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大家 ，我看到剛才的那個短片介紹。我是馮小剛的媳婦，我也是孩子的媽媽，但今天在這里我是作為演員徐帆跟大家交流。
做演員是我從小的夢想。小的時候，因為爸爸媽媽工作很忙，晚上演出的時候，家里沒有人照顧我，他們就只好把我和弟弟帶到演出的后臺。把我放在一邊，他們在化妝、在準備，所以在臺底下看媽媽演戲的時候，看媽媽的步伐像飄一樣，我覺得好女人、好美，我就在想自己什么時候可以在舞臺上表演。
可是十一歲的時候，一次晚飯后我爸爸的同事叫爸爸和媽媽說：“你們倆趕緊到劇團的排演場去。”說要看一個學生，非常漂亮，白白的一個女孩子。媽媽的同事跟她說，這個孩子真像你小時候，你剛進劇團時候的樣子。但我站在媽媽的身后，我心里在想卻不敢說：媽，最像你的應該是你的女兒，應該是我。這話可能到今天也是我媽第一次會聽到吧。后來我知道湖北戲曲學校在招生，招兩個科，一個京劇科，一個楚劇科。
知道招生以后，我就問我媽(可不可以報名)，我媽肯定會跟爸爸溝通，然而得到的結果卻是不行，爸爸不希望我做這一行。但是我又特別想，我就耍小孩子的心眼，就想那我去報京劇科，因為我爸爸是表演楚劇，他肯定會不知道。因為當時我的年齡是算偏大的 十二歲，其他都是八九歲的小孩，老師說，我扶著你下腰。我的腳在這，我的手胳膊在這，老師說，嗯，不錯，像長江大橋一樣。我就是不知道為什么像長江大橋，老師說你這距離多遠啊，太遠了。
于是我就偷偷地加緊練習，有的時候就套老師的話，那有的人天生就這么硬，他靠什么能把腿練軟?老師說晚上睡覺拿一根繩子，把一條腿放在腳的那一頭捆住，把要掰的這一條腿放在這上頭，之后將繩子拽在自己的手里 ，一點一點地拉，你覺得可以不那么費勁了，再往底下拉、再往底下拉。說完了我就記住了，就按老師說的方式去練，每天這么一點，每天這么一點 ，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我的腿也可以拉得跟我的身體是平行的，等又過了一個月，我的腰也是能夠把著自己的腳后跟了。
這是現在回憶才明白，父母為什么不想我繼承他們的事業。我在藝校的那三年，我非常地開心。正當我開心地覺得以后還可以學整出戲的時候 ，一個夏天我媽跟我說，你們學校解散了。我說什么叫解散 ，說你們這個科沒有了，我說我還想上學。在這種時候，我看見我爸爸跟隔壁武漢話劇院的老師們有過交流。等到回到家里的時候得知，武漢話劇院的老師讓我去考武漢話劇院的學員班，我就去了考。我覺得這一個過程我都是稀里糊涂的，而那幾年我也在武漢話劇院的舞臺上幫著一起演出，得到一些鍛煉。
在1986年跟武漢話劇院拍一個電視劇，碰到了現在北京人藝的演員，楊立新。后來等他拍完戲回去的時候，給我寫了一封信，就是說徐帆，現在北京人藝在招生，因為有三個學生到了甄別期被甄別了，所以需要補招，你愿不愿意來考?我當時在住院，就想趕緊脫離，我就跟他說，我想去。但是這個時候，我不再像考戲校那樣要跟爸爸媽媽說，我怕他們不同意，我也不敢跟劇院里任何一個人說，因為我怕說出去了，首先是我去不了怎么辦，如果我去了考不取怎么辦，怕人笑話。所以很多的事情，我都是先做了再說，不管成不成都是另外的事情。當時走沒來得及告訴楊立新，但是我記得，楊立新說過劇院其實是離火車站挺近的。
我下了火車以后不知道往哪走，我沒來過北京，也不分東南西北。但是我去問路人家會跟我說沖南，其實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北京站在往人藝去的地方是沖南還是沖北沖東。所以我就說，好，謝謝，麻煩您只告訴我現在要去人藝的方向是沖前走，還是沖左走，還是沖右走，人家說您朝前吧。好，我就朝前走。我說大概得走多少?有幾站地，反正這不遠不遠，都說不遠。好，我就走，但一直走到我覺得腸子肚子都快拽出來的時候，才到燈市口。
生活真的是怕什么來什么，我突然看到武漢話劇院的副院長從對面走過來，因為我頭一天還碰見他了，他說干嗎呢，我說我住院了。可是第二天就在另一個城市碰見他，他說你怎么住院住到這來了，我說我就是臨時有個事來看一個朋友。我撒謊撒不圓，太痛苦了，就是支支吾吾，但是院長也沒有說什么，肯定是不知道我來考試的。之后我找到了北京人藝。在我找楊立新的時候，楊立新(同事)說，你等一下，他可能在劇場里看電影。我等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楊立新出來說你為什么不告訴我?說了這些讓我去考試的時候，我說現在不行了，你能不能給我點吃的，我心慌得不行。所以我覺得，楊立新是我一輩子要感謝的人，他完全讓我的命運得到了巨大的改變，就像《唐山大地震》里頭說的，我一輩子做牛做馬，我也要報答他的恩情。
考試結束后，有一個老師跟我說，明天復試的時候，我希望你化點妝，別這樣白不呲咧的，這樣不好看，我說好好。我其實是一個內心很較勁的人，這種考試，是老師考我，同時我也在考老師。所以我第二天在復試的時候，我仍然沒有化妝，我覺得我就這樣。所以在考試的時候，老師在看著我的那一眼的時候，白了我一眼，馬上就不再搭理我了，但是就這一眼我就記住了。我就是覺得，不管成績如何，我就是要掌握自己，一定不能失誤。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請來基輔劇院的總導演，幫我們班排練《打野鴨》。當時我們的主課老師蘇民老師向他推薦，讓我演女主角，但是他就是不用，當時我在課堂里頭坐了一個星期，這個導演連看都不看我一眼。后來我覺得，不管你待不待見我，我再堅持一個星期，我一定要聽你跟其他的同學是怎么講解這個人物。在那兩個星期中，我把所有人物在我的腦子里演了無數遍，我覺得我就是自己的觀眾，在看自己演戲。
