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研究院的現代價值及中國化討論論文
“大學”(university)一詞源自拉丁語UNIVER?SITAS，本意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學者共同體”。然而自20世紀初開始，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和學術資本主義的流行，大學與社會、市場、政府的關系開始緊密起來，并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心。在這種世俗化擴張的過程中，大學的“象牙塔”特質逐漸褪色，這使從事高深學問研究，特別是致力于人文和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學者們喪失了傳統的思維領地。與此同時，隨著知識的不斷擴充，大學內部的系科也更加細化，這對“高深學問”的研究和創新十分不利。因此，在大學之外，需要創建一種隔離外界干擾、不涉及利益紛爭、專門從事高深學問研究的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基礎科學研究機構，高等研究院正是應運而生的新型組織。
一、高等研究院的歷史回溯
1930年，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美國新澤西州創辦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此后世界各國模仿創辦此類機構的活動一直在延續。目前，全球已經建立了上百所高等研究院，它已成為推動人類科學和人文發展的核心“發動機”。1.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是全球第一所高等研究院，其全稱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并非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部分。其下設數學學院、自然科學院、歷史研究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每個研究學院都有一個小規模的終身研究員團體，每年也會有一些訪問學者作為補充。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辦院理念是致力于“純粹的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學任務、科研資金或贊助商的壓力，這吸引了愛因斯坦、馮·諾依曼等一批世界級大師。良好的學術環境和杰出人才的加盟使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成為享譽海內外的學術研究圣地，不少著名學者包括愛因斯坦、馮諾依曼、奧本海默、楊振寧、陳省身、丘成桐等，都在這里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2.高等研究院聯盟(SIAS)
1991 年，國際上知名的“一些高等研究院”(Some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y，簡稱SIAS)聯盟誕生，最初的成員為6家，現在發展到9家，主要包括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荷蘭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色列高等研究院、美國國家人文中心、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瑞典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學雷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這些加入SIAS聯盟的高等研究院都明確地采用“普林斯頓模式”(Princeton model)。SIAS聯盟內高等研究院的共同特點是：“像傳統的大學一樣，致力于促進學習，但它的規模較小，且它不提供正式的教學。它也沒有大的實驗室。它是從事最高度專業化研究的地方，并提供向跨越所有學科邊界的知識交流開放的氛圍。” SIAS聯盟內的9所高等研究院，是世界上比較重要的高等研究院，它們大多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被SIAS聯盟所普遍接受的“普林斯頓模式”，代表了當今世界高等研究院的主流模式、基本模式，盡管它可能不是唯一模式。
3.歐洲高等研究院網絡(Eurias)
現在，在世界各地建立的高等研究院的數量遠不止9所，如另一個高等研究院聯盟組織──歐洲高等研究院網絡(Network of European Institutesfor Advanced Study，簡稱Eurias)于2004年成立，目前已有來自歐洲16個國家的21所高等研究院加入，成員包括丹麥的奧胡斯高等研究院、挪威的奧斯陸科學院高級研究中心、保加利亞的索菲亞高等研究中心、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高等研究院、法國的里昂高等研究院、德國的漢莎高等研究院、意大利的博洛尼亞高等研究院等。從Eurias 聯盟的21 所高等研究院的性質來看，大多為獨立性研究實體，少數掛靠在相關著名大學。從學科來看，既有側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院，也有側重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的研究院，還有跨文、理學科的研究中心。該聯盟整合了歐洲各主要國家的高等研究院的相關資源，每年接納一年制的`訪問研究人員達500多名，形成了一個功能強大的互補性的多元研究組織網絡。相比起來，亞洲各國如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雖已建立多所高等研究院，但資源分散、各行其是，導致其跨地區的合作交流較少，也難以取得跨國性的研究成果，這方面Eurias聯盟的運行模式值得借鑒。
二、高等研究院的特征與現代價值
1.高等研究院的特征
