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意義管理分析探討本科論文
第1篇：建立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意義
《中國的文學理論》是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關于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的著作。不同于中國學界一般按照歷史分期來梳理中國傳統文論發展流變過程的寫法，劉若愚先生另辟蹊徑，在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把相關要素分為作品、藝術家、宇宙、觀眾的基礎上，從文學本論的層次上將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分為形而上的理論、決定的理論、表現的理論、技巧的理論、審美的理論和實用的理論六部分。“這種做法突破了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方法，將零散的評論作綜合，排除表面上的雜亂無章，與西方文論更有可比性。”本文不打算就此書所取得的成就與具有的重大意義進行贅述，而是要對劉先生在導論中提出的寫本書的三個目的做進一步的探討。
中國傳統文論是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孕育發展起來的，是有別于西方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的一種獨特存在。但其材料分散在各個朝代的文學、哲學、史學作品甚至朋友書信、史傳碑志中，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傳統文論資料的雜糅性、分散性；同時中國人直觀感悟與直覺體驗的思維習慣也賦予了古代文論含蓄精煉、模糊多義的特點。這些特點曾經在很長時間內阻礙了學界對中國傳統文論的發現與研究。甚至，在“研究目的”這一基本問題上還存在爭議。筆者認為，明確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的意義何在，是進行中國文學理論一切研究的基礎。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提出“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的意義”這一問題仍然具有當下的價值。
劉若愚先生在《中國的文學理論》的“導論”中寫到，“我寫這本書有三個目的。第一個也是終極的目的，在于通過描述各式各樣從源遠流長，而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文學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學理論。”第二個目的“是為學習中國文學和批評的人闡明中國的文學理論。”第三個目的是“為中西批評觀念較之目前更為充分的融合，鋪出一條道路。”從上面論述中可以看出，劉若愚寫這本書不僅是為了中國讀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使中國的文學理論走向世界，促進中西批評觀念的融合。四十多年過去了，劉先生當年提出的三個目的是否已經實現，這恐怕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在參考劉先生觀點的基礎上，我認為，建立中國的而文學理論，還必須包括以下幾個目的：
一、使中國傳統文論擺脫“失語”狀態，平等地與其他民族的文學理論進行交流與對話
“失語癥”是中國學者曹順慶及其弟子提出并使之發展的概念，他們認為，中國當代文論不是照搬俄蘇文論，就是被西方各種文學理論所淹沒，而偏偏沒有自己的理論，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的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這樣一個文論啞巴當然是沒有辦法在世界文論界提出自己的觀點、占據一席之地的。曹先生的呼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古代文論在當代的尷尬處境，給中國學人敲響了一個警鐘，讓我們更理智地看待、更深入地思考這些問題。
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世界文學理論體系中的一支，與印度文學理論、歐美文學理論相比，不但絲毫沒有遜色的地方，而且“根植于中國文化土壤之中，中國古代文論有自己的思維方法、認識方式、表達方式，有一整套較為完整的理論命題和范疇體系，是具有強烈民族個性和特色的文學理論。”由此可見，發現、整理、建立有效且獨特的中國傳統文論的話語體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因為越來越全球化的語境要求世界各國徹底消除閉塞的、狹隘的自然經濟狀態，從而走向更為開放、更為全面的交流和互補。中國若不有效利用自己特有的文論資源，又拿什么去和別國進行對話呢？即使引用、借鑒再多的“舶來品”，也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罷了。這樣下去，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被他者的聲音淹沒，失掉自我立足的根基。這種悲哀的結果是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自尊心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走向世界、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同，并與他們進行平等對話的前提是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體系。
