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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言何益原文及翻譯
在平時的學習中，說起文言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文言文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古人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要一起來學習文言文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多言何益原文及翻譯，歡迎大家分享。
多言何益
【原文】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①，日夜恒鳴，口干舌擗②，然而不聽。今觀晨雞，時夜③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選自《墨子·墨子后語》）
【注釋】
1、選自《墨子·墨子后語》
2、蛙黽（méng）：蛙。黽，蛙的一種。
3、擗：同“敝”，困，疲勞。
4、時夜：按時在黑夜結束的時候。
5、子禽（qín）：人名，墨子的學生。
6、益：好處。
7、恒：常常
8、觀：看，看到。
9、多言何益：多說話有什么好處呢？
10、以時而鳴：按時鳴叫。
11、時夜而鳴，天下振動：翻譯天未亮時就引吭高歌而鳴，驚醒天下生靈，紛紛振作行動起來。
12、時：切合時機，按時。
13、敝：破爛。
【譯文】
子禽問老師：“多說話有好處嗎？”墨子答道：“蛤蟆、青蛙，白天黑夜叫個不停，叫得口干舌疲，可是沒有人去聽它的。今晨看到那雄雞，在黎明按時啼叫，天下振動，（人們早早起身。）多說話有什么好處呢？只有在切合時機的情況下說話才有用”。
中心思想：
道理：唯其言之時也。
分析：說話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切合時機，抓住關鍵，一語道破。
相關啟示：
多說話不一定有好處，只有在適當的時候說話才是明智的。
分析：墨子就“多言有益乎？”這個問題，采用舉例子，作比較的手法，說明了一個道理：說話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切合時機，抓住關鍵，一語道破。誦讀時按圖“多言有益乎？”這一問題，從對比的兩個方面去理解，得出“惟其言之時也”的道理。
賞析：
俗話說，會說的，不如會聽的。言多有失，因為說是輸出，人一旦好為人師，免不了有圓不了場的時候。漢字中有個圣字，什么是圣人？這個字繁體字寫作“聖”，這其中就有個耳字。為啥呢？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說能聽進別人的意見，不要自以為是。所以，聽別人說話就是一種智慧。不要老是在那里喋喋不休，你引以為自豪的東西，在被人看來可能是十分可笑的，甚至說是令人討厭的。應該知道，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古訓，有時候對牛彈琴是沒有意義的，除非高山流水有了知音，自然開懷暢敘。總之，說話要分時間場合，要看清楚對象，并且要抓住重點，否則就成為一種聒噪，讓人討厭，何況多言多失呢？
墨子簡介：
墨子(約前480～前420)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
中文名稱：墨子
又名：墨翟
性別：男
所屬年代：春秋戰國時代
生卒年：約480～420
生平簡介
墨子(約前480～前420)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名翟。春秋末戰國初魯國人。墨子出身低賤，一生中除著書立說和教授門徒外,還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他曾仕于宋,為大夫，又到過衛、齊、楚、越諸國。楚惠王時，公輸般作攻戰之具，打算為楚攻宋。墨子聞訊，行走十晝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書。他和楚貴族魯陽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跡僅此。
墨子有著作傳世。《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有七十一篇，后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僅五十三篇。其中較能代表墨子學說和思想者有《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等。其余大都為墨家后學所作。其中《經》、《經說》和《大取》、《小取》，均屬名辯之作，以討論人的認識論和邏輯學等問題為主，可能成書于戰國晚期,故為集名辯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戰國名辯之學的重要材料(見《墨經》)。《備城門》、《雜守》等十一篇，主要講城守之術，應為兵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種見證。還有如《親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
《淮南子》說,墨家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墨家和儒家都以《詩》、《書》為經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兩家不但在學術淵源上不盡相同，而且長期以來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據《墨子》可知，墨子的學說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①兼愛非攻。所謂兼愛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并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揚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僅決定自然界星辰、四時、寒暑等的運動變化，還對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對于鬼神,墨子不僅堅信其有,而且認為它們對于人間君主或貴族也會賞善罰暴。
