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國內國外對年齡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的論文
摘 要：首先指出國內社會語言學教程在年齡與語言變異研究上面的不足，理論上表現為對顯象時間、真實時間、年齡級差等概念缺乏介紹，實踐上表現為缺乏趨向研究和選定研究。然后對國外的研究成果做了搜集，重點譯介了Penelope Eckert的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最后結合社會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需要，指出老年人群體語言變異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社會語言學 語言變異 年齡 變量。
一、國內社會語言學教程和研究對年齡的處理。
總體來講，國內社會語言學教程和研究對年齡這個變量處理有簡單化的現象。自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147）介紹了“顯象時間”（apparent time）、“真實時間”（real time）、年齡級差（age grading）等概念后，就筆者所見，只有陳松岑（1999:199）再次提到了這些概念，并介紹了國外和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國內許多社會語言學教程都沒提到這些概念，如郭熙（1999）、戴慶廈（1993）、游汝杰（2007）只是多以兒童、青年、老年這樣傳統的劃分法來處理年齡問題。從教學的角度看，這樣的處理不利于社會語言學科研水平的提高。因為社會語言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我們不僅需要知道代際差異，更需要掌握如何看待這些差異，它們是語言變化的反應，還是僅僅在顯象時間上的變異。造成這種不足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國社會語言學與方言學、民族學的淵源極其密切，很多學者在沒有接觸到社會語言學之前就是從事方言研究或民族學研究的。因此某些材料，或許從方言學、民族學的角度看是有意義的，但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看卻不具備普遍意義；另一方面，要反應真實時間的變化，需要進行趨向（trend）研究或選定（panel）研究，而這種研究時間跨度大，需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需要相當的理論水平。因而，教科書上的不足亦是我國客觀研究現狀使然。
二、國外對年齡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年齡作為一個社會語言學變量，是任何社會語言學研究都離不開的。不過單獨對年齡作為一個社會語言學變量的探討還是非常少見的，而這樣的工作是必要的，如同笛卡爾那樣逐個用理性檢驗傳統的觀念與概念一樣。上世紀80年代相關的研究成果是Age and anthropologicaltheory,限于資料的局限，我們只介紹Penelope Eckert（1997）。
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工作者有必要區分語言在顯象時間上的變異與真實時間的變化。Penelope Eckert（1997）在文中第一部分就提到解決這樣的分歧涉及到一些根本的語言學爭議：說話人的語言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在人生路上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嵌入人生階段和人生事件中？年齡在多大程度上與其他諸如階層、性別、民族這樣的社會學變量發生互動？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理解語言人生路徑（linguistic life course）。接著他解釋到語言是為數不多的例行納入社區研究的社會學變量之一，但還沒有從人生路程視角上來看變異的專項研究。和性別一樣，年齡是憑借其社會性而不是生物身份與變異發生關聯的，所以對作為社會語言學變量的年齡的研究需要我們關注年齡與年齡增長的本質和社會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介紹了調查顯象時間和現實時間語言變異的基本研究材料、方法以及研究現狀。要提供現實時間證據，需要把顯象時間變異和語言早期階段一般材料結合起來，比如用古老記錄、地理證據、需要研究的方言之解釋把當代數據語境化。現實時間證據的有效性和解釋力大小在于反映不同時間的標本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較項關系多密切？當然社區研究的在某一時間的重復是最好的證據，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稀少。自從拉波夫1966年紐約市調查后，已經開始出現這樣的重復研究了，不過更多的還是趨向研究。
第三部分主要談不同概念意義上的年齡。對變異的社區研究絕大多數依賴實際年齡（chronological age）來給言語者分組。但是，（人的）社會化、生理成長并不和實際年齡同步進行。當實際年齡基于日歷時間把年齡設置為同質連續體，實際上年齡被鑲嵌了各色各樣的人生標志，它們不一定是均勻分布在人生歷程中的。我們經常是用一些普通的人生階段的事情來解釋行為的，比如第一天上學，第一天退休，第一次來經血，掉了第一顆牙，生了第一個孩子，等等。雖然實際年齡與生理年齡和社會年齡是近似的關系，但在工業社會中它被賦予了優先地位。的確，家庭身份、機構身份和生理成熟被用來作為實際年齡的標志，而非相反。然而在一些傳統上不使用實際年齡的社會中，相反的情況也成立。跨文化年齡系統的差異有著重要的社會語言學含義。舉個例子，某一社會以十年為一段來分，而這十年看成相對靜止、孤立的狀態。而在年齡等級社會中，個人前進要依照人生發展的標志。年齡與其他社會要素的'關系也是跨文化不同的。比如，成人年齡對男女來講就不同。工業社會中的民族差異將不同年齡系統并置于單一個社區中，所以我們不能必然地指望實際年齡與社會年齡整齊地對應，即使在同一個言語社區中也是如此。既然，人生路線的許多方面都是基于階層的，那工業社會中的階層差異也涉及年齡系統的不同。