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貨志原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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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食貨志原文翻譯

　　宋史食貨志的作者是班固，那么宋史食貨志你看得懂嗎？下面請看小編特地為大家收集的宋史食貨志原文翻譯！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魚、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斫木為耜煣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后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茂遷有無，萬國作B376。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余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己受田，其家眾男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谷。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D733殖于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常，五常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馌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后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圣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后私。其《詩》曰：“有CA56凄凄，興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進業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于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

　　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后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ED54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賦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贏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并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為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后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于縣官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C03D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是后，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并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谷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圣人于五谷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后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B04B。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B04B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B04B，長終畝。一畝三B04B，一夫三百B04B，而播種于B04B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貴阝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蕓或B679，黍稷DE3EDE3E。”蕓，除草也。B679，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DE3EDE3EDE3E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辟。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E346地，課得谷皆多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后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谷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谷，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后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谷，筑倉治船，費值二萬萬余，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筑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谷石三百余，民多餓死，瑯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谷賑貸窮乏。其后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

　　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蓄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設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請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后”，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

　　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籓，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狹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钅句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钅句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遣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并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十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眾。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誖亂。邊兵二十余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谷賈翔貴。

　　末年，盜賊群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于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至，乃下詔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奸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為此言，以至于亡。

　　文言文翻譯：

　　《洪范》的八種政務官員中，一是管民食的官，二是管財貨的官。食是指農民生產的可以吃的好谷，貨是指可穿的布帛，以及金刀龜貝，用來分配財產擴散利益以通有無。遣兩者，是人民生活的根本，從神農的時代就開始興起。“砍下木頭作為耜，弄彎木頭作為耒，把耒耨的好處傳給天下”，這樣食物就充足了;“到中午時就形成了集市，招來天下的人民，聚積天下的貨物，交換后就走開，使他們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樣財物就流通了。食物充足貨物流通，然后國家充實人民富足，這樣政教風化就形成了。黃帝以下“為百姓變通，使他們不感到厭倦”。堯帝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把天時節令告訴給人民”，舜帝在“百姓開始饑餓”時任命后稷，把造作為政治的首位。大禹平定了洪水，安定了九州，規范了田地，各自根據所出生的遠近，把田賦交到盛貢物的橢圓竹器中，勸勉天下交換有無，萬國就得到治理。商、周的強盛，《詩》和《書》上有所記述，主要在于安定百姓，使他們富足后再來加以教育。所以《易》上稱“天地的大德是生命，圣人最寶貴的事物是帝位;怎么守住帝位叫仁，怎么聚積人叫財。”財物，是帝王用來聚積人員保守帝位，撫養群眾，順從上天的恩德，治理國家安定人民的根本。所以說：“不擔心少而擔心不平均，不擔心貧苦而擔心不安定;因為平均了就沒有貧苦，協調了就沒有多寡，安定了就不會傾覆。”因此英明的君王界定百姓，就建筑城邑讓他們居住，在井田中建屋廬使他們平均，開設市場使他們進行財物流通，設立學校來教育他們;士、農、工、商，四種人有自己的事業。學習后來做官叫士，開辟土地生產谷物叫農，利用技術制成器物叫工，流通財物買賣貨物叫商。英明的君王根據才能授予官職，四種人根據自己的力量承受職責，所以朝廷沒有荒廢的官員，城邑沒有閑游的人，地上沒有荒蕪的田地。

　　治理人民的方法，使他們定居一地是根本。所以一定要建立步來設置田畝，糾正土地的分界。六尺作為一步，百步是一畝，百畝是一夫，三夫是一屋，三屋是一井，井的方圓是一里，就是九夫。八家共同擁有它，各自接受百畝私田，十畝公田，這是八百八十畝，剩下二十畝作為屋舍。進出互相是朋友，守衛和了望互相幫助，有疾病就互相救護，人民因此和睦，而且政教風化統一，勞役生產可以得到且平均。