二、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提供理論資源
由于歷史、政治環境的深刻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經歷了由泛政治化批評到泛文化批評的階段，而唯獨忽略了文學本身的審美特質，偏離了文學批評的應有之義。
從“五四”到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歷史時期，以“啟蒙”“救亡”“反封”等詞語為關鍵詞，文學批評成了眾位仁人志士改造社會、實現理想的工具，現實主義是其主題曲，更可悲的是，“不是批評家選擇了現實主義，而是現實主義選擇了批評家，而現實主義又成為社會政治的首選，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包括審美主義等，由于它們與現代性整體宏大敘事格格不入，自然也就紛紛落選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批評結束了泛政治化之后又走向了泛文化化的道路：出于對前一階段批評主流的逆反心理與另辟蹊徑的考慮，批評家們開始在廣泛的世界與中國文化的聯系中批評文學，試圖從哲學的、美學的、倫理學的、社會學的角度來發現文學中的文化因素，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文化熱”。這些現象的出現，當然與政治歷史環境有關，與俄蘇文論、西方文論的沖擊有關，但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獨有的豐富的文論資源沒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而零散的、經驗式的古代文論是完全不同于其它文論的一套話語模式，它蘊藉著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價值，滲透著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體無意識，如果對其進行創造性地闡釋和生發，再運用到現代文學批評中，是不是更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情感體驗？是不是比所謂“舶來品”運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更有活力和生命力？從這個角度講，建立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是中國當下文學批評尋找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支撐的必經之路。
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題中之義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來都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論畢竟又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話語表征形態，她蘊藉著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和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之文化根性的符號象征。”可以說，在中國文學豐厚土壤中孕育產生的中國古代文論幾乎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注重從作者所在的歷史文化、時代背景及身世經歷著手來“評頭論足”，強調文學在社會政治與人格修養中的作用；注重文學創作和閱讀中心靈的虛靜，關注作品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這又是道家文化的虛靜觀的體現；再者，中國古代文化中出現頻率很高的“境界”“靈感”等詞語，本身就是佛家用語。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命題幾乎涉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因此，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有利于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更加全面和透徹的了解，使傳統文化的價值更全面、更徹底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也許是這項工作最直接也最現實的意義。
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現，研究專著、文章及學術會議逐年增多，越來越多的模糊之處得到澄清。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歷史語境的變遷，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研究仍然面臨著許多問題與危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與時俱進地建立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體系將是一個歷久不衰的話題。
第2篇：兒童文學理論教材的補位之作
進入21世紀，我國兒童文學方面的創作持續升溫，兒童的文學教育也成為令人關注的課題。兒童文學作為一種傳統的文學樣式，在人們兒童階段以及成長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長期以來，大學中文院系里缺乏比較好的兒童文學的課程，甚至師范院校也不開兒童文學的課程。國內目前也缺乏理論比較完善且具有可持續性、普及性的教材。譚旭東的《兒童文學概論》填補了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理論教材的空白。
