了眾目睽睽的有爭議人物，日子不好過。我的男朋友就是為
此而離去的。這時候，季羨林先生的一位助手讓我去先生家。她說，
季先生一直關心著我。
朗潤園沿湖的一樓樸素無華，永遠是小鄉鎮的水平。而對面那個
單元里，從廚房水房通道住房里堆積著的書山，則屬于國家級圖書館
的水平。
他不許他的孩子在這兒住。他說：“這是學校給我做學問用的。
不是給你們住的。”甚至也不讓小保姆打掃。只有他和他的弟子可以
出入。
轉眼十來年，我與季先生聯系從沒有中斷過。他一直知道我在哪
里，在干什么，在經歷著什么。一旦失去聯系，他會惦念著。
年復一年，總是此情此景：清清朗潤園，先生午休后，相對一杯
茶。如梧桐遇秋風語，似高手數脈聽心。此刻，我常慶幸，浮浪今生，
而與先生有忘年相通之樂；江湖遨游，竟得先生相知認可。
在北大流傳著這樣的“段子”：當你在校園里看見一個衣著破舊，
步履蹣跚的老人，也許，他手里提著雜物袋從小賣部回來，也許，他
正去領工資的路上。你要當心，切不可輕狂地小視他。因為，你可能
連給他提鞋的資格還不夠呢！
像林庚先生，是一定要自己去領工資的，他不要人家送來。
張岱年先生就常自己去小賣部，以至有一次被售貨員無禮相待，
旁人怒而斥之：“這是張岱年先生，你怎么可以這樣？”
而朱光潛先生不就因為謙和，也被我無禮頂撞過嗎？
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是前輩人支撐開這方天地，是他們奠
定了這片風水。
無論是他們出世還是入世，無論他們的個性是恬淡還是熱烈，他
們皆立足于自成一家的學術，并代表著中國的文化精粹，而并非一般
只靠講義吃飯的庸人。他們都有一顆優秀者的悲天憫人的心靈，和將
后代引入正道的高尚責任。
林庚先生的許多事情，是他的弟子孫玉石老師講給我聽的。
孫老師說，林庚先生曾以“夫人有病臥床”為由，拒絕為江青講
學。而在某個國慶日前，他突然收到了“國宴”的請柬。
當時一個三級教授被邀赴國宴，這是很罕有的。林庚先生對弟子
說，他很想去，因為可以看見周總理。但是請柬上是江青的簽字。他
矛盾了很久，最后還是十分不舍地放棄了這個一生中不會再逢的機會。
林庚先生說：“我又不是弄臣。”
在北大，或者說在中國，中年一輩的學者反不似上一代的老學者
們那么直露，具有一種童真的坦率。
比起才氣橫溢，叱咤風云的上一代開創者，北大的中年教師們是
忠實的麥田守望者。
我和孫老師深交純屬偶然。在一個暑假里，我沒回家，每天去學
校游泳池游泳。一天，聽見有人喊我，是孫老師也來游泳，他問“你
沒有回家？”我說“家太遠。”他說：“對了，你是云南人。”又問：
“在學校里做什么？”我說：“寫小說。”
我想孫老師不會再感興趣，因為我寫的不是現代文學方面的論文。
不料他說：“寫的什么小說啊？拿來我看看。”
我按他說的地址，送去他家。看完后，孫老師說：“好”，說比
他的某同學都寫得好，便幫我推薦給他的文學界的同學。
我的第二個中篇小說《云》，就這樣發表于《收獲》。時間緊跟
在我的處女作《有一個美麗的地方》發表于《當代》之后。造成了南
北兩響之勢，決定了我畢業后走專業寫作的道路。
畢業前，我想以小說充當畢業論文，可當時教創作課的馬老師并
不欣賞我。為此我又去找了孫老師。
孫老師只明明白白說了一句：“學生有才能為什么不讓發揮呢？”
他為我去找了系主任，一切便理順了。后來，我便轉到了謝冕老
師門下，他給了我那一屆的最高分。
從“不夠格”到最高分，這就是北大。你總可以找到承認你價值
的人。
每個事業的追求者，都有自己的一方天空。而當天還沒亮，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之時，能得到導師的慧眼相識和鼎力扶持是幸運的。
我曾問過孫老師，馬老師會不會因此對他不高興？孫老師坦然道：
怎么會呢？馬老師對你，只是風格的差異而已。
現代文學教研室的老師去“管”當代文學教研室的事，僅僅因了
一個學生的特長能發揮。耽誤學生的才華，才是極大的過錯。
馬老師對我，沒有什么耿耿于懷。回校后每次見面，他都欣欣然，
邀我上他們家去坐，并為他家鄉的刊物向我約稿。
孫老師以為這很正常，他說，當年，林庚先生就是以詩集充當畢
業論文的。北大就是這樣的，無論興衰，校風不會改。
后來，孫老師擔任中文系主任。每次回校見他，他總對我感嘆
“時間不夠”，希望能早日卸去職務。
在我們系里，我熟悉的幾位老師相繼擔任系主任，他們對“當什
么”都很淡薄，唯對時間看重，而時間，又是付與學問與學生的。
對“當什么”不感興趣，唯對“做什么”感興趣的生活標準，也
影響了我后來的人生取舍。
那天，忽有一位微笑的中年學者走來對我說：“張曼菱，祝賀你