③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認為，國君是國中賢者，百姓應以君上之是非為是非。他還認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尚賢是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以為是政事之本。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對于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
④節用。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君主、貴族都應象古代大禹一樣，過著極為儉樸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
墨家在戰國是一重要學派，和儒家一道被稱為顯學，其徒屬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較有名者有禽滑、縣子碩、公尚過、隨巢子、胡非子等。《韓非子》說墨子死后,墨家分裂為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學顯榮于天下者不可勝數”。
當時人稱活動于齊、魯、宋等地的墨徒為東方之墨者，稱活動于楚、越者為南方之墨者。墨徒進入到秦國者也不少，從惠文王時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禮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號令門》篇即出于秦國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國具有較大的勢力。
墨徒對自己要求較嚴，《莊子》說他們“以繩墨自糾，備世之急”。特別在生活奉養上提倡“以自苦為極”的犧牲精神，從而形成了墨徒與別家所不同的一種獨特形象。墨徒之間還組成紀律嚴格的組織，以精于墨理者為首領，號曰“鉅子”。“鉅子”死則另傳他人。墨徒以鉅子為圣人，“鉅子”權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處置犯了過錯的墨徒。《淮南子》說“鉅子”可以指揮其徒屬“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陽城君等貴族反對吳起而失敗,墨家“鉅子”孟勝效忠于陽城君,其徒屬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難。
從西漢開始,墨學不再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為《墨子》作注釋,僅西晉魯勝曾為《經》、《經說》作注。宋鄭樵說《墨子》還有樂舌注，不過魯、樂之書都未流傳下來。清代學者因治經而兼及諸子，于是盧文□、孫星衍、畢沅等又都為《墨子》作校注。清末孫詒讓《墨子間詁》為各種墨注中之最佳者。
墨子主要影響：
政治思想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他認為，要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選擇十大主張中最適合的方案。如“國家昏亂”，就選用“尚賢”“尚同”；國家貧弱，就選用“節用”“節葬”；等等。“兼以易別”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體行動綱領。他認為只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他對統治者發動戰爭帶來的禍害以及平常禮俗上的奢侈逸樂，都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而人民與天子國君，則都要服從天志。
兼愛非攻
墨子的“非命”“兼愛”之論，和儒家“天命”“愛有等差”相對立，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要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所謂兼愛，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愛別人就像愛自己，并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他反對戰爭，要求和平。
天志明鬼
宣揚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之有志——兼愛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墨子不僅堅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認為它們對于人間君主或貴族會賞善罰暴。墨子宗教哲學中的天賦人權與制約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學中的一大亮點。
尚同尚賢
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實行義政。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墨子認為，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而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以為是政事之本。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對于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
節用節葬
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久喪厚葬無益于社會。認為君主、貴族都應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樣，過著清廉儉樸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
非樂非命