譚旭東，當代詩人、作家、文學評論家、兒童教育專家。出版詩、散文、小說、童話和寓言等60多部，譯著40多部，文學理論批評著作10多部。文學理論著作《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為國內唯一以兒童文學理論獲得該獎的學者。
《兒童文學概論》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并被列入“新編21世紀中國語言文學系列教材”系列，這也是一套目前國內最權威也最全面的中文專業教材，囊括了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王一川的《美學原理》等被廣泛采用的中文專業權威教材。其中，譚旭東所著的《兒童文學概論》是唯一由個人獨著的理論教材，是教材系列的補位之作，填補了兒童理論教材方面的空白。《兒童文學概論》共31萬多字，分為緒論、兒童文學的基本內涵、兒童文學的生產與傳播、中國兒童文學概述、外國兒童文學概述和兒童文學各種文體等六部分，綜合闡述了兒童文學的基本內涵，引導讀者多視角地理解兒童文學，并論述了兒童文學生產與傳播的多種方式，梳理了中外兒童文學的歷史淵源、發展軌跡。此外，該著作重點介紹了兒童文學各種文體創作的情況、特點及其不同的發展軌跡，并對一些代表性的作品進行解讀分析。其后還附錄了兒童文學作品選讀，同時給出了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經典100部供讀者參考。綜觀《兒童文學概論》，該著結合了兒童文學理論的宏觀講述與作品的微觀闡釋，作為一本教材，理論方面與教學應用全面兼顧，從多重文化視閾出發考察兒童文學，體現了作者歷史縱深與現實思考的多維追求，值得肯定；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值得改進的問題。
一、文學理論的宏觀講述與作品的微觀闡釋
從《兒童文學概論》（以下簡稱《概論》）的體例編排上來看，其不僅涵括了兒童文學理論的宏觀講述，同時對涉及的作品做了詳盡的文本闡釋，宏觀與微觀結合。
從結構來講，全書將兒童文學的基礎理論、綜合概述、文本分類及分析等作為論述展開的要領，章法嚴謹，論述清晰，既有宏觀的理論講述，又有微觀生動的案例與文本分析，打破了以往很多兒童文學概論類教材文學概論型的索然無味的單純理論介紹，突破了許多教材從文體論來梳理學科發展的習慣，全面中可見具體，脈絡清晰。
首先，《概論》對兒童文學的相關理論作了系統全面的講述。如果只是分門別類的以不同的文體分類來介紹兒童文學，不免太過瑣碎、繁雜；如果只是對兒童文學的基本理論泛泛而論，那就會變得抽象無實。因此怎樣既做到有高度的理論概述，又能使讀者學得具體知識，是《概論》所要琢磨的首要問題。不得不說，《概論》從兒童文學的基本內涵切入，涉及美學、教育學、傳播學等多個方面，探究兒童文學的美學特征、文化價值、教育價值，引導讀者多視角地理解兒童文學。更為重要的是，《概論》并不把兒童文學局限于中國或者是當代的范疇，而是綜照中外兒童文學的歷史淵源與發展軌跡，打破了一直以來單純的基本理論介紹，對兒童文學的發生及發展軌跡，特征與價值，生產與傳播以及文體特征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闡釋，使讀者更全面更系統的了解兒童文學的歷史狀況和當代特點、基本原理等，更為系統地掌握兒童文學的相關理論知識。
其次，《概論》對具體文本做了詳盡的闡釋用以輔佐理論，這表現在對基礎理論的多角度闡釋與對于具體文本的細剖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基礎理論部分，《概論》不是孤立考察兒童文學，而是把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討兒童文學的基本內涵，對兒童文學的定義與內涵做了具體的闡釋，細致的分析了兒童文學語言、形象、意蘊等特征以及兒童文學的文化價值、教育價值等。在介紹了兒童文學的相關基礎理論、闡釋了兒童的藝術特征及價值之后，譚旭東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把握中外兒童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軌跡以及中外兒童文學的歷史淵源等，系統的探討了兒童文學的藝術起源和發展演變；另一方面，譚旭東對兒童文學的各種文體進行了細致的區分，從童話、兒童小說、兒童散文、兒童詩、科幻小說、繪本、兒童戲劇、寓言、兒歌等九種文體出發，探究各類文體的特征、發展軌跡等，并結合生動具體的文本實例對各類文體的藝術特征進行分析。此外，《概論》在對各種文體進行專題論述和介紹時，打破了傳統的兒童文學概論統一論述的寫法，考慮了內容的新鮮性、生動性，并突出了每一個文體的自足性，把各類文體與具體案例分析對應起來，注重理論與創作實踐的聯系，力求觀點與材料的有機統一。《概論》無論是對基本原理的論述，還是對于各種文體的分析，都注意盡量避免過多的從理論到理論的抽象論證，而是緊密聯系兒童文學現狀、發展趨勢和作品的成敗得失，來認識、把握和揭示兒童文學各類文體的特征以及其自身規律。比如，對“童話”這一集合了民間故事與人類智慧的文體，作者通過對具體作品的評析，對童話幻想性、敘述性、變形性、象征性等特征作了生動的、有說服力的闡述，把創作實踐的經驗上升為理論，理論分析與作品結合，使得文學理論更明白易懂。從《概論》所涉及的具體文本來看，《概論》對各類文體分析研究之具體，論述材料之翔實，說明《概論》對文體分類并非泛泛之論，而是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是作者長期積累的結果。
二、理論化與教學應用的全面兼顧
《概論》作為一本專中國語言文學系列教材，除了介紹兒童文學的相關知識外，呈現出既有系統化的理論又適用于教學的特點。
在知識體系的設計和專業知識的介紹上，譚旭東特別注重理論知識和藝術分析的結合，將理論與一系列的具體文本分析結合，以具體的文本分析來推動對各類文體以及兒童文學總體特征的認識和把握，既增強了《概論》的可讀性，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讀者的鑒賞水平。