舉例來講，工人階級步入早期成人階段就要比中產階級早一些。還有重要的一點需要認識到：中年視角主宰整個社會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經指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中年偏見：對兒童的研究聚焦在社會化進程上，對青少年和年輕人則聚焦在學習成人角色上，對老人的研究則聚焦在成人能力的喪失上。因此，只有中年人生階段處于發展視線之外；只有中年人在使用成熟的語言，而不是在學習或喪失語言。這樣的偏見忽視了特定年齡的語言使用和相互解釋。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發展視角（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這種視角認識到發展是伴隨一生的。生命就是關于變化的。“鷹擊長空，魚翔淺底”,各有其道。每一人生階段的語言在對應的那一個時間段都有其社會意義。
第四部分一開始介紹了不同年齡階段語言變異研究的現狀：越是年齡大的階段，其研究程度越低。雖然關于變異與年齡的關系集中在一組人生階段上：兒童、青少年、成年、老年，卻只有成人被視為不需要成人照顧和關照的人生階段，因而獨立性作為青少年和老年的重要方面也就不奇怪了。對兒童早期變異的定量研究只是近幾年才開始的。Robert在費城對三歲兒童的研究發現和作為其模型的長輩語言一樣，早期兒童語言呈現固有的變異性。三歲兒童在對穩定的社會語言學變量（如-ing,t/d省略）和反映進行中的變化的當地變異模式（如費城短/a/的高化）的使用中顯示了變異。Labov發現了年齡分別是四歲、六歲、七歲的三名兒童的語言里發現了存在于t/d省略和-ing中的制約條件。還有大量證據表明一定年齡之后一些模式不可能被習得。兒童可能在發展出語言制約性之前學習到一定變體的一些社會功能，他們可能偶爾應用這些變體，或許一些特定的詞匯項是作為清醒的標志來使用的。也可能在將一些變體付諸社會使用之前，他們先發展出精細的語言限制條件來。既然在某一方言中不同變體具有不同的社會功能，而兒童可能對各個變體的意識時間不一，我們不建議將單一變體作為整個系統的標記來取證。青少年時期對工業社會和現代來講是特殊的人生階段。具有特殊社會語言學意義的是，在青少年階段，正步入成人的人們在通常情況下不承擔成人角色，而在教育機構里脫離成人圈子。在高中以及高校主要的綜合機構里，大量象征性活動發生在這樣一個需要豐富的語言創新的語境中。我們可以認為，這樣的創新是一群同齡人構建的圈內差異以及區別于兒童和成人的差異。如果說青少年是推動語言變異的人生階段，那么成人階段便是趨向于保守的階段。許多研究證明成人比年輕人趨向于保守的規律性。這種保守性已被歸因于工作單位對標準語的要求。用同樣的方法，社會網絡研究發現了使用口語變體與參加地方社會組織的關系。Labov所說的交叉模式很可能是過渡群體同時參與地方社會組織和標準語言機構的作用。當然也有一些來自現實時間研究的不大普遍的證據。Paunonen在芬蘭的發現顯示：女性從成人早期步入中年時，在/d/的使用上變得更加標準化，但其他女人從中年步入老年時，這方面的標準化降低了。他把這種不同歸因于女性在社會中地位的變化。然而，可以期待在年輕女性與老年婦女之間，該結論的真實性更高。另一方面，老年婦女擺脫了家務，獲得了更多的自由。許多婦女因為要撫養孩子，需要特別注意語言規范。Labov曾指出母親在灌輸兒童標準語言的角色。如果真是如此，那大家可以認為撫養兒童對婦女而言構成了一個標準語言場所，正如同家庭之外的工作單位那樣。簡言之，成人階段在變異研究方面呈現為一片廣袤的荒原。與逐歲研究的兒童和青少年階段相對照，成人階段被作為一個多多少少是同質的年齡群體來對待。目前尚無嘗試用主要人生轉變如家庭身份、工作身份或退休等來取代位學年齡范疇（eticage categories）的研究。的確，雖然有人斷言人們在退休之后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其保守性，但這一點還沒有得到明確的驗證。老年人構成一個異質群體，其成員持續減少。Labov的研究發現當老年人失去了對權力關系的關注后，其語言行為似乎放松開來了，該研究基于一些表示老年人言語保守性與略年輕后輩相比而減弱的證據。另一方面，許多老人失去了權力，他們身體虛弱了，手頭拮據了，從工作單位的退出也喪失了大量的影響力。加之，作為一個年齡群體，其數量在減少，這樣帶來群體影響力的減弱。Edwards解釋了臨近底特律的一個內城的60歲以里、60歲以外的人們的兩個不同。年齡只是對與那些60歲開外（包括60）的老人而言是重要的變量，該老年群體使用變體AAVE的比例比另外一個群體高。劃分這兩大年齡群體的一個重要社會不同在于社會網絡：更老的那個群體當地社會網絡比例大。
三、結語。
本文主要在揭示國內社會語言學對年齡變量研究不足的基礎上，譯介了Penelope Eckert（1997）。其中有一些地方不符合國內實際情況，有待我們做實際調查研究。比如，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我國老年人口數量、比例呈現上升趨勢，總體人口結構逐漸步入老年型結構。另外從世界范圍看，老年群體是社會語言學研究基礎最薄弱的。因此，國家社會建設和本學科發展都需要加大對老年人的語言關注和研究。這方面，國外已經起步了，我們亟需拓寬思路，結合老年學成果進行社會語言學跟蹤調查。
參考文獻：
[1]陳松岑。語言變異研究[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2]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
[3]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當代社會語言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5]游汝杰。社會語言學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6]Eckert,P.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J].The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7:1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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