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鄭欣淼，今天有這個機會我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人生的一些機會，特別是我在故宮博物院的一些經(jīng)歷。

　　我退下工作崗位已經(jīng)快兩年了，就是人生走的一些路充滿了一個又一個的偶然性，有時候也感到好像是不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很有意思的。我想，這是一個巧合吧。我就談我的一些偶然的事件，最后就偶然到故宮來。

　　首先我談我第一次到北京來是偶然的。當(dāng)時我正在陜西上高中，當(dāng)時我有一張到上海的火車票。我在西安的火車站，進去以后是大堆的人流，我就跟上去，最后到上火車說，這是到北京的火車。那個時候，火車上人滿滿的，包括貨架子，衛(wèi)生間，到處都是人，我們到北京以后，十一月份，有人就給我介紹，說這是皇宮，我要看的。因為我們畢竟學(xué)歷史知道這是我們的首都，首都有個故宮。有人跟我說，你從景山公園上，萬春亭的最高亭子上可以看到，我就去了。去了看到以后，確實看到很神秘的，也就是看到故宮的一個印象，感覺到他好像一個老人一樣，經(jīng)了風(fēng)雨的，這是我的第一次偶然。

　　第二次偶然是我調(diào)到北京來，當(dāng)時是1991年，我在陜西省委工作了15年，我寫了一本書叫《政策學(xué)》，當(dāng)時一個副主任，我不認(rèn)識，名字也是第一次聽到，他見到我，他說鄭欣淼，你這個鄭欣淼，哎呀，我還找你，我看了你的《政策學(xué)》，寫得還不錯，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來工作。我說，我想一想，有一些人不贊同，說我們陜西很多老革命，老革命多啊，他們都是五六十年代，他們在北京都回來了，都回到咱們這了，他說年齡也不小了。當(dāng)時我已經(jīng)四十四歲了，但是我反復(fù)考慮，最后就決定來北京。我說這是一本書帶來的偶然性。

　　1995年，我在四十八歲的時候，把我派到青海省當(dāng)副省長，當(dāng)時我去的時候已經(jīng)有7、8年的高血壓，也有糖尿病，這個時候我是一個人反正沒人管，這個生活規(guī)律性不強，再一個自己看書啊寫東西，到第二天怎么看東西有點晃晃悠悠的，醫(yī)院的眼科大夫一看，他都驚奇，他說你這眼睛出血這么嚴(yán)重，你沒有感覺?我說沒有感覺。我這個右眼，我這個視力當(dāng)時不戴眼鏡都是1.4，但是一天比一天低，到最后到0.1了，我說必須回北京檢查了，到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下午一看，說你是靜脈栓塞，這樣以后，青海好多人說你不能再去了。

　　我離開陜西的時候是四十五歲，我到故宮博物院的時候是五十五歲，我的高中在陜西省臨潼縣一個華清中學(xué)，驪山腳下華清池的東邊，離秦始皇陵不到十里路。秦始皇是中國的第一個皇帝，這現(xiàn)在明清的故宮，這是最后一個皇帝待的地方。我說這也很有意思，從第一個皇帝到最后一個皇帝，走了這么一大圈，但我感到很慶幸，這一個偶然接一個偶然，最后就偶然到故宮博物院了。

　　我上任很有意思，我們以前是，2002年的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是1925年的10月10日成立的，所以我到故宮的那一天恰好是10月10日，完全是碰上了這一天。這一天我也是很激動的，也是穿的整整齊齊的，因為我深知故宮的分量，故宮解放以來，五十年代以來，到我是第四任，這個我也感覺到責(zé)任是重大的。

　　在故宮，其實我自己感覺到，我能按我的意愿辦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就是故宮的文物清理，我對故宮的文物最先有認(rèn)識其實也是一個偶然。當(dāng)時1999年啊，故宮的副院長楊新先生來找我，他說鄭局長，我們辦了一個故宮的包裝藝術(shù)展，清宮的，你有沒有興趣看一下?我說這個名字還挺有意思，我就看，我一看那個展覽，我就問這是誰辦的?他說法國集美博物館的館長辦的。我說我們中國人可能沒有這個理念，首先包裝，把它包裝當(dāng)藝術(shù)的，它給我一個什么啟發(fā)?就說故宮什么東西算文物，什么不算文物?其中有一個文物叫一統(tǒng)車書，這是乾隆皇帝利用日本的漆器，里邊分了十層，都放的玉器，而且里邊包括繪的一些畫、題的詩，相當(dāng)雅致的，但是我們故宮把它分開了，把玉器給了古器委部，把這盒子給扔掉了，當(dāng)要辦這個展覽才好不容易把這個盒子找來了。我到庫房里邊我去看，說皇帝馬鞍子上怎么一塊不見了，我說這是什么東西不見了?他說這是一塊鐘表，把這鐘表取下來給了管鐘表部了。我認(rèn)為這都是近乎荒唐的做法，它是一個整體，這個鐘表，我想皇帝主要是一個裝飾品用，這等于我們今天的寶馬車上的一個裝飾物一樣。我們簡單把它分開了，由這個，我就提了一個觀點，說是，我們對什么是文物，不能簡單說它值錢不值錢，它的市場價值，而要看它的文化內(nèi)涵，看它是不是真正在歷史文化里邊起了一個記錄的作用，它有這個作用它就是文物。