《概論》非常重視其作為一本教材的應用性。首先，過去的兒童文學概論教材，大部分和童慶炳主編的《文學概論》敘述語氣接近，章節設計也很接近，因此這類書作為教材理論性強而缺少實用性。《概論》不再是晦澀生硬的闡述，語言簡潔明了，通俗易懂；加之作者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文字簡練生動，行文流暢，可讀性強。如一些兒童文學教材對兒童文學下定義時經常從“兒童本位論”、“兒童年齡分層”的角度出發，晦澀難懂，需要讀者另外去做大量的功課才能明白，而譚旭東于兒童文學的定義則簡單明了，將兒童文學放到現實生活語境中闡釋，更具現代意味；其次，《概論》對兒童文學的課程有很強的實用性，不僅可以作為本科的教材，還可以指導語文教師。值得注意的是，《概論》每一小節之后都有延伸閱讀，列舉了一些重要的參考資料，有助于讀者拓寬思路。除此之外，《概論》每一章之后都會有思考題，在教師布置作業方面提供了很大方便，也給了學生很大的思考空間。《概論》還涉及了文學理論批評與兒童文學作品評論等方面的知識，這對一些兒童文學創作愛好者而言，可以在其創作中起到引導作用；最后，《概論》有很強的問題意識，教材針對21世紀以來出現的諸多現象和問題提出新的看法，從而達到指導兒童文學創作、教學與研究的目的。
三、歷史縱深與現實思考的多維追求
《概論》從歷史的縱深切入，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探源，將兒童文學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沿著兒童文學發展的軌跡探求不同時代其獨有的時代特征和審美追求。《概論》從兒童文學這一特定的內容出發，多向度、多側面、多層次地研究分析了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軌跡以及其現狀，并將外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程納入進來，探究中外兒童文學的歷史淵源與發展軌跡，把兒童文學放在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中，放在物質和精神的廣闊背景下探索、揭示兒童文學的特殊規律。
《概論》還對當下兒童文學的發展現實進行了思考。《概論》縱觀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創作，觀照外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回歸中國當下，針對21世紀以來出現的諸多現象和問題提出新的看法。《概論》指出兒童文學在理論批評方面以及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方面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與建議。首先，《概論》注意到了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作品評論的“失語”和滯后現象，并對此提出了自己重建兒童文學理論批評以及兒童文學評論及寫作等方面的見解：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應突破“本質主義”的圍欄，從單純的審美批評走向審美批評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借重，同時應“開拓新視野，實現話語更新”“采用新方法，構造新景觀”“抓好隊伍建設，形成學科優勢”，為兒童文學批評重新走上兒童文學發展的前臺而發揮建設性的作用指明了道路；其次，《概論》在觀照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同時，對兒童文學進行了多維思考，指出當代兒童文學創作過度商業化，電子閱讀威脅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和閱讀，兒童文學獎的設置欠公平，中國兒童文學落后于外國兒童文學等諸多問題，以引起兒童文學界、少兒出版界和兒童教育界的反思與思考，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具有現實意義。
四、方法論的自覺
《概論》的一個可貴之處在于其方法論的自覺。在編寫過程中，《概論》采用史論結合的方法、中外結合的方法、邊緣輻射的方法進行操作。如《概論》對于每一個文體的講述都是各類文體歷史的發展軌跡與基本理論以及藝術特征的結合，既有史的支撐，也有論的新穎；而對于兒童文學發展演變的闡釋則是中外結合，探究中外的歷史淵源，使得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更加清晰；邊緣輻射的方法則體現在《概論》對兒童文學的相關概念的闡釋分析、對于閱讀課和語文課的區別的闡釋等諸多方面。《概論》以兒童文學為中心，介紹了與其相關的“兒童讀物”“幻想文學”“民間文學”“青少年文學”等概念，多視角引導讀者了解兒童文學，并對兒童文學概念的特殊性有準確認識。
五、多重文化視閾下的兒童文化考察
作者以其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敏銳的捕捉能力，以其前瞻性的學術目光積極探索、積極思考，從不同的文化角度考察兒童文化，具有獨特的創新性。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概論》打破了單純從文學角度來闡釋兒童文學的習慣，從傳播學、出版學、教育學的等多個角度來探析兒童文學；二是《概論》對新作家、新作品的大量引入與評析；三是《概論》從“成長”的角度觀照兒童文化，具有理論的創新性。
