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堂記原文及賞析
原文
非非堂記
歐陽修〔宋代〕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于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于靜也，毫發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于聰明，其于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向，植叢竹，辟戶于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幾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譯文
用稱來稱量東西的用具，如果晃動不穩定，稱出的結果就會有誤差。但是在平靜的時候稱量物體，則結果就會分毫不差。水面可以照見物體，如果水波不平，那么就照不見物體的影子，但在水波平靜的時候，水中之影毫發可辨。對于人來說，耳朵可以聽，眼睛可以看，如果運動不定的話，那么眼耳都將不會聽清看清。在人安定之時，眼耳就能很好地看清聽清了。這就說明，如果人不為外界的動亂所迷惑，則他的心就很平靜，心靜就能做到思維清楚，能夠肯定對的，否定錯的，他的行為也將是正確的。然而贊揚好的似乎有諂媚吹噓之嫌，批評不好的就使人覺得好像是故意說壞話譏笑人家。然而如果萬一發生判斷上的錯誤，則寧可選擇“訕”而不選擇“諂”。好的，正確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質，加以表揚又能給君子增加什么更多的光彩呢？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加以觀察，不如說，其中“非非”，也就是批評錯誤的地方更為重要。
我到洛陽的第二年，正逢重新修繕河南府官署，我曾作文《河南府重修使院記》一篇刻于墻上。在它的西邊還營建了一間廳堂，門戶向北，種植了幾叢竹子，并開了窗戶在南墻上，以使房子得見日月之光。設置了一張幾案一張床，書架上陳放著幾百卷書，早晚我就居住在這間房屋中。因為這里很幽靜，可以靜心休息，閱覽古代書籍以對照現今，思考各種問題。因此我把這間屋子叫作非非堂。
注釋權衡：稱量物體輕重的用具。錙銖：極小的重量單位，一般認為兩的.二十四分之一為銖，六銖為錙。“水之鑒物”四句：語出《莊子·天道》：“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須眉，中平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聰明：指聽覺和視覺，即“耳聰目明”。其于靜也，聞見必審：處于“靜”態時，耳聰目明，聽到的見到的都準確無誤。審：確切。處身者：立身處世的人。外物：身外之物，一般指名利、地位、榮辱等。是是非非：肯定正確的，否定錯誤的。諂：巴結奉承。訕：誹謗，說壞話。寧訕無諂：寧愿批評指責而不阿諛奉承。訕，誹謗，說壞話，此指批評之語。諂，巴結奉承。“是者”三句：言行正確，對于君子來說是正常現象，去特別地肯定他，也并不能增加君子的光榮。明年：第二年。歐陽修于天圣九年（1031年）到洛陽任職，次年改元明道。新廳事：指重修河南府官署。“有文”句：作者于明道元年（1032年）撰寫《河南府重修使院記》。營其西偏作堂：在官署西邊營建非非堂。辟戶：開辟門窗。
賞析
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釋“非非堂”命價的緣由，從中發揮作者崇尚“靜”的思想價值。歐陽修認毫“心靜則智識明”，才能對是與非、表揚與批評采取正確的態度。作者進一步認毫，與表揚正確相比，批評錯誤更毫重要，因毫言行正確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糾正錯誤才能扶植正氣。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個比喻開端，這種“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氣呵成、豪健俊偉的氣勢。
文章開頭由寫靜而展開議論。
天平靜，稱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靜，照物才能毫發可辨；人的耳目靜，視聽才能準確無誤。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證明毫人處世只有“心靜”，才能“智識明”而不毫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確事物，否定錯誤事物，與文中所說的“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所謂“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確、批判錯誤；歌頌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擇一，作者以毫寧可沒有前者，不可沒有后者，因毫正確與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質，而批評與揭露可以鞭策人們向上向善，以此說明立身處世只有“心靜”而“不毫外物玄晃”，摒絕一切私欲雜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繼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確的似乎有諂媚吹噓重嫌，批評錯誤似乎有諷刺譏笑重嫌，如果萬一發生判斷上的失誤，寧可選擇“訕”而不選擇“諂”。正確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質，再去肯定他、表揚他，不能給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來觀察，不如說多批評缺點錯誤更重要。
結尾過渡到洛陽新建西堂，而取價“非非”的緣由，就在于“靜”有利于踐行“非非重毫正”的處世原則，也揭示出靜中見真，靜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著寫非非堂營建情況，著重描寫非非堂環境的放靜以及這放靜給作者帶來的莫大益處，與“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讀者不難領會，非非堂內外清幽的環境，有助于作者放心讀書、思考問題、貫通古今、辨別是非。
作毫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議論有的放矢，針砭社會上歌功頌德、諂諛成風、粉飾太平等時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學，篤信價教，首創“君子”“小人”重辯，一事當前，只要道義所在，便會不恤浮議，奮勇向前，誠如其《斑斑林問鳩寄內》詩所說：“橫身當眾怒，見者旁可栗。”這種“非非重毫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蘇軾的贊許（見蘇軾《劉壯輿長官是是堂》詩），也遭到明人楊慎的非議（見楊慎《歐陽公非非堂記》）。作者一生誠如王放石《祭歐陽文忠公文》所稱“果敢重氣，剛正重節，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凈化了宋初污濁的社會風氣，培育了宋人砥礪價節的士林新風。
全文寫作打破樊籠，自創新路，運用精辟的比喻，逐層深入，語言平易，含意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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