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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首唐章碣的《東都望幸》：
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
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lǐng)美人來。
唐以洛陽為東都。詩中字句，大意說東都的宮女日夜盼望君王巡幸洛陽，自己有機會承恩受寵，轉(zhuǎn)念一想，又陷入絕望：因為君即使東巡，也會從長安帶來他寵愛的美人，自己仍舊沒有機會；以致懶于梳妝打扮，整日雙眉緊鎖，也不再上高臺眺望了。
表面上，這是一首宮怨詩，而實際上，據(jù)《唐摭言》記載，作者寫這首詩乃是為了諷刺高湘。高湘回長安時路經(jīng)連江，邵安石將自己寫的詩文呈獻給他，很受賞識。高湘便將邵安石帶到長安。后來他以禮部侍郎主持進士考試，邵安石就及第了。（當時試卷不糊名）章碣在詩中以望幸的宮女比 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不第舉子，以君王比高湘，以美人比邵安石，暗寓褒貶，語含怨憤。然而話說回來，章碣的怨恨其實并無多少道理，高湘所為，也算不得科場舞弊，并未違犯什么原則。當時，應(yīng)試舉子在考試前將自己平日所作詩文呈送給主考官或社會名流，以期在主考官心中預(yù)留一個好印象或得到社會名流褒揚于主考官從而對正式科舉有所幫助，這已蔚為風尚，時人稱之為“溫卷”或“行卷”。
行卷其實就是一種干謁行為，行卷之詩，從寬泛的意義上說，都可以視為干謁詩。唐人行卷實為一代風尚，由此產(chǎn)生了不少佳話佳作。白居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人們耳熟能詳?shù)拿洌涑鎏帯顿x得古原草送別》就是一首行卷之作。據(jù)唐張固《幽閑鼓吹》所載，白居易年少時進京應(yīng)舉，以平日所作行卷于顧況。顧況見了卷首署名，熟視白居易，笑道：“長安米價正貴著呢，要在長安居住，大不容易啊！”這才翻閱詩卷，首篇即是此詩，顧況一讀之下，大為贊嘆，說道：“寫得出這樣的詩句，要在長安居住也就容易了！”于是四處稱道白居易，使他聲名大振。
下面完整地看一首行卷之作。朱慶馀《閨意獻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此詩又題《近試上張水部》。張水部即張籍，他以擅長文學而又樂于提拔后進與韓愈齊名，合稱韓張。朱慶馀平日行卷于他，已得其賞識，可是臨近科舉，仍然心中忐忑，因而呈上此詩，以新嫁娘自比，以夫婿比張籍，以舅姑比考官，就應(yīng)試前景征詢于他。詩中舅姑指公婆，唐俗，新嫁娘在婚禮次日清晨拜見公婆。此詩抓住這一社會風俗中的生活細節(jié)，刻劃了新嫁娘自信而又含羞、期待而又遲疑的心理，可謂體貼入微，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詩歌畫面美、風俗美、人情美，兼之言外有言、意外藏意，令人賞愛不已。難怪張籍特別作了答詩《酬朱慶馀》：
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
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這一首詩也用比體寫成，以越女比朱慶馀，同樣含蓄地回答他，你雋秀超拔，不用為考試擔心。
其實，含蓄正是好的干謁詩的必備條件之一。干謁詩之“干謁”，乃是“求拜”的意思。干謁詩是求人之詩，用時髦的話說，就是自我推銷的廣告詞。然而，詩歌畢竟不是廣告詞。廣告詞不妨直接吆喝，詩歌卻不能不顧及藝術(shù)美，何況干謁詩的作者還要籍此展現(xiàn)才華。干謁詩難作，正在于此：又要有求于人，又不能低聲下氣，滿臉寒乞相、諂媚相；又要稍露崢嶸，又不能矜夸自大，通身孟浪氣、狂傲氣。正如高空走鋼絲，不是高人，難成佳作。
例如，孟浩然《臨洞庭湖贈張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孟浩然“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李白《贈孟浩然》），一生基本上過著隱居生活，然而他的內(nèi)心卻充滿了仕與隱的矛盾，畢竟，他生活在盛唐。盛唐是一個洋溢著朝氣的時代，受此熏染，士子們大多胸懷建功立業(yè)的政治理想。唐承隋制，用科舉將士子們的政治熱情納入常軌。孟浩然其實是想有所作為的，他在四十歲那年赴京應(yīng)試，原以為功名唾手可得，卻不料名落孫山，失意而歸。這首詩大約是在長安應(yīng)舉前后贈給時任丞相的張九齡的。
