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晉書》兼及兩晉南北朝史風(fēng)論文

　　一、《晉書》的修撰及其體例特點

　　《晉書》是唐代官修前朝史書的最后一部。先是，唐高祖曾準令狐德棻之請，下詔修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詔書中有“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而以下各代“簡牘未編，紀傳或闕”之語，可見當時唐政府以為晉史已有多種，較南北朝各代為詳備，故開國設(shè)館修史，《晉書》并未列入計劃。唐高祖詔修“五代史”，數(shù)年未成，貞觀三年（６２９年），又詔魏征、房玄齡總監(jiān)其事，還是未把修《晉書》列入計劃之內(nèi)。貞觀十年（６３６年），“五代史”告成。大約是“五代史”修撰的成績鼓舞了唐太宗君臣，加之他們對尚存的眾家舊晉書不甚滿意，于是在貞觀二十年（６４６年）下詔重修晉史。《唐會要》卷６３載其事云：“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詮次舊聞，裁成義類。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xué)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著作郎劉子翼、主客郎中盧承基、大史令李淳風(fēng)、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員外郎辛丘馭、著作郎劉允之，光祿寺主簿楊仁卿、御史臺主簿李延壽、校書郎張文恭，并分工撰錄。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安期、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具條例，量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為本，捃摭諸家及晉代文集。”以上列名領(lǐng)銜予修者共２１人，其中除史官外，還有自他官調(diào)入臨時領(lǐng)史任者。可謂名家薈萃，組織規(guī)模超過已往。貞觀二十二年，書成，計有本紀１０卷、志２０卷、列傳７０卷、載記３０卷，共１３０卷，是唐修前朝史書中卷帙最多的一部。唐太宗曾為之撰宣、武二帝紀及陸機、王羲之二傳之論，因號為“御撰”，時稱《新晉書》。此書行世后，諸家舊晉史日漸湮沒，故唐修《晉書》成為唯一傳世的一部首尾完整的晉代全史。

　　《晉書》記載兩晉１５６年歷史。本紀中的宣、景、文三帝紀，敘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前，其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創(chuàng)建晉國基業(yè)的過程，上溯三國６４年（建安六年－－魏咸熙二年）史事，因而對陳壽《三國志》漏略之處有所補充。特別是《刑法》、《食貨》二志，敘事仰包東漢、三國。因為《三國志》無志，《后漢書》的志是梁朝劉昭取晉司馬彪《續(xù)漢書》的志補入，故漢、魏以來許多法制史、經(jīng)濟史的資料賴《晉書》得以保留至今。魏晉南北朝正史共１１部，唯《魏書》與《晉書》有《食貨志》。自唐修《晉書》后，歷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皆修《食貨志》，和《晉書》的影響不無關(guān)系。

　　兩晉之際，北方少數(shù)民族紛紛進入中原，建立政權(quán)，史稱十六國。《晉書》特立“載記”一體，敘十六國興亡史，這是后世研究北方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非常重要的資料。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和《史通·古今正史篇》所敘，十六國時期，各國官、私所修諸國史有二十余種，后北魏崔鴻依之總纂《十六國春秋》一書，可惜這些史籍均已亡佚，因而《晉書》３０卷之《載記》于今文獻價值彌足珍貴。

　　紀傳史書中設(shè)“載記”一體，創(chuàng)始于《東觀漢記》，用以敘述平林、下江等農(nóng)民軍活動和隗囂、公孫述等割據(jù)勢力的興亡。《東觀漢記》失佚，今賴《晉書》得窺“載記”體式。《晉書》作者，設(shè)此體專敘割據(jù)政權(quán)，既區(qū)別于藩屬諸國，又無損晉朝正統(tǒng)地位。在正統(tǒng)觀念很濃厚的封建時代，這樣處理是比較恰當?shù)摹�劉知幾于《晉書》批評較多，唯贊揚其書立“載記”“可謂擇善而行，巧于師古矣。”（《史通·題目篇》）

