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雷祖的誕生及其文化價值陳文玉之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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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是雷神故鄉，雷神就是陳文玉，在民間和學術界這一點都似乎成為定論，甚或成為一種常識。據雷州的方志①記載，自唐太宗貞觀年間起，歷代帝王曾先后14次褒獎陳文玉，其封號屢屢更新，地位步步抬升。而到了新世紀的2007年，陳文玉又入選“南粵先賢”和“廣東歷史文化名人”則更使這位雷神名揚四海。
不過，在翻閱陳文玉的有關資料時，我們發現:現存記載陳文玉事跡的，大都是明清以來的文獻。一個生活在陳朝至唐初的歷史人物，在隋唐的歷史文獻中②卻沒有留下蛛絲馬跡這不能不使我們疑問頓生:歷史上是否真有陳文玉其人?
現存絕對年限最早的歷史文獻，據說是中唐作家沈既濟的《雷民傳》。文中說:“嘗有雷民畜敗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答狗，以耳動為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是中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于室中，后忽風雨若出自室。既霧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卵甲為豪族。”這條記載不僅出現時間最早，而且是此后類似描寫的“母本”，因此值得注意。不過沈既濟在講述雷神傳說時，卻不提陳文玉，這就頗值得玩味了。《雷民傳》見于康熙康縣志，縣志沒有注明其原始出處，搜羅唐代散文和傳奇小說甚全的總集《全唐文》、《太平廣記》中沒有該文;從文字本身看，《雷民傳》有多處不太通順，如“每將獵必答狗，以耳動為獲數，未嘗五動”、“至海旁，是中鳴”等等，文筆純熟老到的沈既濟似乎不應犯此類錯誤。這一連串的問題，使這條記載疑團重重。
記載雷神事跡最早的3篇歷史文獻，不僅作者難以落實，而且對“陳文玉”要么不提，要么相互抵悟矛盾，不像后世文獻對雷神生平描寫能夠自圓其說、無懈可擊。“唐宋”文獻含含混混，明清文獻卻言之鑿鑿，兩者形成了違背常理的鮮明對比，“陳文玉”的身世遂為后人留下千古之謎。
陳文玉的“誕生”
歷史上并無“陳文玉”其人，那么，“陳文玉”是如何誕生的，其誕生的背景與原因是什么?則是我們試圖解釋的第二個問題。在《試論明清時期雷州民間神廟文化》‘文(嶺嬌春秋—雷州文化論文集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中，冼劍民曾據萬歷、嘉慶、道光《廣東通志》、萬歷、康熙、嘉慶《雷州府志》、康熙梅康縣志),對歷代帝王14次加封雷神的情況做了統計表，表中封浩唐代1通，五代2通，北宋3通，南宋5通，元1通，清2通，而現存有實物為證的，只有元泰定、清乾隆十九年2碑。也只有乾隆碑中才第一次出現了陳文玉的名字，無怪乎清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中沒有陳文玉之名了，因為其時的雷神傳說中還沒有這個名字。值得注意的，是上列14通封表1序號加封年代封號貞觀十六年(642 )乾化元年(911)大有十三年((940 )開寶二年(969 >開寶三年(970)熙九年(1076)紹興三十一年(1161 )乾道三年(1167)慶元三年(1197)淳佑十一年(1251)德佑元年(1275 )泰定二年(1325 )乾隆十九年(1754 )乾隆六十年(1795)雷震王雷霆護國顯應王靈震王靈震顯明昭德王靈明昭德王威德王顯震王威德昭顯王威德昭顯廣佑王威德昭顯普濟王威德英靈昭順廣佑普濟王神威剛應光化昭德王宣威布德之神康濟宣威布德之神。要之，“陳文玉”是統治者出于神道設教的政治需要、民間雷神崇拜的習俗、通俗文學創作無意之中合力虛擬出來的“歷史”人物。“陳文玉”的形象是在明末崇禎年間到清代嘉慶、道光時代才逐漸定型的。而陳文玉之名，則是在乾隆時才出現的。“陳文玉”的歷史文化價值
“陳文玉”只不過是人為制造出來的，“陳文玉”只是一個文化符號，那么，“陳文玉”是否毫無價值、毫無存在的理由?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首先，雷神出生的`神話故事是嶺南文化融入中華文化的一個出色范例。雷電是自然界常見的現象，因其威力巨大，使中華先民由敬而畏，漸漸產生了雷神崇拜。正如朱天順先生《中國古代宗教初探》中所說:“中國古代，人們所迷信的雷電神的神力、神性，以及其本體和面貌等，都可以從古人對雷電威力的迷惑不解，以及怕受其危害的心理狀態中找到根源”，雷神是科學知識低下的先民對自然界雷電現象畏懼心理的倒影;雷神從無形至有形，其形象從半獸半人而“人化”折射著古代中國的人對自然界和客觀世界的觀念。不過，中華先民生活在廣裹的神州大地上，從以黃河流域為活動中心，到繁衍至長江流域，再輻射至全國各地。
這樣一來，盡管不同時期生活在全國各地的人群不約而同地產生了雷神崇拜，但是，雷神的具體居所卻無從安置。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志怪傳奇，都沒有對雷神的居住地作統一的規定，雷神倏忽而來，一擊而去，猶如云中之神龍，見首不見尾。如果說在中古之前，中國常常處于分裂之中，雷神居無定所還不至于產生太大問題的話，那么到了唐宋，古代中國走進了繼秦漢之后的第二個大一統時期，民間諸神在各地的信仰不斷碰撞組合中逐漸統一之時，再不給雷神安頓住所就說不過去了。雷州多雷，與印尼的爪哇同為世界兩大雷區，每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天數打雷。雷州人對雷鳴早已安之若素，可過去他鄉之人并不了解雷州這一特殊自然現象。隨著唐宋大一統局面的出現，南嶺內外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雷州多雷。除了上文引用過的《國史補》、《嶺表錄異》、《投荒雜錄》、《夢溪筆談》。
最后，陳文玉出身故事還折射著中華民族懲惡揚善的心理。唐宋以前文獻中的雷神，是個渾渾噩噩、到處亂撞、不知好歹的家伙，裴鍘的陳鶯鳳故事就是一個顯例。明清以下情況就不同了，雷神成了懲惡揚善的角色，像《西游記》十五回，孫悟空在車遲國與三妖斗法行雨，在雷聲響出地崩山裂之勢的時候，車遲國百姓戰戰兢兢，“戶戶焚香，家家化紙氣書中接下去是如此描寫的:“孫悟空高呼:‘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贓壞法之官，懺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眾!’那雷聲越發振響起來。”老鄧即雷神“雷聲普化天尊”手下的鄧元帥，孫悟空要他多劈死幾個壞人，表現的就是懲惡揚善心理。類似的記錄和描寫，在明清的詩文小說戲曲中所在多有，雷祖陳文玉的故事當然也不例外。其實，在中國，宗教也好，文學也罷，其中都充滿著引人向善的精神，因此，雷祖的誕生，與中華民族懲惡揚善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心理是同步的。換言之，陳文玉的誕生在民族意識和民族心理的形成鞏固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毋庸贅言的。
總而言之，“陳文玉”作為文化符號，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從上述幾個方面來看，陳文玉之入選“南粵先賢”和“廣東歷史文化名人”，也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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