墨子極其反對音樂，甚至有一次出行時，聽說車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馬掉頭。他認為音樂雖然動聽，但是會影響農民耕種，婦女紡織，大臣處理政務，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則，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對音樂。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賞善罰惡，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務于他的“兼愛”，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張“非命”。認為認得壽夭，貧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亂都不是由“命”決定的，只要通過人的積極努力，就可以達到富，貴，安，治的目標。墨子反對儒家所說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認為這種說法“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之人”墨子看到這種思想對人的創造力的消磨與損傷，所以提出非命。
軍事思想
墨子軍事思想是處于弱者地位的自衛學說，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
墨子認為，當時進行的戰爭均屬掠奪性非正義戰爭，在《非攻》諸篇中，反復申訴非攻之大義，認為戰爭是兇事。他說，古者萬國，絕大多數在攻戰中消亡殆盡，只有極少數國家幸存。這就好比醫生醫了上萬人，僅僅有幾人痊愈，這個醫生不配稱之為良醫一親友，戰爭同樣不是治病良方。歷史上好戰而亡的統治者不可勝數。這無異于給那些企圖通過攻戰來開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當頭棒喝。所以墨子主張，以德義服天下，以兼愛來消弭禍亂。在墨子眼里，兼愛可以止攻，可以去亂。兼愛是非攻的倫理道德基礎，非攻是兼愛的必然結果。
墨子主張非攻，是特指反對當時的“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的掠奪性戰爭。墨子以是否兼愛為準繩，把戰爭嚴格區分為“誅”（誅無道）和“攻”（攻無罪），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兼愛天下之百姓”的戰爭，如禹攻三苗、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幫助，是正義戰爭。反之，大攻下，強凌弱，眾暴寡，“兼惡天下之百姓”的戰爭，是非正義的。
墨子還堅決無情地揭發當時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無盡的災難：一、貽誤農時，破壞生產。農業是斬斷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二、搶劫財富，不勞而獲。竊入桃李，搶人犬豕雞豚、牛馬，殺人越貨者，“謂之不義”，攻小國，“入其溝境，刈其莊稼，斬其樹木”，同樣是“不與其勞就其實，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義行為。三、殘害無辜，掠民為奴。墨子指出，大國君主命令軍隊攻小國，“民之格者，則逕殺之。不格者，則系操而歸。丈夫以為仆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墨子“惟非攻，是以講求備御之法”，從“非攻”出發，《墨子》論述了作為弱小國家如何積極防御的問題。墨子深知，光講道理，大國君主是不會放棄戰爭的，因而主張“深謀備御”，以積極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戰爭。這些研究防御作戰的論述，集中在《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個以城池防守為核心的防御理論體系，概言之，包括三個方面內容。一是倡導積極準備，力爭做到有備無患。“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廓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必無備慮，不可以應卒。”只有在戰前進行后勤、城防、軍備、外交、內政等物質和精神上諸方面的充分準備，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戰斗中的有利條件和主動地位，贏得防御作戰勝利。二是“守城者以亟敵為上”的積極防御指導思想。墨子認為在守城防御中，應守中有攻，積極殲敵。“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傷敵”的具體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確布置兵力；以國都為中心，形成邊城、縣邑、國都的多層次縱深防御，層層阻擊，消耗敵人；頑強堅守與適時出擊結合。三是在防御作戰具體戰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戰戰術原則。《備城門》等篇，墨子通過禽滑厘的詢問，對十二種攻城方法一一對以有效防御。如高臨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當時頗為先進的攻城術，墨子對以別具匠心的應對措施，并詳細解說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認為，正義戰爭并不都是被動的“守御”戰爭，主動出師征伐有罪之國，也是一種正義的戰爭。墨子將伐“無罪之國”定義為“攻”，這是非正義的戰爭；將伐“有罪之國”定義為“誅”，這是一種正義的戰爭。可見，從“非攻”、“救守”到“出誅”這一系列豐富思想的呈現，充分顯示了墨子軍事思想的完美性、辯證性、合理性與深刻性。
墨子的軍事戰略是防御的戰略，可概括為“非攻止戰、以弱勝強”八字方針。“非攻止戰”是最高謀略，是戰略的目的所在。“非攻”要求世界和平、息戰友好。“止戰”是為了制止敵人發動侵略戰爭的企圖，須以堅強的武備為后盾。“以弱勝強”則體現在“扶弱擊強”“以一當十”“以勇為本”“全民皆兵”這幾個方面。“扶弱擊強”表明了墨家匡扶正義、反對侵略、保護弱小的大無畏氣概；“以一當十”表明了墨家要求守城者最大限度地發揮精神力量與戰斗力量；“以勇為本”則反映了墨家“赴湯蹈火”、“死不旋踵”英勇犧牲精神；“全民皆兵”的防守原則，使得城池成為了堅不可摧、不可戰勝的鋼鐵堡壘。