　　百姓接受田地，好田是一百畝，中田就是二畝，差田就是三百畝。每年耕種的人不交換好田;休耕一年的交換一次中田;休耕兩年的交換兩次差田，三年就交換耕種，自行改變位置。農民戶主自己接受田畝，他家中的其他男子是余夫，也按比例依照人V1分田。士、工、商家裹分田，五個人才相當于農夫一人。這是說在平原上可以作為法則的。如果是山地、林地、大湖、丘陵、鹽堿浸漬之地，就各按肥沃貧瘠的程度作為等級。有賦有稅。稅是公田的十分之一以及工、商、衡、虞的收入。賦是供給車馬銨甲兵器士兵的勞役，充實官府儲存財物兵甲的倉庫以及賞賜之用。稅用來供給郊祭宗廟百神，天子供養百官薪俸食物以及眾事的費用。百姓年齡滿二十就分田，六十就歸還田畝。七十歲以上，是皇上所來奉養的;十歲以下，是皇上所要撫養的;十一歲以上，是皇上所要使他們強壯的。種谷一定要夾雜五谷，以防備災害。田中不能有樹，以免妨礙五谷。勤奮耕耘，收獲時就像盜賊要來了。圍繞廬舍種植桑樹，菜地有田壟，瓜果類作物種植在田邊，養殖雞、豬、狗、彘不要誤時，女子進行蠶織，那么五十歲就可以穿帛布，七十歲可以吃肉。屋在田野中叫廬，在人們聚居的地方叫里。五家成為一鄰，五鄰成為一里，四里成為一族，五族形成一黨，五黨形成一州，五州形成一鄉。一鄉，有一萬二千五百戶。一鄰的首長官位是下士，從這往上，官位稍加一級，到鄉一級的官位就是卿了。這樣里有序，鄉有庠。序是用來彰明教化，庠則是用來演習禮儀以示范教化。春天命令百姓全都到田野里去，冬天全到邑中去。《詩》這樣說： “四月的時候動腿，帶上婦人孩子，把飯送給南面田裹的人吃。”又說： “十月的時候，蟋蟀躲到我的床底下，把婦人孩子喚來，告訴他們一年快完了，可以走進屋子里了。”這是用來順應陰陽，防備賊寇，學習禮節儀式。春天，人們將出去，里胥清晨坐在右邊的房屋，一鄰之長坐在左邊的房屋，等人們全走了然后回來，晚上也是這樣。回來的人一定要拿著柴火，按照輕重分開，頭發斑白的人不提柴禾。冬天，人們已經回來了，婦人們同在一個屋子里，一起在夜晚織布，女工一個月早晚共有四十五個工作曰。一定要在一塊，是為了節省火炬的費用，使技術高明和笨拙的一樣，使習俗相合。男女中有沒有完成他所應完成的，就互相唱歌，進行諷刺。

　　這個月，不去勞役的男子也在學堂裹。八歲進入小學，學習用天干地支相配計算時日以及各方的文字與籌算，開始知道家中長幼的禮節。十五歲進入大學，學習前代圣人的禮樂，就知道了朝廷中君臣的禮儀。其中有杰出的學生，就從鄉學轉移到庠序;庠序中杰出的，就從國學轉移到少學。諸侯每年把少學中杰出的學生推薦給天子，在大學裹學習，叫做造士。在同輩中有才能的，就另外用射來考試，然后任命爵位。

　　孟春的時候，居住在一起的人們將要分散，有人搖著大鈴巡走于路上，來采集民間歌謠，獻給掌管音律的大師，把音律排列在一起，告訴天子。所以說做君王的人不用察看千家萬戶就能知道天下的事情。

　　這就是先代帝王按土地的優劣分等級安置人民使他們富裕后再來教育的大方針。所以孔子說：“治理有一千輛車的國家，謹慎辦事，講求信用，節約開支，愛護人民，在合適的時候役使人民。”因此百姓都努力立功，樂于本業，先公而后私。《詩》上這么說：“陰云慢慢升起，雨慢慢落下，先落到公田里，再順便落到我的私田。”百姓耕種三年，就留一年蓄養。衣服食物充足了，才知道光榮和恥辱，廉潔、謙讓產生，爭斗、官司就停止了，所以三年考察一次功績。孔子說： “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便差不多了，三年便會取得成功”，就是成就這樣的功業。三年考核一次，決定降免或提升，遣留三年的食物，把生產東西上交叫登;登兩次叫平，留下六年食物;登三次叫泰平，二十七年，留下九年食物。然后至高無上的道德流行，禮樂行成。所以說“如有稱王的人，一定要經過三十年后，仁政才形成”，就是根據這個道理。

　　周室衰落后，暴君污吏忽視他們的國界，徭役泛濫，政令沒有信用，上下的人相互欺詐，公田沒有人去耕作。所以魯宣公的“初稅畝”，遭到《春秋》的譏刺。于是在上位的人貪婪，百姓產生怨恨，災害一發生，禍亂就起來了。

