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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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的論文

　　孔子是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下面我們來通過一些論文來研究一下孔子的思想吧。

孔子思想的論文

　　[內容摘要]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表。他的“仁者愛人”及“以民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學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國界和時空的界限，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中華民族則在儒家文化的長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培養了中華民族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尊民愛物、尊老敬賢、重信義、保氣節、寬厚中正的道德品質和艱苦自立、積極入世的精神風貌。

　　[關鍵詞]孔子生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地位及影響、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國界和時空，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日漸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其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關懷精神，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平等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孔子不僅屬于中國，亦屬于全人類。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魯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滅商，殷人受封到宋，轉成為諸侯。后在宋國內部變亂中又轉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時，因宋國內動亂，避居魯國。從此失去卿位，從貴族下降為士族家庭。孔子即生于魯國的陬邑（今山東曲阜）。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陬邑的長官，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時家境已經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稱“吾少也賤”，他做過管倉庫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30歲以后，他自覺所學有成，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思想，于是開始招收門徒，進行教育，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私學。辦學的成就使孔子贏得了社會聲譽，他開始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孔子曾經是齊國貴族的家臣，并受到了齊景公的接見，回到魯國后又曾擔任司寇。孔子的政治才能在齊魯“夾谷之會”上得到展現。由于齊人的離間，魯定公對孔子的態度逐步冷淡。孔子便率領弟子離開魯國，周游列國，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周游列國10多年中卻備受冷遇，甚至經常處于饑寒交迫、狼狽不堪的境地。孔子離開魯國14年后，67歲時返回魯國。以后主要從事教育，至魯哀公十六年去世。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維系舊有政治秩序的禮樂制度也難以為繼。在“禮壞樂崩”的大環境中，魯國比較保守，不但“猶秉周禮”，而且保存的周禮最多，以至有“周禮盡在魯”之說。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㈠孔子的“仁”

　　1、仁的含義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如《詩經》《左傳》）中就己有仁字出現，但那時的仁的意思，只有表示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基本含義。仁真正具有《論語》那樣強調的重要性與崇高地位則始于孔子。

　　孔子談仁最多，一部《論語》中講到仁的一共有109處，但在不同的場合，他對仁的解釋往往不同，而真正涉及仁的本質意義，即可作為定義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個：

　　其一：“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這是對“仁”原有意義的確認與繼承，是一種尊重歷史的態度。這可以說是孔子對“仁”這個概念的淺層次定義。

　　其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這里把“孝弟”定義為仁之本，即作為仁的最基本含義，這是孔子對仁的擴展與提升。“君子務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愛兄長，一個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人是不可能愛他人，愛社會的。

　　其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仁不僅要做到在家孝順父母，親愛兄弟，而且出門在外還要能尊敬長輩，說話做事謹慎，對朋友講信用，博愛大眾和親近有仁德的人。“泛愛眾”要把家庭的親情、血緣之愛擴展為對朋友的友愛，對社會的博愛。

　　其四，“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論語·雍也〉）這里所謂“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就是能為人民大眾謀福利，能為他們帶來實際利益和好處，是“泛愛眾”的最高體現。

　　上面四個關于仁的定義，層次分明，其內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遞進。這是孔子關于“仁”的最本質含義。

　　2、實踐仁的方式

　　孔子認為實踐“仁”的方式有多種，如“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能行五者（指恭、寬、信、敏、惠）于天下，為仁矣”（《論語·陽貨》），將這些方式加以概括，提煉，就可以升華成為“忠恕”之道。“忠”是指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想到別人也會有這種想法，因而要盡力幫助別人；“恕”則指自己懶惰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強迫別人去做。“忠恕”就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之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恕”一詞的具體內涵或解釋。2000多年來，“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并且至今對于人際關系的正確處理仍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㈡孔子的“禮”

　　1、禮的含義

　　禮的含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屬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規定。《左傳·隱公十一年》載：“禮，務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禮是治理和安定國家、鞏固國家的制度和維護社會所需要的秩序。二是禮儀上的規定，就是有關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喪嫁娶、待人接物直到生活細節，按不同等級、身份，都有不同的禮儀規定，這叫“儀”，這里的“儀”實際是“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的具體形式。孔子主張“為國之禮”（《先進》），“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禮記·哀公問》。孔子認為禮是治國之本，主張用禮來治國，建立一種“禮制”，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會，而孔子所崇尚的禮就是周禮，即周朝的國家及禮儀制度。孔子提出“克己復禮”，“克己”是自覺地約束自己，“復禮”是一切言行要合于禮，其實質是主張建立如周朝一樣的禮儀社會，即“秩序和制度下的社會”。

　　2、實踐禮的方式

　　孔子認為禮的方式是“正名”，“正名”就是用周禮的等級名分把被破壞了的名實關系匡正過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孔子還提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行為規范，其意義與實質都在于要恢復、體現和鞏固社會的秩序和制度。

　　3、“仁”和“禮”的關系

　　孔子主張禮、仁結合，納仁于禮，用仁來充實禮。這是孔子的創新。關于禮、仁的關系，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句話的本意是，禮樂只能由仁人來實行，不仁的人是無法奉行禮樂的。在這里可以看出，仁是禮的內在精神，禮是仁的表現形式。仁是禮的最高境界，禮是實現仁的途徑。就仁和禮的本質來說，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緣關系的人與人之間的仁愛關系；禮主要是規范社會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體系注重仁和禮的結合，從而對周禮作了重大的修改。仁與禮并不矛盾，仁是內容，禮是形式，二者結合才是一種制度的完善。