　　二、《晉書》的取材與南北朝史風(fēng)

　　《晉書》修成頒行后，一時頗受世人青睞，“言晉史者棄其舊本，兢以新撰。”（《史通·古今正史篇》）不久，便有學(xué)者表示不滿。著名史學(xué)家徐堅，即棄官修之本而私撰《晉書》１１０卷，見錄于《新唐書·藝文志》。劉知幾在《史通》中對《晉書》的缺失屢加指斥。《舊唐書·房玄齡傳》總括劉氏所論，指出當時“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兢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xué)者所譏。”《晉書》之病，主要是由于史館予修人員未能廣泛參閱當時尚存的諸家舊晉史和晉代官方起居注、實錄等文獻資料，詳加考訂，慎重取舍，善加剪裁，而采錄了許多荒誕迷信、偽誤不實的材料，以致記載失真，篇幅繁蕪臃腫。又成書之前，檢錄不細，頗多疏略和牴牾之處。故學(xué)術(shù)界歷來對這部史書評價不高。

　　凡修史，必先聚書，遍覽文獻，細加甄取，此即劉知幾所謂“博采善擇”。這個工作，唐初史臣做得比較粗糙。修《晉書》詔云舊晉史“十有八家”，實際不止此數(shù)。今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所著錄，《史通》所論載，及《宋書》、《南史》和《晉書》等正史所敘，唐以前諸晉史，紀傳體有１２家，編年體有１１家，合２３家。其中有的雖未成完書而留殘編，或佚落成為散篇而被學(xué)者征引，至唐時能夠搜訪得見者，絕不止１８家。此外，尚有晉代起居注、實錄之類官方文獻可資取材。而詔書但云：“以臧榮緒《晉書》為本”。詔書對１８家中的１４家作了評點，另外４家不詳為何人所著，參閱《四庫提要》，知１８家中，詔書未加評點的是沈約、謝靈運、王韶之、朱鳳４家《晉書》。可知《晉書》作者省覽未周，采錄未遍。既然如此，《晉書》采錄哪一類書籍的材料較多呢？劉知幾早已指出：“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采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史通·雜說上》）劉氏所舉《語林》、《世說》之類的筆記小說，雖然往往含有珍貴的史料，但其中水分相當大；至于《搜神記》、《幽明錄》之類，實際是志怪小說。史家舍史籍而取材于此，實在是舍本逐末。我們試翻閱《晉書》，的確隨處可見荒誕之事，無稽之談，錯雜于史實的敘述中間，蕪累之甚。

　　大量采錄荒誕迷信的材料入史，是兩晉南北朝史風(fēng)不良的表現(xiàn)之一。一方面，利用這些材料宣揚天命，是統(tǒng)治者“神道設(shè)教”以愚民的需要；另一方面，這些記錄又是當時流行于社會的迷信行為的反映。由于社會動蕩，人們感到禍福無定，宿命論思想由是大熾，城鄉(xiāng)居民津津樂道輪回報應(yīng)之類的傳聞。一時上下相欺，眾口交騰，史學(xué)家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史風(fēng)必然受其影響。當時史書，大都有專錄迷信材料的節(jié)目或篇章。只就紀傳史書而論，王隱《晉書》有《符瑞志》，何法盛《晉中興書》有《鬼神錄》，沈約《宋書》有《符瑞志》，肖子顯《南宋書》有《祥瑞志》等等。《晉書》雖無上述諸志，但《天文志》有《史傳事應(yīng)》一節(jié)，《五行志》及紀、傳各篇中亦間雜不少迷信材料。《晉書》天文、五行二志和《律歷志》皆出自唐代著名天文歷算家李淳風(fēng)之手，學(xué)者多有好評。《舊唐書·房玄齡傳》云：“唯李淳風(fēng)深明星歷，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對《天文》、《五行》二志，后人有不同評價。《晉書斠注》的作者之一，清人吳士鑒認為“此二志出李淳風(fēng)乎，歷代推重，不知在各志中最為紕繆，丁氏國鈞之言是也。”這里提到的丁國鈞是《晉書校文》（未刊行）的作者。吳氏指出“《天文》、《五行》二志所書魏晉災(zāi)異以長歷推之，日月每有不合，旦多漏略”。《晉書》二志，存在此類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作者以“天人感應(yīng)”思想為指導(dǎo)，記天變必書事應(yīng)。天有變異，當時或有記錄，史家撰《天文志》時，除采錄原始記錄外，又要從以后的史實中摘取可以應(yīng)驗?zāi)撤N天象者而附會之，天變于前，事應(yīng)于后，強行附會，勢必弄出“日月不合”的差錯。這在古代史書中是屢見不鮮的。李清風(fēng)所作《晉書·天文志·史傳事驗》也指出前史的這類差錯。如其中一段文字說：“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七年五月，《蜀記》稱明帝問黃權(quán)：‘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征也。’案三國史并無熒惑守心，疑是入太微。”此類史文，無非是以天象定正統(tǒng)與僭偽的迷信說教，和唐太宗在《宣帝紀論》中所云：“治亂無常，興亡有運”，“非可以智兢，不可以力爭”的論調(diào)完全合拍。李淳風(fēng)、吳士鑒只見事實記載的錯訛，而不見其思想的乖謬。這不能不說是古人認識上的局限。