　　周室衰落到了戰國時代，推崇詐偽和暴力而輕視仁義，以物質充足為先，以禮貌謙讓為后。這個時候，李悝為魏文侯制定了充分利用土地生產能力的教令，認為土地方圓百里，總共有九萬頃，除去山地大湖村居所占的三分之一，還有田畝六百萬畝，耕耘田地勤奮小心則每畝加收三斗，不勤奮那么也減去三斗。方圓百里土地上的糧食增減一下，就是一百八十萬石粟。又買進谷物太貴會傷害士、工、商，太便宜又會傷害農民;士、工、商受到傷害，就會出現離散，農民受到傷害就會出現國家貧困。因此太貴和太便宜，一定要傷害一方。善于治理國家的，使士、工、商不受到傷害而使農民更加勤勉。現在一個帶著五口人的戶主，種地百畝，一年的收成是一畝一石半，打成粟是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稅十五石，還剩下一百三十五石。食用，一個人一月要一石半，五個人一年要九十石粟，還剩四十五石。賣去三十石，得到一千三百五十錢，除去社間嘗食新收獲的五谷以及春秋的祭祀，用去三百錢，還剩一千零五十錢。穿衣，一個人大致用錢三百，五個人全年用錢一千五百，差四百五十錢。不幸有疾病死喪的費用，及上交賦稅，還沒算在這裹面。造就是農民所以經常貧困，沒有勤勉耕種的心思，而使谷物買進太貴的原因。因此善于按平價購糧儲存的人，一定小心觀察每年有上、中、下三種成熟程度，、上熟能收到原來的四倍，最后剩四百石;中熟收獲是原來的三倍，最后還剩三百石;下熟是原來的一倍，最后還剩一百石。小饑荒能收一百石，中饑荒能收到七十石，大饑荒能收到二十石。所以豐收之年則用上熟年的政策買入一般年景三倍的糧食而留一份給百姓，中熟之年則買入二倍，下熟之年則買入一倍，使百姓合適滿足，糧價平均饑荒的現象就中止了。小饑荒時就發放小熟時所征的賦稅，中饑荒就發放中熟時所征的賦稅，大饑荒時就發放大熟時所征的賦稅，去賣掉它們。所以，即使遇到荒年和水旱災害，所買進的不貴就不會造成士、工、商離散，用有余的去補充不足的。把它在魏國實行，國家得以富強。

　　等到秦孝公任用商鞅，破壞井田，開辟田問的通道，以耕田和作戰的賞賜作為急迫的事情，即使不是古代的方法，但仍以致力于根本的緣故，傾軋鄰近國家而雄霸諸侯。但王朝的制度便不復存在，超越等級沒有了節制。百姓中富有的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而貧苦的人卻以糟糠為食;強大的國家兼吞州縣，弱小的喪失了社稷。到了秦始皇的時候，便吞并天下，內部大興土木，外面排斥夷狄，收取過半的賦稅，征發居里門左側的平民去防守邊疆。男子用力耕種不足以自給，女子紡織不足以供穿著。竭盡天下的資金財產來奉行他的政策，還不足以滿足他的欲望。海內的人悲憤，于是開始逃離叛亂。

　　漢朝建立后，承接了秦朝的弊端，諸侯共同起事，百姓失掉了所從事的工作，出現大荒年。大凡米一石要五千錢，人吃人，死的人過半數。高祖乃命百姓賣掉孩子，到蜀、漢去生活。天下平定后，百姓沒有東西可以儲藏，從天子不能具備純色的四匹馬，到將相有的衹能乘坐牛車。皇上于是頒布法令約束節儉，減輕田租，收取十五分之一的稅，根據官薪和政府的開支，向百姓收取賦稅。但山川I園池市場租稅的收入，從天子到受封邑者的私邑，都各自自己供給，不向天子領取平常的費用。用水道運輸關東的粟到京師給各官府，一年不超過幾十萬石。孝惠帝、高后的時代，衣物和食物逐漸增多。文帝即位后，親自實行節儉，為百姓安定操勞。當時人民都離戰國時不遠，都背棄根本，趨向末端，賈誼勸諫皇上說：

　　管仲說“倉庫充足后才知道禮節”。百姓物資不充足而可治理的，從古代到現在，還沒曾聽說過。古代的人說：“一個男子不耕種，就有人受到饑餓;一個婦女不紡織，就有人要受到寒冷。”生產物資有季節，而使用卻沒有節制，那么物資一定會窮盡。古代治理天下，相當細致和全面，所以他們的積蓄足以放心。現在背棄根本，趨向末端，吃閑飯的人相當多，這是天下最大的傷害;過分奢侈的風俗，一天一天地增長，這是天下最大的害處。殘忍暴虐的行為公開進行，沒有人來制止;國家大命將傾覆，沒有人來拯救。生產的人更加減少而浪費的人更多，天下的財產怎么能不竭盡呢?漢朝建立近四十年了，公家和私人的積累尤其值得哀痛。該下雨的時候不下雨，百姓就要感到畏懼;年成很壞沒有收入，就要賣官位和孩子。聽說了這些，哪裹有治理天下面臨危險像這樣但皇上仍不震驚的呢!世上有荒年，這是上天的安排，大禹、商湯已遭受到了。假使不幸有方圓二、三千里的旱災，國家用什么去救濟?突然邊境上有急事，幾十萬上百萬的軍隊，國家拿什么作為糧餉?戰爭和旱災同時發生，天下就會相當窮困，有勇力的人聚眾閘事，疲憊的男子衰弱的老人交換孩子而咬他們的骨頭。政治不一定行得通，遠方的和君主相比擬的人一同爭著起事，于是驚駭著去圖劃這件事，難道還來得及嗎?