墨子防御理論在中國兵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關防御原則和戰術的記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籠統稱為“墨守”。相對于范蠡從戰略高度提出了樸素的積極防御理論，墨子則更多從作戰角度探討防御，形成了較完備的防御作戰理論體系，而這一體系恰好與孫子以進攻為主的作戰理論形成互補關系，對傳統兵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墨子反對“攻無罪”的不義戰爭，倡導“誅無道”的正義戰爭。在這種戰爭觀的基礎上，他從守小國、弱國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全方位積極防御的軍事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哲學思想
墨子的哲學建樹，以認識論和邏輯學最為突出。
認識論
墨子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是在認識論方面。他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為依據。墨子從這一樸素唯物主義經驗論出發，提出了檢驗認識真偽的標準，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實”“利”綜合起來，以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和社會效果為準繩，努力排除個人的主觀成見。在名實關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題，主張以實正名，名副其實。墨子強調感覺經驗的真實性的認識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結論。但墨子并沒有忽視理性認識的作用。
墨子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他把聞知又分為傳聞和親聞二種，但不管是傳聞或親聞，在墨子看來都不應當是簡單地接受，而必須消化并融會貫通，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因此，他強調要“循所聞而得其義“，即在聽聞、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別人的知識作為基礎，進而繼承和發揚。墨子所說的“說知”，包含有推論、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論而得到的知識。他特別強調“聞所不知若已知，則兩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識去推知未知的知識。如已知火是熱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熱的；圓可用圓規畫出，推知所有的圓都可用圓規度量。由此可見，墨子的聞知和說知不是消極簡單地承受，而是蘊涵著積極的進取精神。除聞知和說知外，墨子非常重視親知，這也是墨子與先秦其他諸子的一個重大不同之處。墨子所說的親知，乃是自身親歷所得到的知識。他把親知的過程分為“慮”“接”“明”三個步驟。“慮”是人的認識能力求知的狀態，即生心動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僅僅思慮卻未必能得到知識，譬如張眼睨視外物，未必能認識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讓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去與外物相接觸，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質和形狀。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識，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觀知識，且有些事物，如時間，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識還是初步的，不完全的，還必須把得到的知識加以綜合、整理、分析和推論，方能達到“明”知的境界。總之，墨子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在認識論領域中獨樹一幟。
邏輯學
墨子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體系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墨辯和因明學、古希臘邏輯學并稱世界三大邏輯學。他比較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
墨子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并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墨子的“辯”雖然統指辯論技術，但卻是建立在知類（事物之類）明故（根據、理由）基礎上的，因而屬于邏輯類推或論證的范疇。墨子所說的“三表”既是言談的思想標準，也包含有推理論證的因素。墨子還善于運用類推的方法揭露論敵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導和啟蒙，墨家養成了重邏輯的傳統，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的體系。
由這一思維法則出發，墨子進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維方法。他把思維的基該方法概括為“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小取”）。也就是說，思維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觀事物間的必然聯系，以及探求反映這種必然聯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辭”（判斷）、“說”（推理）表達出來。“以類取，以類予”，相當于現代邏輯學的類比，是一種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還總結出了假言、直言、選言、演繹、歸納等多種推理方法，從而使墨子的辯學形成為一個有條不紊、系統分明的體系，在古代世界中別樹一幟，與古代希臘的邏輯學、古代印度的因明學并立。