　　兩晉南北朝史風(fēng)不良的另一表現(xiàn)，是史家各對本朝夸勝諱敗，對他國去美溢惡。這種風(fēng)氣，唐初史臣也未能認真加以糾正，而因襲舊史之文，沿用了錯誤的材料和觀點。劉知幾《史通》對此多有揭發(fā)，宋人王應(yīng)麒《困學(xué)紀聞》卷１３也舉例說：“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于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應(yīng)作貞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他又引據(jù)《史通》所論，批評《晉書》取舍不當，前后牴牾等缺失，“晁子（公武）至亦謂晉史叢冗最甚。”表示有同感。

　　三、《晉書》內(nèi)容的缺失和編纂方法的不當

　　《晉書》成于眾手，分工撰錄，缺乏“才、學(xué)、識”兼具的優(yōu)秀史家予以貫統(tǒng)潤色。卒編之際，校閱不細，以致大事漏載者，一事數(shù)載，淆亂不清或前后矛盾者，體例安排，人物詮配不當者，所在不少。如西晉初年汲冢書的發(fā)現(xiàn)，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當時就引起轟動。但《晉書》記載其時卻含糊不清。《武帝紀》云在咸寧五年（２７９年），《束皙傳》云在太康二年。先于《晉書》修成的《隋書·經(jīng)籍志》不知何所據(jù)而云在太康元年（２８０年）。近人朱希祖作《汲冢書考》引張學(xué)淇《竹書紀年考證》，順理諸說，以咸寧五年十月盜發(fā)汲冢書出；次年，即太康元年報告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命官整理竹書。朱希祖先生不過把眾說加以條貫而已，推測之言，并無確證。汲冢出土竹書及文物一事，去唐未遠，諸家晉史和官方紀錄存者尚眾，如果唐初史官能詳加考定，就不致留下這個疑團了。

　　史家應(yīng)注重時間觀念，不可隨意忽略移易。《晉書》則不然，至有漏記年號，以致敘事時間錯亂者。如晉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第二年改元永平，不三月，又改元元康。此年號行９年，至公元３００年才改元永康。可是《惠帝紀》竟不記元康年號，一直以永平年號記元康年間事。又，公元４０２年，東晉安帝改隆安年號為元興。是年，桓玄舉兵入京師，取消元興，復(fù)隆安，旋改大亨，次年仍改元興。《安帝紀》載桓玄入京師，而復(fù)隆安，改大亨年號事不見載，這也是不小的疏忽。

