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科學,東方學之正統(tǒng)在中國的論文
1927年、1929年，王國維、梁啟超先后謝世，標志著20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告一段落。兩人所代表的“新史學”兩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長足發(fā)展。梁啟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學與現(xiàn)實緊密結合，出現(xiàn)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歷史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群體。王國維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學與新史料相結合，出現(xiàn)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為旨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團隊。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群體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團隊成為20世紀前半紀史學兩大主干之際，卻遭到了某些玩弄“歷史哲學”名詞者的否定，說“中國學術界到了今天應當設法在五四以來二十年間所承受自歐西的‘經(jīng)驗事實’與‘辯證革命’的兩派圈套外，另謀開辟一條新途徑”①。“辯證革命”出于政治原因姑且不論，歐西“經(jīng)驗事實”實即針對歷史語言研究所辦所方針，說什么“竟有人主張‘近代最初設想，兩年內(nèi)設立九組。歷史五組: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語言四組:漢語、西南語、中亞西亞語、語言學。1929年遷北平后，正式設歷史、語言、考古三組，分別以陳寅烙、趙元任、李濟為主任。
1. 最能體現(xiàn)“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精神的考古組
1937年12月14日考古組在長沙清溪閣二樓舉行離別宴，參加者有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劉凡、李景耽、李光宇、石璋如、王湘、祁延需、胡福林、高去尋、潘意、楊延賓以及魏喜臣、胡占奎、王文林、李連青，被視為是考古組“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國仇組J限終身難忘”⑥。劉凡，赴延安后改名尹達。胡福林，即胡厚宣。 《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確寫道:“我們最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安陽殷墟以前盜出之物并非徹底發(fā)掘，易州、邯鄲又是燕趙故都，這一帶又是衛(wèi)鄴故域。這些地方我們既頗知其富有，又容易達到的，現(xiàn)在已著手調(diào)查及布置，河南軍事少靜止，便結隊前去。第二步是洛陽一帶，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就脫了純中國材料之范圍了。為這一些工作及隨時搜集之方便，我們想在洛陽或西安，敦煌或吐魯蕃、疏勒，設幾個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
在設想的“求新材料”的發(fā)掘中，以殷墟發(fā)掘成就最為矚目。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15次發(fā)掘，系指殷代王都即小屯村發(fā)掘12次，殷代王陵侯家莊西北岡發(fā)掘3次。此外，殷都近郊遺址發(fā)掘，后岡4次，大司空村、四盤磨各2次，侯家莊南地、侯家莊高井臺子、武官南霸臺、武官四面碑、秋口同樂寨、范家莊、王裕口及霍家小莊各1次。
殷墟以外，與河南省聯(lián)合組成河南古跡研究會，先后在浚縣辛村發(fā)掘4次，在浚縣劉莊、大責店，山彪縣，輝縣琉璃閣、氈匠屯、固維村，鞏縣塌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旨趣》“能充量的辨別著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的宗旨完全吻合，所以才被傅斯年列入考古與美術史領域“提名中不位慮了的'”名單，并在《院士候選人提名表》“被提名人資格之說明”一欄寫著:“郭君研究兩周金文以年代與國別為條貫”，‘淇于殷商卜辭，分別排比，尤能自成體系，其所創(chuàng)獲，更不限于一字一詞之考訂，殆現(xiàn)代治考古學之最能以新資料征史者，合乎第一項之規(guī)定。”這樣，郭沫若才與考古組李濟、梁思永、董作賓一道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彥堂區(qū)其時代，鼎堂發(fā)其辭例”，使甲骨學的發(fā)展由草創(chuàng)邁向成熟，并預示著后來推進的基本趨勢。
2.“擴張研究材料、擴張研究工具”的歷史組