首先，《概論》從出版學、教育學和傳播學的角度來探究兒童文學閱讀文化。這是以往的兒童文學教材沒有涉及的。作者注意到了當下兒童文學出版十分活躍的現象，并綜合分析出版業的市場數據，不僅從商業的角度闡釋兒童文學的出版，還將兒童文學的出版與文化傳播、價值傳播相聯系，將每一本少兒圖書的出版都與文化價值傳播聯系起來，探究少兒出版對兒童文學的重要性。《概論》還認為兒童文學的出版對兒童閱讀文化構建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出版業在經濟上也對兒童閱讀文化起著重要的回饋作用，《概論》將兒童文學的創作、兒童文學的出版、兒童文學的閱讀和接受鏈接起來，將兒童閱讀文化提升到了民族未來精神塑造的高度，給兒童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此外，《概論》綜合考量兒童文學，認識到兒童文學一個重要的價值——對教育的支援。《概論》把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教育聯系起來，把兒童文學看做語文教育的優質資源、有機組成，這就點明了小學語文教育與兒童文學的緊密聯系，推動了經典兒童文學作品的教學與應用，把兒童閱讀抬高了一個臺階，這也是兒童文學研究的應有之義。
其次，《概論》的創新性還體現在對新作家以及新作品的積極引用與評述上。兒童文學的著名作家、經典作品不勝枚舉，《概論》拓寬思路，把眼光放到當代的作家作品上，列舉了一些新的作家，新的作品，使得經典不僅僅限于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概論》在附錄中列舉了各門類經典作品選，并開出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經典作品100部。其中所涉及作家大部分是新作家及新作品，以當代居多，其中還有一些普通民眾的作品，如簡梅梅的《嘻哈小子》等。這種對于新作家、新作品的發現與挖掘體現了作者對于重新評價兒童文學，重新確定兒童文學批評的標準以及評判經典的標準，給予在兒童文學史上被忽視的作家一個重新判定的機會的不懈努力。
最后，《概論》的另一個理論創新之處在譚旭東對成長的關注。以往的教材多把著眼點放在“兒童”上，譚旭東的兒童文學觀不僅僅關注“兒童”，還提出了“成長”這一命題。這可以說是《概論》的知識新穎、理論創新之處。譚旭東認為“兒童是成長的生命，因此一切關于成長、表現成長、有助于成長的文學都可以為兒童所接受，并對兒童的精神有益”，因此，作者將兒童文學定義為“關注（兒童）成長、表現（兒童）成長、有助于（兒童）成長的文學”。譚旭東對兒童文學的定義體現了他不僅僅對兒童文學寫作事實進行了描述，還對兒童文學做出了美學價值的判斷。
譚旭東的《兒童文學概論》著眼于專業知識教學的需求，結合歷史與現實，是一部既具有理論的創新性又教學相宜的精品教材。該著結合了文學理論的宏觀講述與作品的微觀闡釋，理論化與教學應用全面兼顧從多重文化視閾出發考察兒童文學，體現了作者歷史縱深與現實思考的多維追求，值得肯定；但《概論》中與理論結合的文本分析大多來自新作家的新作品，缺少對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這樣的經典之作的介紹與推介，經典意識淡薄。總體來說，《兒童文學概論》瑕不掩瑜，無論對教師、兒童文學愛好者還是對兒童文學的創作者和研究者來說都是一部理想的入門教材。
第3篇：文學理論課程中的原典閱讀
文學理論是我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普通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必修的基礎理論課程。文學理論是一門思考文學普遍問題的人文學科，以文學的具體概念、范疇、原理以及相關的科學方法為研究對象；以哲學方法論為總的方法論指導，從宏觀層面和理論高度闡明文學的特點、屬性、規律，發掘文學所呈現的人生體驗、價值追求；以具體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為批評實踐對象，對具體的文本做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概括。文學理論課程主要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成為具有高度審美與文化素質和實際應用能力的文學專業人才。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決定了其比其他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程更具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征；再加上作為一門公認的基礎學科，又往往設置在低年級，所以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出現了許多困難。“理論”是艱澀的，是灰色的，但“灰色的理論”面向的是敏感的、多彩的教師與學生，如何讓文學理論課程煥發出獨有的魅力，發揮出獨有的作用是每一個與之相關的教師、學生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文學理論課程的困境
目前文學理論課程面臨的典型問題是：在教學方面，教師照本宣科地將概念、范疇、原理、特點、屬性、規律等直接灌輸給學生，使原本豐富、多元的課程簡單化、單一化；在學習方面，學生跟著教材、教師亦步亦趨，死記硬背，沒有養成自主閱讀、思考和實踐的習慣，也沒有培養和提高自主閱讀、思考和實踐的能力。
多年以前，吳曉東向大學文學教師提問：“什么是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我們自己所理解的文學到底是怎樣的？我們究竟應該給學生什么樣的文學教育？我們究竟讓學生從我們的講授中獲得什么？”[1]這些確實是每一位在文學院從事文學理論課程教學的教師都不得不思考的問題。薛毅曾經不無憂心地提到：“文學教育在文學之上，建立了一套頑固、強大的闡釋體系。它刻板、教條、貧乏、單一，它把我們與文學的聯系隔開了，它取代了文學，在我們這個精神已經極度匱乏的社會里發揮著使其更為匱乏的作用。”[2]作為一門基礎的、具有“指導”意義的課程，“隔開”學生與“文學”的聯系，讓“文學教育”取代“文學”是文學理論課程最不應該獲得的結果，也是文學理論課程教師最不應該期待的結果。如果說接近文學、回歸文學是文學理論課程的應有之義，那么，原典閱讀理所當然應該成為文學理論課程的應有之實。