科學思想
宇宙論
墨子認為，宇宙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個體或局部都是由這個統一的整體分出來的，都是這個統一整體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也就是整體包含著個體，整體又是由個體所構成，整體與個體之間有著必然的有機聯系。從這一連續的宇宙觀出發，墨子進而建立了關于時空的理論。他把時間定名為“久”，把空間定名為“宇”，并給出了“久”和“宇”的定義，即“久”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時間，“宇”為包括東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間，時間和空間都是連續不間斷的。
在給出了時空的定義之后，墨子又進一步論述了時空有限還是無限的問題。他認為，時空既是有窮的，又是無窮的。對于整體來說，時空是無窮的，而對于部分來說，時空則是有窮的。他還指出，連續的時空是由時空元所組成。他把時空元定義為“始”和“端”，“始”是時間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單位，“端”是空間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單位。這樣就形成了時空是連續無窮的，這連續無窮的時空又是由最小的單元所構成，在無窮中包含著有窮，在連續中包含著不連續的時空理論。
在時空理論的基礎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運動論。他把時間、空間和物體運動統一起來，聯系在一起。他認為，在連續的統一的宇宙中，物體的運動表現為在時間中的先后差異和在空間中的位置遷移。沒有時間先后和位置遠近的變化，也就無所謂運動，離開時空的單純運動是不存在的。
對于物質的本原和屬性問題，墨子也有精辟的闡述。在先秦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質的本原是“有生于無”（《老子》第1章），“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第40章）。墨子則首先起來反對老子的這一思想，提出了萬物始于“有”的主張。他指出，“無”有二種，一種是過去有過而如今沒有了，如某種滅絕的飛禽，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為“有”；一種是過去就從來沒有過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這是本來就不存在的“無”。本來就不存在的“無”不會生“有”，本來存在后來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無”。由此可見，“有”是客觀存在的。接著，墨子進而闡發了關于物質屬性的問題。他認為，如果沒有石頭，就不會知道石頭的堅硬和顏色，沒有日和火，就不會知道熱。也就是說，屬性不會離開物質客體而存在，屬性是物質客體的客觀反映。人之所以能夠感知物質的屬性，是由于有物質客體的客觀存在。
數學論述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從理性高度對待數學問題的科學家，他給出了一系列數學概念的命題和定義，這些命題和定義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嚴密性。
墨子所給出的數學概念主要有：“倍”、“同長”、“中”、“圜”、正方形、直線等等。
關于“倍”的定義。墨子說：“倍，為二也。”（《墨經上》）亦即原數加一次，或原數乘以二稱為“倍”。如二尺為一尺的“倍”。關于“平”的定義。墨子說：“平，同高也。”（《墨經上》）也就是同樣的高度稱為“平”。這與歐幾里得幾何學定理“平行線間的公垂線相等”意思相同。
關于“同長”的定義。墨子說：“同長，以正相盡也。”（《墨經上》）也就是說兩個物體的長度相互比較，正好一一對應，完全相等，稱為“同長”。
關于“中”的定義。墨子說：“中，同長也。”（《墨經上》）這里的“中”指物體的對稱中心，也就是物體的中心為與物體表面距離都相等的點。
關于“圜”的定義。墨子說：“圜，一中同長也。”（《墨經上》）這里的“圜”即為圓，墨子指出圓可用圓規畫出，也可用圓規進行檢驗。圓規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廣泛地應用，但給予圓以精確的定義，則是墨子的貢獻。墨子關于圓的定義與歐幾里得幾何學中圓的定義完全一致。
關于正方形的定義。墨子說，四個角都為直角，四條邊長度相等的四邊形即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來畫圖和檢驗。這與歐幾里得幾何學中的正方形定義也是一致的。
關于直線的定義。墨子說，三點共線即為直線。三點共線為直線的定義，在后世測量物體的高度和距離方面得到廣泛的應用。晉代數學家劉徽在測量學專著《海島算經》中，就是應用三點共線來測高和測遠的。漢以后弩機上的瞄準器“望山”也是據此發明的。
此外，墨子還對十進位值制進行了論述。中國早在商代就已經比較普遍地應用了十進制記數法，墨子則是對位值制概念進行總結和闡述的第一個科學家。他明確指出，在不同位數上的數碼，其數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數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數位上，一可多于五。這是因為在同一數位上（個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當一處于較高的數位上時，則反過來一包含了五。
物理學研究
墨子關于物理學的研究涉及到力學、光學、聲學等分支，給出了不少物理學概念的定義，并有不少重大的發現，總結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學定理。