的作品發表啊！”我說：“你是誰？”他笑道：“我是嚴家炎。”
天哪，是我們現任系主任。
在對“人”上面，我本來一向糊涂，又是近視眼一個。對老師們，
常是從書本講義，聆其聲名而竊所思慕的。我很不注意與“人”對號。
為此也在社會上吃過些虧。
在這最后一年，嚴老師正在教我們“現代文學”的重頭課。畢業
在即，這學生竟不認識他？這也太過分了！
我是有講義就不愛去上課的。我常去看別的書，或是選些其他系
的課。旁搜雜學是我的一貫風格。無論思維和學習我都喜歡“跳槽”。
我說：“對不起，嚴老師，我沒去聽您的課。”
嚴老師卻并不介意。他說：“我的課用不著上，你考試不也是
‘優’嗎？自己多看些其他書是應該的。”
在北大，老師們并不認為“你不來聽他講課”就是冒犯。他們常
說，講課的教學大綱，起點是針對應屆中學生的。他們總鼓勵我們抓
緊時間，多學一些自己需要的東西。他們相信我們這批學生是非常珍
惜這段學習生涯的，見面總是說：“注意身體，別累著。”
謝冕，一位詩人，具有一顆頑童心。
在我們進校的時候，中國當代詩歌，曾經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前驅。
詩歌的光芒，穿透了被封閉和禁錮的民族靈魂，使得智慧和激情復活。
作為當代詩人和詩歌理論家的謝冕，當年他的講課是熱點，是中
年老師中最盛大的。
詩的課是在下午，經常有同學遲到。謝冕總是非常友好地請學生
進來，還問：“是不是睡過了？”他給我們的感覺，好像他是你同舍
朋友。那種與學生同輩的感覺，令他總也不會老。
他是詩人，是謝冕，我們都直呼其名。
你去找他幫忙，他總是用跟你商量的語氣講話。他所受的坎坷不
平，也很透明，也會跟你直率相告。所以，他家里總是“談笑有同學”
的。不管隔了多長時間，謝冕老師家門總是徑直可以去的。
他本人就是文壇中人，習慣于刀尖上跳舞，火坑邊乘涼。所以，
即便畢業后再跟他談話也沒有“隔”的感覺。
當年，是謝冕把我從孫老師那兒接手，又幫我用一篇小說來作畢
業論文，并給了我一個最高分的。他就是這樣的，只要學生好，怎么
都行。
我屬于“不服從分配”之列。謝冕給我寫了熱情洋溢的推薦信。
記得我走的時候，他曾為我的性格擔憂過。他說了一句話：“除了北
大，北京，恐怕都很難容你。”一語中的。果然，畢業后的我幾乎盡
在飄泊中度過。讓我經常想起謝老師的這句箴語。
去年校慶回去見到謝冕，知道他在意趣盎然地堅持冷水浴，我覺
得，他在這冷水的堅持中，還有另一種堅持。
自古“高臺多悲風”，詩人的命運，總是“蠟炬成灰淚始干”的。
在此世紀末，為詩祝福，為詩人的謝冕祝福吧。
1979年下半年，北大人用民主競選方式來選舉人民代表。我則是
第一個跳出的女流之輩。后來，當我在校園遇到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面
孔時，人家常常自我介紹道：“我是你的選民。”
那年的競選，是一道黎明的點心，獻給我們剛剛醒來的祖國。也
許火候不準，有些燒焦了。但沒有“一”就沒有“二”。現在的民主
競選，就好像是吃中餐和晚餐一樣熟練了。
競選中，突然出現了署名“文學78級大多數革命群眾”的矛頭直
指我的大字報。
那一天，77、78級合并上美學大課，金開誠老師在上課前說了幾
句題外話：“同學們，我剛才走來看了一張大字報，很多人在反對一
個女同學。這好像不是對同學應有的態度。我不明白你們的事，但是，
我在反右時的教訓請你們吸取。好了，講課。”
下課后，我目送金老師離去。至今我與他沒有私交。可是，相教
何必曾相識？在這些精神坦蕩的老師面前，我的委屈散之天外。
人，只要有一點“獨立特行”的精神，眼前風波便可以置之度外。
這是一張真正的文憑，使我走遍天下總帶著“北大”。
一百年前的蔡元培校長，為中國這個古老體系的開放和前進，選
擇了北京大學這個突破口。兼容并包，是他在全世界范圍內的首創，
是“教育興邦”的獨創。
為了永久地打破古老中國“萬馬齊喑”的悲劇，數代杰出的中國
知識分子將心血意志凝結成了“北大”這座民主校園，用這種方式，
實現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神圣誓言。
北大，將世世代代為九州生氣養育著震撼世界的風雷。
也許，我也是又一代的麥田守望者。守望意味著等待。一代人完
成一代人的任務。
那朝氣充足的新世紀的太陽快出山吧！火鳳凰的繼承者該登場了。
（摘自《大家》1999年第6期，原文約1萬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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