　　㈢孔子的“中庸之道”

　　1、“中庸”的.含義

　　中庸有兩方面含義。一是“中”，二是“和”。中庸不是調和與折衷,這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這表明孔子并不是無原則的愛，不是誰也不得罪，只知調和折衷的好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適度”，即“無過”、“無不及”，孔子認為“過”與“不及”是一樣的，因為都不“適度”；中庸的另一個含義是“和”，所謂“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不是指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間要相互補充，相互調節，從而達到總體上的和諧，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中與和又是相輔相成，彼此相關的，他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是劃分君子與小人的重要依據，他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就是處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處。

　　2、“中庸”的價值

　　孔子很重視中庸思想，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中庸不僅是一種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對世界萬物本質規律的認識。在孔子思想體系中，與孔子的“仁”說和“禮”說相比，中庸之道主要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論被討論的，原本是為了調節人際關系，但實質上不僅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實際價值，而且對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㈣孔子的教育思想

　　1、關于教育的培養目標。

　　從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出發，孔子認為要實現大同世界，關鍵是要把仁愛思想灌輸到廣大群眾中去，為此需要培養一大批有志于弘揚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這類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志向是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志士仁人，無求生之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藝、禮、樂等六個方面的德行與才能，培養具有上述弘揚與行道志向和德才的君子或志士，這就是孔子的教育培養目標。

　　2、關于教育的作用。

　　《禮記·大學》關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既說明了儒家關于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格物、致知做到誠意、正心（即樹立正確的倫理道德觀念，做到不為各種私心邪念所動搖），從而達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為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和國家的繁榮、穩定而積極努力地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

　　3、關于教育的對象。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即不分貴族與平民，不分華夏與夷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級森嚴的宗法分封制下能在實踐中始終以此作為辦學方針，這無疑表明孔子有極大的革命勇氣與魄力。

　　4、關于教學的內容。

　　為了培養學生完善的人格，孔子確定的教學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禮”用于維護各種人倫和道德規范；“樂”是通過音樂、舞蹈、詩歌等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禮、樂互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務；“射”是射箭；“御”是指駕馭戰車的技術，這四項屬軍事技能；“書”包括識字和自然博物常識，相當于現代的文化科學知識；“數”的教學不僅指一般的數學知識，還包括記日、記月、記年的歷法，甚至八卦也屬于“數”教的內容。由“六藝”可見，孔子的教學內容己包含道德教育、科學文化教育和技能訓練三部分。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在約2500年前己明確提出了教學內容應包括德、智、體、美四個方面，并且應以德育為基礎，把德育放在首位，這種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5、關于教學內容的實施。

　　孔子明確提出應劃分為學、思、習、行等四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是學習知識的過程，后兩個階段則是知識外化的過程，并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并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要“躬行踐履”。孔子是第一個將學思結合，知行統一的觀點納入教學過程的教育家“，他的這一思想為儒家后學所繼承和發展，并以孔子名義總結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其中，“博學”、“審問”屬于學的過程，“慎思”“明辨”是思的過程，“篤行”則是習和行的過程，這五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學過程式的內在聯系，這是中國最早提出的教學過程階段論，對我國古代教學曾起過重大的影響。

　　6、關于教學的方法。

　　孔子有諸多輝煌創造，如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學思結合、知行統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溫故知新、循序漸進、舉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傳，至今仍有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中發揮作用。

　　7、關于教材建設。

　　孔子晚年，皓首窮經編訂的“六書”（詩、書、禮、樂、易、春秋）是我國第一套完整的教科書，后被荀子尊敬為“六經”。除《樂》亡佚失傳以外，其余“五經”在我國2000多年的傳統社會里一直是官學和私學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從教育的培養目標、教育的作用、教學對象、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設等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樹，不僅為我國儒家教育思想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

　　三、孔子的地位和影響

　　孔子對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就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認真樸素的態度，把思維聚焦于人生的實際問題。他的“仁者愛人”及“以民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學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國界和時空的界限，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中華民族則在儒家文化的長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培養了中華民族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尊民愛物、尊老敬賢、重信義、保氣節、寬厚中正的道德品質和艱苦自立、積極入世的精神風貌。

　　早在公元1世紀，儒家文化就傳播到了越南、日本等地。明朝初年，朝鮮就創設成均館于漢城，祭孔于文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教文化圈。

　　四、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誕辰2556周年之際，伴隨著首次“全球聯合祭孔活動”拉開序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了“2005年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第二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第172屆執行局會議上，“孔子教育獎”被正批準設立，這是第一次以中國人的名字在聯合國設立的獎項，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項最高級別的國際獎項。1988年，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會議上提出：“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諧和的東方品格和釋方著和平信息的人文關懷精神，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平，必須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下，在人類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大潮流中，孔子必將會氣宇軒昂的走向世界，儒家文化也必將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大放異彩。

　　孔子不僅屬于中國，亦屬于全人類。

　　[參考書目]

　　1、楊潤根《發現〈論語〉》，華夏出版社2003版。

　　2、楊朝陽、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版。

　　3、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齊魯書社2004年版。

　　4、蒙培元《蒙培元講孔子》，北京大學出版2005年版。

　　5、毛禮銳等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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