二、文學理論課程缺乏原典閱讀的原因
造成當下文學理論課程缺乏原典閱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或者說將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教材”上，而忽視了最重要的、“教材”的源頭——“原典”。學科和課程的性質決定了文學理論課程的教材必然以概念、范疇、原理、特點、屬性、規律為其主要內容，但這并不意味著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的只是教材——教材中的內容。
對于文學理論這門課程而言，所謂原典，是指提出了與文學相關的某種觀點、發現與文學相關的某種原理、闡明與文學相關的某種范疇、詮釋與文學相關的某種概念等的具有原創意義的經典文本。比如對于《人間詞話》，“原典”指的是王國維先生的作品，而不是指經過后人注釋、闡發之后的各種注本、讀本、選本——當然借助注本、讀本、選本可以幫助理解原典，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暫且擱置。
在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對原典閱讀的缺乏，首先在于教師方面。目前普通高校對教師設置的評價體系普遍具有科研重于教學的特點，于是教師們往往將心力都傾注在科研當中，或者說是科研論文的撰寫當中，同時教學活動被當成了“額外的”不得不應付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照本宣科、滿堂灌成了最便捷的“應付”方式。對原典，教師或者是不讀，或者是只專注于自己研究的閱讀，沒有將原典納入自己的教學活動當中。教師的研究應該在教學過程中發揮其以研促教、以研立教的積極意義——這也許也是評價體系中將“科研”列為考核重要內容的原因，但是事實卻往往與愿望相違背，造成了當下不盡如人意的狀況。毫無疑問，沒有對文學理論的原典進行廣泛、深入地閱讀與思考的文學理論課程的教授，是多么的貧乏、無趣，除了死氣沉沉地從教材搬來的“知識點”，教師還能給學生提供什么呢？
目前的學生面臨的誘惑實在是太多了，網絡游戲、移動社交、社團活動、勤工儉學……比閱讀原典更具有吸引力，不少學生的業余時間是在這些活動中完全或大部分的'消耗掉的。另外，在就業形勢的影響下，不少學生對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就業前景態度消極，而情愿將精力放在學習或輔修容易找到報酬較高的專業上。于是，當進入要求相當閱讀數量與質量——可能是所有中國語言文學專業中閱讀要求最廣泛、最深入，具有相當綜合性、理論性的文學理論課程的學習時，“不適”，甚至是“強烈的不適”立刻成了大多數學生的體會。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面對遇到的困難，不少學生選擇的不是積極的態度，不是努力勤奮地廣泛、深入閱讀、思考那些“難懂”的原典，而是選擇了最熟悉的、從小學就使用的辦法——死記硬背教材的條條框框，于是造成了惡性循環：越背越覺得枯燥乏味，越枯燥乏味越覺得不得不背。這樣的學習方式，除了換來一個可能只能讓自己覺得還看得過去的分數之外，實在對個人的能力提高沒有任何的益處。
三、文學理論課程對原典閱讀的方式
教師和學生是文學理論課程得以展開的主體，要走出文學理論課程遇到的困境，將原典閱讀引入課程教學過程，就需要教師和學生雙方共同投入努力。
就教師而言，自身對原典的深入閱讀與深入思考是不言而喻的必需。然后，是在上述基礎上，清醒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角色：教師不僅是傳授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啟發、引導學生學會獨立的閱讀與思考，以及運用自己閱讀與思考的成果解決實際問題，這也就類似于孔子所說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3]如果說傳授“知識”與“技能”可以借助教材來實現，那么，啟發、引導獨立的閱讀與思考并由此形成相關的能力則需要回到教材的源頭——原典。在將原典引入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該怎么辦呢？
在原典的選擇上，首先，還是要考慮孔子曾經提到的“因材施教”。教師需要對授課學生的知識儲備有一個充分的了解，根據學生的狀況選擇合適的原典。也許當下學生最現實的狀況是閱讀量少、閱讀面窄、閱讀程度膚淺，這一方面是因為文學理論課程常常被設置在一年級或在二年級（最晚），這個階段的學生大部分剛剛才有了閱讀的意識，剛剛進入廣泛閱讀階段，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近年來消遣化、快餐化社會閱讀氛圍的影響，自律、自主能力不強的學生深受其害。對這樣的學生，教師不能一開始就選擇極其艱深、晦澀的原典，而應該從相對簡單易懂的原典開始，引導學生開始閱讀。例如，學習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后，讓學生閱讀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學》就不合適。這是一本厚厚的專著，涉及歷史、地理、語言學、文學等等龐雜的知識、學科，讓學生馬上讀懂這樣的原典顯然不合理，相較之下，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的《三個女性的文本和一個帝國主義》這篇文章要簡短得多，并且，它主要是依托著名的小說《簡·愛》展開論述的，學生閱讀、理解起來要容易一些。其次，從容易開始，并不意味著原地踏步，而是要有不斷提高的意識與作為，教師要循序漸進地引導學生擴大、加深閱讀的數量與質量。如前述的“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的例子，學生讀完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的《三個女性的文本和一個帝國主義》，對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有了大概的認識、理解之后，教師應該引導學生進一步閱讀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學》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并逐漸擴大至弗朗茲·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或其他作家的作品。只有閱讀數量和質量有了保證，才能對進一步思考的展開、對解決能力的培養奠定堅實的基礎。