　　故宮在五十年代處理了一次文物，處理了七十萬件，三十萬斤，這里邊我給大家提個問題，處理的皮貨皮件，各種大的小的，大家猜一下處理了多少件?誰能猜出來?猜出來我送他一本我的書，猜不出來我跟大家說，10萬件!這個皮毛組的組長是誰?沈從文先生。沈從文先生就寫了個報告，能不能把這一萬件貂皮留下來，最后說不留!當(dāng)然我今天看不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十萬件的皮衣皮件，它本身沒有文字的。其實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一直就在處理這一類東西，而且我們的第一任院長最后是以盜寶罪被法院起訴的，就是與處理這些文物有關(guān)的，所以我說，我們這次文物清理是一個觀念的變化。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故宮過去清宮地毯是三大殿都鋪著地毯，有各種毯子，有一千多件，但是我們對它的重視程度不夠，在2001年的時候，英國有個人叫麥克，他主要是研究中國的地毯，他聽說故宮有地毯，他就要求看，當(dāng)時我認(rèn)為領(lǐng)導(dǎo)還是比較有魄力，說讓看，因為那個條件太差，四面透風(fēng)，灰、塵土什么的一大堆，跟麥克說了以后，麥克很有經(jīng)驗的，他在北京買了一個防毒面具，然后他買了一身連衣的防護服，他主要害怕地毯里面的蟲子鉆到他衣服里，當(dāng)他看到那個塑料紙撥開一看，看到明代的地毯，他激動地把防毒面具都去掉，跪到地毯上，他說我看到這么好的，我想象不來的，他走了以后，故宮當(dāng)時就花了一筆錢，把這些地毯就重新給找好地方蒸呀，熏呀，保護起來。2005年，我們在英國有個展覽，這個麥克就請我到他家，到他的工作室去看一下，那一天晚上我們在倫敦的一個飯店，麥克拿著菜譜，他點菜，服務(wù)生就在旁邊，等著他點菜，他拿著菜譜他給我講地毯，這服務(wù)人員就很著急，我們的人給麥克也講，說我們的鄭院長還是個詩人，這個麥克說，詩，我知道，中國的唐詩很有名的，唐詩里邊肯定有些地毯的，這個人的中國地毯的癡迷程度啊，我真的很感動。

　　這幾年來，我剛才說的都是我們利用這些機遇干的，其實我自己感到我在故宮得到的遠遠大于我的付出，故宮有好多平平常常的人和事，你比如說故宮有個鑰匙房，這個鑰匙房大家知道能管多少把鑰匙?五千多把!我們有一千七百多處有鎖子，每一把鎖起碼有三把鑰匙，好多我們過去還有一些明代的鑰匙，現(xiàn)在都把它收起來了，這個管鑰匙房的人從早晨七點到下午五點就是集中領(lǐng)鑰匙的時候，大家上班以后，都等人領(lǐng)鑰匙的，他們的一個傳統(tǒng)就是開門前就是要喊一聲“開門咯!”，有的或者咳嗽一聲，打個招呼啊，說在里邊有什么黃鼠狼啊，有刺猬啊，有蛇啊，給它們提個醒，他們說這可能是清宮的時候傳下來的，但是大家都在這樣延續(xù)下來了。我們還有好多這個老專家，你像有一個去年去世的一個人，101了，叫徐邦達先生，大家可能聽過，中國的叫徐半尺，他鑒定，他看半截尺就行，徐先生的夫人跟我說，鄭院長，你能不能不說徐先生他退休了，徐先生不能上班，但他始終沒認(rèn)為他退休了。我們還有一個鄭珉中先生，今年整90了，在86歲的時候，他還每天騎自行車，從鼓樓邊的小石橋又騎到故宮來，我們給他配的車，他不坐，他說我不能不騎自行車，我們怎么辦?不過現(xiàn)在他也騎不成了。我們還有很多普普通通過的站店的員工，他們，你想不管刮風(fēng)下雨，他們都在那里，都很辛苦。而且他這些人，他沒有把你當(dāng)外人，有一天中午我正在辦公室，來了一個老職工，開門后，端了一個大碗到我的辦公桌，往桌子上一放，說你看鄭院長，這個面條越來越少了，我一想，大家沒把你當(dāng)外人。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故宮，我是感覺到我們在這么一個實實在在的一個很充實的這么一個環(huán)境中，我感受的都是他們不去教我，我就從他們身上感受到我的差距，我就感覺說我對故宮干的太少，這些人一輩子他們都給故宮干事。

　　我今天從偶然講起，大家的人生之路好多還沒完全開始，我們大家不能去等偶然，但是可能在我們生活中會碰到一些偶然，偶然是什么?偶然就是機遇!偶然可能給你提供一個新的天地，關(guān)鍵是你能不能抓住他。我感覺到從我自己在這方面有深刻的體會，所以今天說出來，和大家交流，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