高等研究院既非一般的學科性研究基地，也非當前流行的工業技術轉化中心。其使命在于研究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高深學問”，其方式在于通過集聚多學科的精英團隊潛心研究來推動重大基礎理論的創新。為了掌握高等研究院有哪些特征，我國學者錢曉紅等(2007)、周克榮等(2013)對國外高等研究院的模式進行了研究，普遍認為，“高等研究院”模式的出現對促進全球基礎科學的研究和科學人文精神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以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為例，我國部分學者如張會杰(2009)、曹秋陽(2013)、孫艷麗(2014)都對其組織運行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綜合學者們的觀點和IAS的章程文本，可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特色總結為天才、教育家與慈善家的有機結合。
第一，學術獨立，精神自由。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雖然與普林斯頓大學有緊密的聯系，但其立意高于大學，不承擔教學任務，鼓勵學者們按照自己的興趣積極地從事研究。同時，它也是一所私立性質的獨立研究實體，不受大學與政府的管制，具有較強的學術自主權。
第二，資金充裕，研究純粹。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約75%的資金來自基金會捐贈和私人捐助，能夠為本院的終身教授提供不低于25萬美元的薪水。終身教授不需招收研究生、不開設教學課程，沒有學術委員會，也不需要為任何課題項目和商業任務而忙碌，提倡以學者的好奇心驅動閑逸的基礎理論研究和高深知識探索。
第三，學科交叉，多元融合。研究人員思考的問題可謂多姿多彩，從宇宙物理學、細胞生物學到世界古代史研究，從語言演化到神學變遷，學科之間的界限在有意淡化。他們不必為謀生而操心，也不需被世俗事務所束縛，唯一要做的就是能夠自由地思考宇宙、生命、人類、歷史及其他一切重大命題。
第四，精英匯聚，學術天堂。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目前共有26位終身教授，大部分為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得主，此外每年還邀請190多位世界著名的天才級科學家來此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精英之間的思想碰撞有助于交叉學科的深入思考和前沿領域的觀點產生。__總的來說，國際一流的高等研究院一般都在定位、學科選擇、經費籌措等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高端精英人才的選聘制度、清晰的學術權力界定、穩定的資金來源、小而精的組織結構等，高等研究院通過這些制度保障了自身的存在。
2.高等研究院的現代價值高等研究院在現代社會具有新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1)能夠有力地屏蔽掉學術資本主義中市場力量的侵蝕美國學者斯勞特和萊斯利(2008)的《學術資本主義》一書宣示了知識成為“資本”、擁有知識的大學教師成為“資本家”的時代的來臨，這對大學的傳統理念形成了強烈的沖擊，打破了伯頓·克拉克提出的“國家權力—市場力量—學術權威”的三角制衡穩態[9]。而高等研究院主要從事關系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科學的研究，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人文科學，并不跟蹤最新的市場熱點技術，也不以追逐經濟利益為目標，從而使高等研究院有力地屏蔽掉來自市場經濟的壓力與誘惑，創造出一個純學術的“象牙塔式”的思維空間，這在當今物欲橫流、大學也難免其俗的大環境下尤其難能可貴。
(2)能夠保持學術獨立與精神自由的“ 精英主義”傳統精英主義認為，一些在心智、社會地位或是財政資源上具有優勢的特定人群應當被視為精英，這些精英的觀點及行為更可能對社會有建設性的作用，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們尤其適合于治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世紀大學以來的基本學術精神，代表著高等教育的“精英主義”傳統。在高等教育國家主義盛行、大眾化進程加快、與政府聯系越來越密切的現代社會，這種精神有淡化的趨勢。而高等研究院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吸引全球第一流的學者，使他們能夠進行不受限制的自由而獨立的學術研究，研究的基本都是世界性、國家性、民族性的重大問題，這正是“精英主義”傳統在現代大學中的保存與復活。
(3)能夠促進“ 高深學問”研究的國際合作與知識共享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尤其在現代社會，“高深學問”的縱向分化與橫向綜合成為顯著的特征，這也對于傳統的“閉門造車式”和“單打獨斗式”的研究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以諾貝爾獎為例，觀察21世紀以來頒發的自然科學獎項成果，大部分都是兩人或三人合作、甚至跨地區或跨國合作。因此，“高深學問”研究的國際合作與知識共享成為必然趨勢。而高等研究院的理念和設置非常有利于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一流學者進行有效合作，“頭腦風暴式”的集體討論與“下午茶式”的隨意交流都有助于頂尖學者的思維交鋒與靈感觸發，其成果的知識共享形式也具有貢獻全人類的價值和意義。
三、中國高等研究院的建設現狀
近年來，我國高校及科研院所掀起了建設高等研究院的熱潮，目前已經建立了17所高等研究院，在世界各國中數量處于領先地位，但其性質功能和研究水平卻與世界頂尖的高等研究院有較大差距。參考鄔備民(2012)的大學高等研究院分類方式，并結合高等研究院的實際特征進行修正，可將我國現存的高等研究院分為自然科學基礎理論型、人文社會科學型、技術應用與成果轉化型、兼顧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綜合型四種類型。與國外高等研究院不同的是，我國高等研究院并非一個獨立的研究實體，而是大多掛靠在大學內部，作為一個研究和教學實體單位承擔著培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任務;同時，我國目前還沒有一個類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那樣能夠跨越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界限的綜合性高等研究院。