詩的前四句承題寫洞庭湖風光，境界闊大，特別是“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一聯(lián)，更是氣魄非凡，與杜甫“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陽樓》）齊名，同為寫洞庭湖的名句。有這樣的佳句，作者的才力、胸襟自不必說了。后四句因景設(shè)喻，所謂“欲濟無舟楫”，字面說想要渡過洞庭湖而沒有渡船，實際是說想走上仕途卻無人援引，所以“端居恥圣明”，只好在圣明之世平居在家，這實在使人羞恥，表達了想要有所作為的意愿。“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兩句承上申足意思，“垂釣者”喻指一般當政者，“羨魚情”用古語“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jié)網(wǎng)”，意思是說羨慕他人無補于事，總須自己實踐才好，再一次表達了出仕的愿望。同朱慶馀相類，孟浩然的表達同樣以比體為之，得含蓄之美，而尤為難得的是將眼前景、心中情、書中典巧為融合，這一番天衣無縫的裁剪功夫，斷不是凡筆可為的！
科舉考試固然將行卷之風推向極盛，而盛唐噴薄向上、尚賢使能的時代氛圍產(chǎn)生的推動作用也是顯然的。此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春秋戰(zhàn)國時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當時大批說客游士奔走天下，干謁王侯，他們依時事所需，隨機設(shè)辭，憑著宏辭雄辯為王者師，由白衣立致公卿。毛遂自薦創(chuàng)造了一代讀書人的行為典范，千金買骨則時時鼓舞著讀書人對賢明君主的期待，而諸如蘇秦、張儀、衛(wèi)鞅、范睢等人的成功更是堅定了自信的讀書人孜孜以求的信念。秦漢一統(tǒng)之后，社會由動蕩步入安定，走上常軌。漢以征辟察舉選用人才，戰(zhàn)國策士的進身方式失去了社會土壤，不再是出仕的主流方式，卻沉淀為不少知識分子心中的理想，從朱買臣、諸葛亮直至唐太宗時的馬周，也算是代有其人，不絕如縷了。在李唐這樣一個革故鼎新，自由奔放的時代里，讀書人的熱情被極大地煥發(fā)出來，他們是敢作敢為的，行卷之所以產(chǎn)生和盛行于唐朝，恐怕和千年以來對戰(zhàn)國策士精神的承傳不無關(guān)系。
更有少數(shù)人，不僅從戰(zhàn)國策士那里得到啟發(fā)，更將其作為現(xiàn)世的目標。這些人大多特立獨行，自負自傲。李白，是他們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干謁文字呈現(xiàn)出與眾不同的面貌。
試看他的《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時人見我恒殊調(diào)，見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這首詩是李白在天寶四年游北海郡時寫給北海太守李邕的。頭四句用《莊子逍遙游》，“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詩人自比大鵬，字里行間豪氣激蕩。五六句表現(xiàn)凡俗之人不理解自己，意在諷刺，也飽含著世無伯樂的感慨。宣父即孔子，唐貞觀年間下詔尊稱孔子為宣父。《論語子罕》，“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末二句借此典勸李邕重視自己。此詩言辭頗為自負，乍一看犯了干謁詩之忌，卻通過“時人”和“丈夫”、“宣父”和“丈夫”兩兩對照，巧妙地恭維李邕超越“時人”，有“宣父”之雅量。這樣既無礙于干謁之體，也保持了自己略無拘束的個性，這也正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的地方。此外，這首詩前七句純是大言，第八句仍是大言，竟能扭轉(zhuǎn)大言之害，當是作者有意弄險逆挽，籍以展現(xiàn)高超的技巧，暗示大言不是空言。
唐人干謁詩是時代和歷史相互作用的產(chǎn)物，一方面，士子們以之鋪墊進身的臺階，因而言詞頗多限制，作起來往往竭盡才思，另一方面，由于閱讀對象或為高官顯貴、或為社會賢達，干謁詩大多表現(xiàn)出含蓄的美學特征，作者也常以比體為之。同為干謁詩，朱慶馀溫婉，孟浩然懇切，而李白竟能出之于豪邁，優(yōu)秀的作家即使是戴上腳鐐舞蹈，也總能創(chuàng)造典范、展現(xiàn)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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