　　《晉書》之文多抄舊史，舊史缺則缺，錯則錯，前后矛盾亦仍舊觀，罕有甄明。如《地理志》本于晉太康三年所修《地記》。太康三年以后之地理沿革，《晉書·地理志》就缺略甚多。江南僑置縣，僅存大概，十六國疆域，則語焉不詳。該志還抄沈約《宋書·地理志》，不加校改，以致南朝宋時地名移于晉代，訛誤甚多。至于敘事前后矛盾，則更為常見。呂思勉先生所著《兩晉南北朝史》，于第五章《東晉中葉形勢》，舉《晉書·簡文帝紀》末段所云“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謝靈運跡其行事，亦以為ｍǎｎ＠① 獻之輩”為例，指出：“《晉書》好博采而辭缺斷制，往往數(shù)行之間，自相矛盾，要在知其體例，分別觀之耳。作者意在博采，原不謂其所著皆可信也。”這就道出了《晉書》載事，往往前后牴牾的原因是好博采而不求信實。唐劉知幾也曾批評“皇朝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務(wù)多為美，聚博為功”的指導(dǎo)思想不對頭。呂先生所論，與劉氏可謂古今同調(diào)。

　　《晉書》義例考求不精，類傳人物有詮次不當之病。如《孝友傳》敘１４人事，孝友言行并不多，大都雜入神怪、夢幻、詭異之事。即使用封建的眼光來看，也大大有損于這些“孝友”人物的示范作用。按有些人物的事跡，當入別的類傳，而敘入“孝友”，類非其倫。如王裒以父王儀為司馬昭所殺，內(nèi)心不愿臣服晉朝，以孝母為名，拒不出仕，實一抗節(jié)隱士。另一人物庾袞，其父生前令他戒酒。父死，庾袞常醉飲如故。醉后則自杖三十，以處罰自己。其行為頗滑稽，全不類孝友，亦入該傳。這樣做的緣故，可能是作者立傳貪多求廣。類目既立，傳主人數(shù)不敷，只得生硬拼湊。

　　《晉書》的文風(fēng)也不佳，因襲六朝風(fēng)習(xí)，好事雕飾，華而不實，觀唐太宗所作四篇論即可見一斑。其論文字講對偶，刻意辭藻。此風(fēng)經(jīng)唐太宗倡導(dǎo)示范，史臣當然竭力仿效。不唯《晉書》如此，唐初官修史書文風(fēng)普遍不好。而這種文風(fēng)又是自魏晉南北朝沿襲下來的。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論道：“自茲以降（指史、漢以后諸史），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yīng)一言以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yīng)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載。”又說：“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鳥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劉氏認為，自司馬遷、班固而下，史家文風(fēng)愈趨愈劣，到魏晉六朝，至為嚴重，唐初官修史書，未能力矯積弊。我們試讀《晉書》，就會感到劉氏的批評是痛切時弊的。