當然，我國建設高等研究院也一直在努力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以最新成立的復旦大學高等學術研究院為例，可見我國高等研究院建設的最新動向。2015年6月，復旦大學通過了《高等學術研究院建設方案》，高等研究院的宗旨是以促進頂尖人才國內外學術交流、推動學科前沿發展與交叉融合、產生重大學術新思想和哺育學術新人才為己任;目的在于提升復旦大學高等學術交流統籌組織能力，提高學校學術交流層次，為構筑學校學術高峰聚集頂尖人才;目標是緊緊圍繞學校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目標，三年內形成年度交流規模20～30人，五年內爭取在上述規模基礎上，引進若干頂尖人才來校長期工作，并逐步進入工作常態化，成為世界知名的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可見，復旦大學建設高等學術研究院首先契合了本校特有的“自由而無用的靈魂”的精神追求，這奠定了該高等研究院的基本文化氣質，而較強的文理學科基礎、優秀而多元的教師和學生資源、地處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則是復旦大學建設一流高等研究院的良好先天條件。復旦高等學術研究院的建設方案重在引進學術精英，推動基礎科學、前沿研究、長期研究與訪問交流相結合，基本符合了國際高等研究院的主流模式和發展趨勢。
四、高等研究院的“中國化”
問題建設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是中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到世界級的重要手段。筆者通過對國內高等研究院的政策文本分析和實際案例走訪，認為當前中國建設高等研究院真正的癥結在于以下問題。
1.高等研究院的價值取向不清晰
中國高校目前建立的高等研究院，從章程文本來看，其理念大多為“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培養科學創新人才”“開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等，對于最根本的“學術自由”“學術獨立”等靈魂性理念少有提及，反映出對核心價值的回避;從組織架構來看，高等研究院主要掛靠在某一大學內部，與校內的其他研究所、研究院并沒有明顯區別，其中利益錯綜復雜、治理方式因循守舊，難以實現自由、獨立、基礎、多元的“學術特區”理念。
2.高等研究院的結構功能不完善
我國的高等研究院大多作為大學或科學院的下設機構，主要從事自然科學或應用性技術的研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較弱，缺乏多學科的融合機制。高等研究院在校內地位不夠高，獲得的運行經費有限，也沒有足夠的運作空間;同時，其研究人員配置受我國特有的“事業編制”限制，永久職位有限，而流動崗位又難以吸引一流的人才。兩方面的限制導致高等研究院的學術研究難以立足國際基礎學科的前沿，更多逐漸淪為應用研究與科技轉化的基地。
3.高等研究院的資源保障不健全
高等研究院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目前，真正能滿足高等研究院要求的高端精英人才在我國仍很稀缺，中組部“萬人計劃”吸引的人才多為青年學者，而“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又無法全職在高等研究院工作。此外，國內高等研究院提供的薪資待遇也與國外有較大差距，難以吸引高端精英學者全身心地投入高等研究院的工作之中。綜上，在大學自身資源尚不充足的條件下，高等研究院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是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五、中國建設高等研究院的對策
建議展望未來，我國建設和改革高等研究院，必須更加注重根植于大學的優質資源、多方開拓穩定的發展資金、創建自由寬松民主的研究環境、完善高吸引力的精英學者選聘制度、強調跨學科的交流與合作，致力于國際性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研究，力爭出現世界一流的基礎理論創新和公共知識產品，從而為大學的學術環境和科研文化不斷注射新能量，為我國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和創辦世界一流學科發揮重要作用。為此，需采取以下對策。
1.重構學術獨立、精神自由的辦院理念
要創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必須要尊崇高等研究院的學術自由理念。首先要從章程上樹立高等研究院的獨立法人地位，使高等研究院與政府、市場、大學從利益關系上保持一定的距離，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保證高等研究院的研究自由;其次要從制度上營造敢為人先、敢冒風險、敢于懷疑、寬容失敗的學術環境，鼓勵自由探索、發揚學術民主、激發思想碰撞、保護原創思維，創造崇尚科學與自由的氛圍。
2.創造充裕的經費來源和良好的物質環境
高等研究院作為傳承和創造人類知識文明的重要機構，研究的都是基礎科學中的重大問題，需要大量的科研經費和物質資源來支撐其運行。目前我國的高等研究院其運行經費主要來源于所掛靠的大學，這是遠遠不夠的，有必要仿照國外，建立獨立的高等研究院董事會和基金會，吸納工商企業的資助和社會個人的捐贈，前提是不能因為捐款就改變高等研究院純學術研究的宗旨。
3.營造學科交叉、多元融合的學術氛圍
我國目前建立的高等研究院能真正跨越人文、社會、理工等學科界限的非常少，不太符合高等研究院的高端定位與國際主流形態特征，這可能與我國學科壁壘森嚴的學術管理體制有關。因此，要想使高等研究院具備學科交叉、多元融合的學術氛圍，必須打破既有的學科界限，通過建立“學術特區”的形式吸引多學科資源和人才匯聚，鼓勵研究人員進行跨學科的交流與合作。
4.完善高吸引力的精英學者聘用與激勵制度
我國建立的高等研究院要想迅速占領學術前沿，必須吸引世界一流的學者加盟，這就需要完善對學術精英的聘用與激勵制度。具體來講，可采用西方高等研究院通行的“終身研究員+訪問研究員”的模式，既注重一定數量的頂尖學者穩定工作，又注重每年邀請最新的學術新秀前來訪學和交流，同時還可招收一定的博士后人員作為研究助手。無論是終身制還是訪問制學者，都必須予以較高的薪酬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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