首先，墨子給出了力的定義，說：“力，刑（形）之所以奮也。”（《墨經上》）也就是說，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即使物體運動的作用叫做力。對此，他舉例予以說明，說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舉，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時，墨子指出物體在受力之時，也產生了反作用力。例如，兩質量相當的物體碰撞后，兩物體就會朝相反的方向運動。如果兩物體的質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質量大的物體雖不會動，但反作用力還是存在。
接著，墨子又給出了“動”與“止”的定義。他認為“動”是由于力推送的緣故，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也”的觀點，意思是物體運動的停止來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沒有阻力的話，物體會永遠運動下去。這樣的觀點，被認為是牛頓慣性定律的先驅，比同時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學誕生和發展的標志（亞理士多德認為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沒有力物體就不會運動，而停止是物體的本性，這樣的觀點是符合常人觀測的結果的，卻是膚淺和錯誤的）。
關于杠桿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稱重物時秤桿之所以會平衡，原因是“本”短“標”長。用現代的科學語言來說，“本”即為阻力臂，“標”即為動力臂，寫成力學公式就是動力×動力臂（“標”）=阻力×阻力臂（“本”）。此外，墨子還對杠桿，斜面、重心、滾動摩擦等力學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這里就不一一贅述。在光學史上，墨子是第一個進行光學實驗，并對幾何光學進行系統研究的科學家。如果說墨子奠定了幾何光學的基礎，也不為過分，至少在中國是這樣。正如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物理卷中所說，墨子關于光學的研究，“比我們所知的希臘的為早”，“印度亦不能比擬”。
墨子首先探討了光與影的關系，他細致地觀察了運動物體影像的變化規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題。也就是說，運動著的物體從表觀看它的影也是隨著物體在運動著，其實這是一種錯覺。因為當運動著的物體位置移動后，它前一瞬間所形成的影像已經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運動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會永遠存在于原有的位置，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運動，只是新舊影像隨著物體運動而連續不間斷地生滅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運動。墨子的這一命題，后來為名家所繼承，并由此提出了“飛鳥之影未嘗動”的命題。隨之，墨子又探討了物體的本影和副影的問題。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點光源，由于從各點發射的光線產生重復照射，物體就會產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點光源，則只有本影出現。接著墨子又進行了小孔成像的實驗。他明確指出，光是直線傳播的，物體通過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這是因為光線經過物體再穿過小孔時，由于光的直線傳播，物體上方成像于下，物體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為倒像。他還探討了影像的大小與物體的斜正、光源的遠近的關系，指出物斜或光源遠則影長細，物正或光源近則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則影形成于物與光源之間。
特別可貴的是，墨子對平面鏡、凹面鏡、凸面鏡等進行了相當系統的研究，得出了幾何光學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鏡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遠近對稱的像，但卻左右倒換。如果是二個或多個平面鏡相向而照射，則會出現重復反射，形成無數的像。凹面鏡的成像是在“中”之內形成正像，距“中”遠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處則像與物一樣大；在“中”之外，則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遠“中”像小。凸面鏡則只形成正像，近鏡像大，遠鏡像小。這里的“中”為球面鏡之球心，墨子雖尚未能區分球心與焦點的差別，把球心與焦點混淆在一起，但其結論與近現代球面鏡成像原理還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還對聲音的傳播進行過研究，發現井和罌有放大聲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導學生說，在守城時，為了預防敵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罌于井中，罌口繃上薄牛皮，讓聽力好的人伏在罌上進行偵聽，以監知敵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敵的準備（原文是：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盡管當時墨子還不可能明白聲音共振的機理，但這個防敵方法卻蘊含有豐富的科學內涵。
教育思想
墨子是一位教育家。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設有文、理、軍、工等科的綜合性平民學校，就是墨子在30歲前創辦的。這個學校培養了大批人才，史稱“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艱苦實踐、服從紀律”，并且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機械制造