從那個時候，我明白就是要學會看自己演戲，所以我跟老師請假說我想回家，我的媽媽身體不是很好，因為她演出量特別大，太累了，有美尼爾氏綜合癥，病犯躺在床上躺了兩年。之后好不容易好一些，繼續表演，但后來不知道為什么又沒有戲演了，于是就做一些手工，我記得當時就看到我爸爸買很多叫鋁合金條，他用鋸子鋸，用來做相框 。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看到那個情形的時候，我都傻了，我完全沒有想到在臺上那么光鮮亮麗的演員，現在竟然開始做手工，我突然有一個很大的失落感。所以那時，我就想自己上的大學一分錢都不能讓他們花，三天以后我就跟我媽說，媽，我想回學校了。我媽說，你要有什么事，你就說出來，我就簡單地跟我媽媽說了一下。而這個時刻最重要的，我爸爸說了四個字，不卑不亢，這四個字，一直到今天都讓我受用。
從那以后我在學校里就很自覺，我跟老師說，可不可以帶著我去做一些可以賺錢的工作，老師說你鉆錢眼兒里頭了。我說我就是不想讓我爸爸媽媽付學費。老師一聽反正也說得挺實在的，就說行那我們配音，你可以參加嗎?我說可以。后來，只要是課外時間，我就去參加配音，而這也給了我很好的鍛煉機會，再后來給《超人總動員》配音的時候，一部電影我三個小時就完成了。我其實覺得有的時候，我在較勁的過程中，有時候也覺得挺不好的，因為較勁的時候在別人看來，會覺得你怎么那么任性。
現在突然想起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們在排練《海鷗》的時候，劇院里只有兩個宿舍，一個是男生宿舍，一個女生宿舍，我們女生就是十一二平米，五個人在里頭，還有陳小藝、龔麗君。我們三個女生搬進來，一看說這怎么辦呢，條件怎么還不如學校，學校還有一張床、一個書柜。當時我們就說要找劇院談。結果她倆都說有事出去，只剩我一個人了。怎么談呢，她們給我出主意說你就把我們說的這些都說吧，我說好。該到訓練的時間，我就不下樓，之后濮存昕和修宗迪，張宗云老師就上樓找我，說徐帆你怎么回事，你知道什么叫上班了嗎?我說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我沒地兒住，說你怎么就沒地兒住了，這不是地兒嗎 ?我說你現在看著這是我一個人，其實我們有五個人在這住。完了你再看看我們的男生，十個人住一個屋子，還不如我們學校呢。他們說到時候再說，我說不行，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大家不都那么艱苦嗎?我說有一個房子空著呢，他們說那我們了解，這樣我就下樓了。但是我跟著他們一路下樓時，一路上我都在想，我可能會失業吧，沒有人這么跟劇院的老演員們、領導們這么說話。另外還是一個這么困難的事情，但是我都顧不上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樣 ，后來兩個人一個房間 ，男生的也解決了。我說，太好了。
我其實是一個挺絮叨的人，我講了這么多從小的時候到上大學到進北京人藝的經歷，我其實只是想說，有的時候我們對自己其實可以多堅持一下，這樣就能看到前面。我在第一次跟馮小剛導演合作的時候，是拍《一地雞毛》的電視劇，那個戲因為跟陳道明老師合作，我覺得他太有名了。我看著他，就哆嗦。我記得有一場戲，馮導演讓我從這個位置走到那個位置，我要一邊走一邊跟陳道明老師說話，陳道明老師在那邊炒著菜，還要回過身跟我說話，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從這兒到那兒的過程當中，要把位置走準確，還有時間的點要掐在我們正好有一個換位的地方，我因為太緊張了，這一個鏡頭其實呈現在大家面前可能只有兩秒鐘，但是我拍了七遍，當時馮小剛導演跟我說，你作為一個演員，這個是最基本的，你讓人家陪你拍了七次，你自己覺得合適嗎?我當時覺得地上要有個縫我就鉆進去，但是我很清楚他說的真的非常對，我就是覺得這是一個對專業演員的要求。所以從那以后，我就對自己發誓，我絕不讓任何一個導演，為這些小事情來跟我說不對。
所以從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所有拍的戲，沒有一個導演說位置不行。要作為一個專業演員的話，必須把所有的東西都在平時練好，所以我也希望年輕的朋友記住，你們要在年輕的時候，把很多你以后需要的習慣早一些練成。
其實我也沒有什么太多的特別，就是這么啰里吧嗦的，在上到舞臺之前，我真的特別忐忑，就像剛才跟小撒說的，我其實不知道大家喜歡聽什么，在我們溝通交流的時候，也謝謝你們幫助我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