除了引導學生閱讀原典，教師還要為學生創造合適的環境，鼓勵學生勇于獨立思考，發表個人見解，與老師、同學互相切磋、琢磨。學生對原典閱讀的效果，需要通過一定的形式來檢驗，當然檢驗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教師的課堂提問是一種，師生共同參與的討論會也是很好的一種方式。教師在討論會上一方面通過表述自己的立場、態度、觀點給學生做出可供參考的示范，另一方面在“每個人都要發言”的研討會上，教師可以更加仔細、具體地觀察、傾聽每個學生的陳述，及時發現每個學生獨特的閃光點或不足之處，進而加以具有針對性的合理的引導，這對學生個人而言，是其獲得知識、培養能力十分有效的推動。和討論會相似的，教師也可鼓勵學生撰寫比較正式的論文或傳遞不那么正式的讀后感，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展開筆談。筆談較研討會的好處在于，因為是通過書寫的形式，所以有更多的空間加以考慮和表述。在多樣化的檢驗形式中，文學理論課程的成績不應該只看期末考試的卷面成績，而應該將學生在課堂回答、研討會、筆談等過程中的表現考慮進來，甚至可以有所傾斜——比起考試，課堂回答、研討會、筆談顯然對學生各方面素質的要求更高。
就學生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克服畏難的心理，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對待原典。原典，正如前文界定的，具有“原”的特征——它要比介紹性、普及性的教材要艱深，作者運思的推進、行文的表述都更復雜曲折，這對于即使是有所積累的讀者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更不用說剛剛入門的學生了。可是，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如果把艱深的原典當作一種千里之外的“誘惑”，那么，有志于學習的學生應該帶著信心堅定地邁出第一步。閱讀原典的過程除了愉快的有所得，必然也會遇到困難，遇到不解，甚至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那也應該被看作是刺激前進的動力，不應該被假想的阻礙嚇倒。
對于閱讀的原典的選擇，學生可以考慮閱讀教師推薦的具體篇目，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閱讀情況有所選擇甚至另有選擇——實際上，學生的獨立思考的過程，在他選擇閱讀什么樣的原典，怎樣去閱讀這些原典的時候已經開始了。當然，最能體現學生的閱讀、思考效果的是學生在課堂里、在研討會上、在筆談中的表現。所以，就教師而言，應該給學生充分的空間，包括閱讀原典篇目選擇的空間，也包括閱讀原典方法使用的空間，更包括表達個人思考、見解的空間；就學生而言，不僅應該積極閱讀教師推薦的原典，更應該在教師推薦的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并盡可能地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思考、見解，與老師、同學相互切磋——獨立的思考是學生應該培養的一種能力，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思考、見解也是學生應該培養的一種能力，同樣，傾聽、了解別人的思考、見解更是學生需要培養的一種能力。
四、閱讀原典對文學理論課程的意義
正如前述已經提到的，文學理論課程主要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素質，將閱讀原典引入文學理論課程的目的自然也是培養學生相關的文學素質。
首先，閱讀原典，是在當下浮躁的閱讀氣氛中，學生學習沉潛心思、專注閱讀的一種磨練心志的有效方式。其次，通過對原典的閱讀，學生不僅可以掌握結論性的知識，更可以學習學術先輩思考、論述的方法。再次，從原典閱讀到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閱讀所得的過程，也是學生學習獨立閱讀、有條理思考、清晰表述個人觀點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學術知識的積累，更是個人心智、實踐能力的鍛煉過程。
雅斯貝爾斯在那本著名的《什么是教育》中提出大學教育的任務有四項：“第一是研究、教學和專業知識課程；第二是教育與培養；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學術。”[4]作為高等教育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必修的課程之一的文學理論課程顯然應該也將雅思貝爾斯所提到的四項任務作為課程的重要任務，將原典閱讀引入課程過程是完成上述四項任務十分值得一試的方法。
第4篇：關于生態水文學理論的西北旱區水資源管理探討