　　四、《晉書》質(zhì)量不高的原因及對它的總評價

　　以上所舉《晉書》的缺點，在兩晉以下眾多史書中普遍存在，說明是久已流行的風(fēng)氣。這種風(fēng)氣的形成，自有其歷史原因。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史學(xué)繁榮發(fā)展，史家輩出，著作如林。史家向慕《史記》、《漢書》，師仿馬、班，在完善紀傳體史書體例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某些史作，如荀悅《漢紀》、袁宏《后漢紀》、范曄《后漢書》、陳壽《三國志》等，也還筆力雅健。但與此同時，形式主義的史風(fēng)在滋長，致使《史記》、《漢書》的體制成為定式。作史又多文詠之士，好炫文采，不務(wù)求實。積習(xí)相沿二百余年，至唐初官修諸史時，不易一下子糾正。加之唐王朝設(shè)館修史，由政府聚官書，調(diào)集人員，分工撰錄，雖有人負責(zé)商定義例，但體式已定，分撰者不過按成式堆砌材料而已。《晉書》作者之一，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史家，是他最早動議修前代史，《周書》即由他領(lǐng)銜主修。貞觀十五年，又受詔與長孫無忌先后修《五代史志》，又過５年，才有修《晉書》之詔。此時，唐史館已有了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經(jīng)驗，令狐德棻也久參其事，并且受詔與敬播等人“詳其條例，量加考正”，實有統(tǒng)攝全局的重任。但史館工作，已成一定之規(guī)，二、三史家，也難以改弦更張。史館制度建立之初出現(xiàn)的諸種弊端，終封建之世也未能醫(yī)治。《晉書》質(zhì)量不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晉書》盡管質(zhì)量較差，問題不少，但它是唯一的一部兩晉全史，是研究晉史，乃至三國史、南北朝史不可或缺的文獻依據(jù)。故在古代史籍中仍占重要地位。兩晉南北朝是我國境內(nèi)各民族大融合、大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上，是一個頗有建樹的時代。在此之前，漢族建立的秦、漢王朝占據(jù)中原，其他少數(shù)民族僻處四境，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與漢族聚居的中原地區(qū)差距較大，常常稱藩臣服。東漢、三國時期，北方的匈奴等族時叛時服，內(nèi)附時候居多。自西晉末年開始，北方少數(shù)民族迅速崛起，他們帶著自己的物質(zhì)和精神文明徙入中原地帶，建立政權(quán)，和當?shù)貪h族人民雜處，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這種融合雖然伴隨著戰(zhàn)爭的痛苦，但從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來看，這些戰(zhàn)爭乃是大河奔流，不可避免地夾帶著的風(fēng)濤。《晉書》較全面地反映了北方各少數(shù)民族內(nèi)徙中原，馳騁疆場所掀起的頗為壯觀的歷史風(fēng)濤。受到少數(shù)部族武裝勢力猛烈沖擊的西晉政權(quán)是由腐朽的士族大地主支持的。這個集團忙于淫樂，他們的代表－－西晉開國君臣缺乏經(jīng)國遠慮，平吳之后，立即陷入各方面勢力明爭暗斗的矛盾糾葛之中。在維護共同的政治特權(quán)方面，西晉王室實行五等爵分封之制，任官則沿用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五等分封帶來的惡果是“八王之亂”；九品中正制的后果是導(dǎo)致官僚集團和士族子弟的驕惰昏庸。《晉書》紀、傳部分反映了西晉初年士族＠② 貴把持朝政，險跛小人用事的政治局面，反映了貴族和士族貪婪、放縱的沒落氣象。這種情況，到東晉初年也未見改觀。強敵壓境，除少數(shù)人振作御侮外，多數(shù)官僚貴族依舊不減荒唐，或清談不已，或竟夸豪奢，對國家社會完全抱不負責(zé)任態(tài)度。《晉書》中相當篇幅的人物傳記描繪了這一群醉生夢死的統(tǒng)治者的心靈和面孔。

　　魏晉南北朝，儒學(xué)衰落，玄學(xué)興起，至?xí)x大盛。這是我國思想史上一大變遷。以玄學(xué)為中心內(nèi)容的清談之風(fēng)盛行于士大夫階層，大多數(shù)清談家優(yōu)游自恣，放浪形骸，有的甚至蔑棄禮法，提出“去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觀王衍、樂廣、嵇康、阮籍等人傳，可以概見此種士風(fēng)。玄學(xué)思潮沖擊名教觀念，對發(fā)展思辨哲學(xué)有積極意義，但清談?wù)`國也是事實。清談家從消極方面發(fā)展老莊人生哲學(xué)，對國家和社會抱不負責(zé)任態(tài)度。《晉書》的記載給人留下了士風(fēng)頹廢以至于動搖國本的歷史教訓(xùn)。

　　總之，我們對《晉書》的評價應(yīng)該一分為二：一方面，它在編纂方法和編纂思想上存在著明顯的缺點，質(zhì)量無法與《史記》、《漢書》及其他優(yōu)秀史書相比；另一方面，它以較為豐富的材料，反映了兩晉時代的歷史面貌和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史鑒”的作用，則應(yīng)予以肯定。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 原字赫改赤為報去

　　＠② 原字勛下加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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