墨子精通手工技藝，可與當時的巧匠公輸班相比。墨子擅長防守城池，在止楚攻宋時與公輸般進行的攻防演練中，已充分地體現了他在這方面的才能和造詣。他曾花費了3年的時間，精心研制出一種能夠飛行的木鳥（風箏、紙鳶），成為中國古代風箏的創始人。他又是一個制造車輛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時間內造出載重30石的車子。他所造的車子運行迅速又省力，且經久耐用，為當時的人們所贊賞。
墨子幾乎諳熟了當時各種兵器、機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術，并有不少創造。在《墨子》一書中的《備城門》《備水》《備穴》《備蛾》《迎敵祠》《雜守》等篇中，他詳細地介紹和闡述了城門的懸門結構，城門和城內外各種防御設施的構造，弩、桔槔和各種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藝，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構筑技術。他所論及的這些器械和設施，對后世的軍事活動有著很大的影響。
墨子主要作品：
墨子死后，墨家弟子根據墨子生平事跡的史料，收集其語錄，編成了《墨子》一書，為墨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對墨子言行的記錄。
《墨子》內容廣博，包括了政治、軍事、哲學、倫理、邏輯、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學的重要史料。此書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記載墨子言行，闡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著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西晉魯勝、樂壹都為《墨子》一書作過注釋，已散失。如今的通行本有孫詒讓的《墨子閑詁》，以及《諸子集成》所收錄的版本。
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論，散見于各種典籍之中，如見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戰國策》《諸宮舊事》《神仙傳》等等。《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七十一篇，經歷代亡佚，到宋時，只存六十篇，如今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節用》下篇，《節葬》上、中篇，《明鬼》上中篇，《非樂》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連篇目皆亡佚，在這十篇中，只有《詩正義》曾提到過《備衛》此篇目，其余無可考。墨家著作是在六朝以后逐漸流失的，明正統十年（1445年），張宇初奉敕，將《墨子》刻入《道藏》。《墨子》傳世五十三篇，是因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錄，才得以留傳下來。汪中將墨子書分為內外二篇，著有《墨子表征》一卷。
《墨子》一書，既非一人所作，又非一時所成。一般認為《墨子》是由墨子自著及其門徒記述墨子言論的書篇而寫定的一家之言。按照梁啟超的分類，《墨子》一書內容可以分為五大類。
墨子人物爭議：
關于墨子的里籍主要有三種說法：宋國說，魯國說，魯陽說。
宋國說（今河南商丘）
墨子是宋國貴族目夷之后，目夷是宋國君主宋襄公的哥哥。
早在西漢時期就有墨子為宋國人的記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據此有眾多學者稱其為宋人，此說一直流行至今。眾所周知，《史記》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在這里，司馬遷盡管沒有言明墨子的出生地，但指出墨子是“宋之大夫”。
《漢書·藝文志》也說“《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后。”記載與《史記》同。需要說明的是，戰國時期的大夫之職，多為世襲。所以，《史記》、《漢書》雖未言明墨子出生地，但由于大夫之職世襲，實際上暗示了墨子就是宋國人。后世學者也據此認為墨子是宋國人，出生地也當在宋國。
從《墨子》全書來看，墨子在宋國的活動較多，與宋國的關系最為密切，對宋國的感情最深，這可以從墨子“止楚攻宋”事件中看得出來。另外，《墨子》一書明顯具有宋地方言的特點，沒有魯、楚方言，這也是墨子宋人說的有力證據。再者，墨子是一位以天下為懷游走四方的學者，所謂“孔子鍋灶燒不黑，墨子板凳坐不暖”即是，他經常往來于宋國、魯國、齊國、魏國、楚國等很多地方。由此看來，梁啟超以“歸而過宋”語否定墨子為宋人，實為牽強。“歸而過宋”只是證明了墨子當時沒有居住在宋國，并不能證明他不是宋人。而東晉時期的文學家葛洪在《神仙傳》中早已明確記載：“墨子者名翟，宋人也。”
魯國說（今山東滕州）
魯國說是清朝末年才開始有的說法，清末學者孫詒讓作《墨子間詁》，在附文《墨子傳略》中，第一次提出墨子為魯國人。多數山東籍學者贊同墨子為春秋戰國時期魯國人。
小邾婁國前身為目夷國。周朝初期，目夷并入周以后就稱為小邾婁國，在山東省滕州市木石鎮出土一文物“目夷戈”，還出土了很多特色鮮明的小邾婁國的青銅器。傳說墨子學說繼承了邾婁文化的傳統。
該說法得到絕大多數山東籍墨學研究者（匡亞明、任繼愈、楊向奎、張岱年、張知寒、季羨林）的認同。
山東滕州籍墨學研究學者張知寒在《墨子原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論文中進一步考證，墨子出生地應為古代邾國的“濫邑”（現山東滕州境內），濫邑后來歸屬魯國。其主要依據有：《墨子·貴義》“墨子自魯即齊”。《墨子·魯問》“以迎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公輸般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
魯陽說（今河南魯山）
魯陽當地人聲稱墨子是魯陽堯山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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