前言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科技的不斷進步，我國的綜合實力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依然存在資源匱乏問題，尤其是水資源方面。在對水資源進行管理方面，我國已經應用了多項技術和設備，并且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但在部分地區還會存在水資源管理不善的情況，如西北旱區。生態水文理論的應用使得該方面有了較大的改善，其認為經濟增長與水資源管理方面有著很大的關聯，并且也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對水資源管理方面進行優化已經是勢在必行。
1西北旱區水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1管理理念有待更新
雖然近年來西北旱區對于水資源管理方面已經提起了充分的重視，并且可以發現其中體現出了系統化以及現代化的轉變，但該方面的轉變依然顯得過于片面，工程方面是其主要的改變方向，卻很少將生態方面納入考慮范圍內，管理目標也較為單一多為藍水資源，綠色資源管理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不難發現，在西北干旱地區綠水資源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尤其在農業發展方面，其也是維護生態環境的重要前提之一，鑒于此，今后西北干旱地區在管理水資源時，應將綠水資源方面重視起來[1]。
1.2管理方法和技術不夠成熟
水資源管理雖然被重視，但并不意味著不存在水資源浪費的現象，我國大多數地區中依然有很嚴重的水資源浪費現象，主要體現在工業用水、農業用水方面，很多城市中也會存在生活用水的水資源浪費問題。此種情況也導致了我國部分地區供水緊張，而導致此種情況出現的主要原因由兩個：一，節約用水的意識和行動還未得到全面實現；二，水資源管理方法、技術不夠完善，難以在此方面發揮作用。如我國在農業方面已經出現了滴灌或微灌的形式，但并未得到全面應用，尤其是西北干旱地區，其往往只是采取傳統的漫灌方式，造成了大量水資源浪費的現象。
1.3水資源商品價值和價格方面認知不足
人們對水的認知較為淺顯，只將其作為取之不盡的自然資源，實用價值很強，但其卻很少能夠意識到將水進行加工后能帶來怎樣的價值，水經過一定的處理后其可以作為某種商品，并且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因此其應被納入商品經濟中，并且在市場中要嚴格遵守價值規律，目前我國西北干旱地區很顯然并沒有意識到該方面的潛在價值，今后西北干旱地區在對水資源進行管理時，可以適當加大此方面的宣傳力度，使當地人們能夠提升對水資源的認知和重視程度。
2基于生態水文學理論的西北旱區水資源管理
2.1重視水資源保護
對水資源實施保護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一，加強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此方面主要是指水資源總量方面，如今我國的環境問題也較為嚴重，其也會影響到水資源方面，因此在此方面應做到合理分配水資源，以免部分地區因環境問題而面臨更嚴峻的水資源問題；二，保護天然水質，如今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農田灌溉方面發展也較為迅猛，同時工礦企業也在持續發展，此種情況下使得我國水資源極容易受到多重污染，使得可用水資源的總量銳減。鑒于此，今后在保護水資源方面應注意維護生態環境，保護水源涵養林和植被等[2]。
2.2轉變水資源管理理念
西北干旱地區對于水資源管理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并且確實發揮了不錯的作用，但若將其置于生態水文理論下則顯得有所出入。今后西北干旱地區應對自身擁有的水資源信息進行分析和整理，了解藍水、綠水的總量和分布情況，以便于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并對其實施統一管理。在此方面必須做到轉變管理理念，認識到經濟發展與水資源管理之間的關系，并處理好流域與景觀之間的關系，也要針對遠期與長遠規劃做出調整，使生態環境的維護和發展不會限制到水資源管理方面，也要使得水資源管理不會破壞生態環境。
2.3重視水權和水價制度的建設
水權顧名思義即水資源產權，其包括多個方面，如所有權、使用權以及轉讓權等，在所有權限中最為重要的是所有權。水資源具有多種特性，如自然屬性、經濟屬性等，同時其也具有稀缺性、不可替代性；轉讓權是發展水資源商品方面的重要前提，其可以幫助調節用戶自身利益，也可以將用戶的利益、節水效益相結合，如此一來也就可以起到節約水資源的作用，同時又不會對經濟效益產生過大的影響。在相關研究中表明，合理設置水價能夠提升水資源利用率，也能夠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這對于西北干旱地區而言可謂十分重要，然而目前我國西北地區在此方面的建設還不是特別完善[3]。
3總結
綜上所述，研究關于生態水文學理論的西北旱區水資源管理方面的內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不僅關系到我國西北地區的發展，更與我國整個水資源管理方面息息相關。我國地區眾多，且不同的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包括經濟、環境等，而西北地區長期得不到更好的發展，水資源即為其中一大因素，對其實施科學管理即顯得尤為重要，雖然近年來我國西北干旱地區已經就水資源管理做出了轉變，但似乎收效并不十分明顯，因此相關機構和人員應加強此方面的研究。
【文學理論意義管理分析探討本科論文】相關文章：
加強學校財務分析的意義措施探討的論文08-08
設計管理對設計創新的意義分析論文08-08
我國水利工程管理探討與分析論文07-02
企業財務管理分析與探討論文07-03
急診醫學教學應用管理分析本科論文07-31
財務管理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的探討論文07-03
對高職學校德育管理機制的探討及分析論文07-02
信用評分模型探討分析論文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