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1928)年度報告規(guī)定，遷移北平之后，“史學各方面以及文籍校訂等屬之’第一組，主要工作三項:一是編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書等目錄，二是整理明清內(nèi)閣大庫檔案，三是研究歷史上各項問題，以材料定研究對象:以甲骨文金文為研究上古史的對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亞細亞近年出現(xiàn)之材料，為研究中古史的對象;以明清檔案為研究近代史的對象。⑩這一規(guī)定，確定了歷史組的基本研究路向，也確定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1編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書等目錄，以編定敦煌卷子目錄成就為最，以敦煌學研究成就最著。1929年春邀陳垣“重理舊稿，刪其復出，補其漏載，正其誤考”，至1930年3月完成《敦煌劫余錄》，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刊行。“總目”依佛經(jīng)種次匯編，排成目錄，并在每經(jīng)之下記其所有卷子數(shù)目。“正錄”13峽，依“總目”著錄的卷子數(shù)目，按佛經(jīng)目次，先記每卷起訖、紙數(shù)、行數(shù)、品第，并在附記內(nèi)連錄題記，兼及殘缺情況。“正錄”著錄佛經(jīng)、律、論、雜文 396種，道經(jīng)9種，摩尼教經(jīng)1種，共計8527卷。“續(xù)考諸經(jīng)”1峽，著錄86種，為周叔迎從失名諸經(jīng)中陸續(xù)考出者。又著錄“侯考諸經(jīng)”66種。 陳寅烙為之序，強調(diào)《敦煌劫余錄》“誠治敦煌學者不可缺之工具”，提出作“敦煌學之預流”的希望:“今后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nèi)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④此間，陳寅烙所撰專論敦煌經(jīng)卷者多達12篇。經(jīng)過各界“預流”和多方努力，至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敦煌學研究的兩個基本方面—文書研究和藝術研究齊頭并進。盡管當時未能改變‘墩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狀況，但“敦煌學之正統(tǒng)在中國”的理念卻未間斷。
(2攻購明清檔案，整理明清檔案，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一項重要工作。 1928年春馬衡致函傅斯年，請設法籌款收購內(nèi)閣檔案。接受陳寅烙建議，傅斯年致函蔡元培，以“其中無盡寶藏。……此后《明史》改修，《清史)Y}}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昨日適之、寅烙兩先生談，堅謂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術上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此實非一浪費不急之事也’，@。1929年9月組建明清史料編刊委員會，陳寅烙、朱希祖、陳垣、傅斯年、徐中舒為委員，總其整理編輯之事。自1930年9月至1948年遷臺之前，先后編成甲、乙、丙、丁四編，每編10冊，共40冊。甲編1930年7月至1931年7月出版;乙編1936年6月出版;丙編1936年11月出版;丁編1948年交上海商務印書館，1951年改由中國
3.西夏研究
西夏研究在語言組，1929年至1933年是語言組西夏研究成績最為突出的四年。 自王靜如《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發(fā)表，西夏研究一直為傅斯年所關注，先看傅斯年所寫年度報告。十九年(1930年度報告最詳盡，幾乎逐月報告:三月王靜如“成《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篇，以西北方音，唐末日譯漢音，《廣韻》至《中原音韻》之分合論證西夏掌中珠漢譯音質而較其藏譯殘文，條理俱合，足明西夏音及宋代西北方音之涯略。蓋欲作西夏語與印支語族比較研究，必先明其音質，此其初步也”。四月王靜如“研究西夏文《光明最勝王經(jīng)》，先考其刊印及組織。已定其為西夏仁宗乾枯年重造，經(jīng)前有冥報傳，序為蘭山慧覺集，二者內(nèi)地久付閥如，惟今日敦煌寫經(jīng)及突厥、吐蕃譯經(jīng)始見之，方譯其傳”。五月王靜如“成價可西字藏精雕版考》‘篇。考訂北平圖書館西夏文藏經(jīng)雕印之源流及其與番僧管主人之關系;復較于閩、粵、浙、杭諸版風尚之不同，明其刻本之時代，探芳號之異于宋、元，定其依乎盛教標目”。六月“王靜如成《西夏番漢合時掌中珠補》一篇，據(jù)俄人N kolas Nevsky所獲照片以補羅本缺遺，版本考訂除己意外兼采日人所論，并擬舉新見之字加以考釋，先付油印，以求教正”。十月“王靜如擬集近年來本人研究西夏語史諸論文匯為《西夏研究》專干日，其第一號現(xiàn)正計劃印刷，約12月初出版，要目為:(1 )《河西字藏經(jīng)雕版考》《新見西夏官印考釋》。(3 )《西夏國名考眾(4 )東漢西南夷白狼王慕化詩歌譯證》與西夏西藏語之比較研究)。(5 )犧夏民族語言與夏國史料》敗定稿)”④。十九年年度總報告第四章研究之經(jīng)過，有“王靜如于本年內(nèi)開始作西夏文金光明經(jīng)全部之考釋，約計下年度內(nèi)可完成;又據(jù)中國古音發(fā)音部位不同之諧聲字，與西藏、逞羅等語比較，以測擬上古復輔音之可能，關于西夏之研究，已編成為《西夏專刊》,第一期于本年內(nèi)編成”。十九年年度總報告第七章“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十九年度報告”，增加物品總數(shù)一節(jié)有西夏官印拓本和王靜如考釋:“印背所鑿文字為:大慶三年，即西夏仁宗之大慶三年也。若其紐上夏字，即是:‘彌’字，亦即元史中之‘于彌’或‘烏彌’，是為夏國自稱之族或國名。”“各方研究狀況”一節(jié)，介紹“國內(nèi)人士研究文字。
這種“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雖然稱不了“什么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卻實現(xiàn)了“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tǒng)在中國”的初衷，比起那些想要“建立一個系統(tǒng)整然的歷史哲學”，想讓史學成為“闡天地造化，握人生國家社會樞紐的全體之學”而最終一無所成、被證明是在搞“騙人的把戲”的“空論”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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