　　積累貯藏，是天下的大命。如果粟多而且財物有余，干什么事不成功呢?進攻就能奪取，防守就會堅固，進行戰爭就取得勝利。使敵人歸順，使遠方的人歸附，招集什么而不到來呢?現在驅逐百姓回歸到農業，都附著于根本，使天下的人各自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食物，工商業不務農而食的人轉向農作，那么積蓄充足，人人高興自己所從事的事。可以使天下富強安定，卻形成這樣一種危險局面，臣私下為陛下惋惜!于是皇上為買誼的話所感動，就開始設置籍田，親自耕種來勉勵百姓。晁錯又勸說皇上道：

　　英明君王在上位而百姓不感到寒冷饑餓，不是耕種而使他們有吃的，紡織而使他們有穿的，而是為他們開辟積累財物的道路。所以堯帝、禹帝有九年的水災，商湯有七年的旱災，但國家沒有因饑餓而死的人。這是因為積蓄多而防備已先具有了。現在國家統一，土地和人121的數量不比商湯、大禹時候少，加上沒有天災和幾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不充足，這是什么道理?土地上有剩余的利潤，百姓有剩余的力氣，生產谷物的土地沒有得到全面開墾，山地大湖的資源沒有完全開發出來，不務農而食的人沒有完全回到農業上去。人民貧苦，那么邪惡就出現。貧苦產生于不充足，不充足產生于不務農，不務農就不依附土地，不依附土地就會離開家鄉輕視家庭，百姓就像鳥獸，即使有高墻深池，嚴刑峻法，仍不能加以禁止。

　　寒冷的時候，對于衣服不要求華麗;饑餓時，對于食物不求甘美;饑餓寒冷到來了，就不顧廉恥。人的本性是一天不吃兩餐就餓，整年不制作衣服就寒冷。腹內饑餓得不到食物，皮膚寒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護她的孩子，君主怎么能擁有他的人民!英明的君主知道這回事，所以要求人民致力于農業和桑業，減輕賦稅，增加積

　　蓄，來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災害，所以就可以得到并擁有百姓了。

　　人民，在上位的之所以要控制他們，是因為他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下流，四方沒有選擇。珠玉金銀，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眾人都以它們為貴，是因為在上位的人使用了它們的緣故。它們作為貨幣又輕又小，容易收藏，可以拿在手裹，周游海內而沒有饑餓寒冷的憂患。這使大臣輕易背棄他的主上，百姓容易離開他們的家鄉，盜賊受到鼓勵，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攜帶的財物。粟米布帛生長于土地，按季節生長，在市場上聚合，不是可以在一天之內能成的;幾石的重量，一般的人不能負擔，不被邪惡的人所利用，一天得不到，饑寒就要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視五谷而輕視金玉。

　　現在一個有五口人的農民家庭，他們山服役的人不少于二人，能耕種的超不過百畝，百畝田的收獲超不過百石。春天耕種夏天除草，秋天收獲冬天儲藏，砍伐薪柴，修理官府，服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風塵，夏天不能避開暑熱，秋天不能避開陰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凍，四季之間沒有時間休息;還有私人的送往迎來，吊問死者，探問疾病，撫養孤獨、老人、孩子都在其中。勤勞辛苦如此，倘使又遭受到水旱災害，嚴峻的政治和殘暴的賦稅，賦斂不按時間，早晨的命令晚上就更改了。在收租稅時只好半價而賣，沒有的就要收取兩倍的利息等情況，于是就賣田宅和子孫用來償還債務的人。但商買中大的就積累貯藏獲得雙倍利息，小的就坐在市場上叫賣，帶著他們積累的財產聚藏的貨物，天天在都市中游蕩，乘著皇上的所急，就加一倍的價賣出他們的東西。所以他們的男子不耕耘，女子不養蠶織布，所穿的一定華麗，吃的一定是美食佳肴;沒有農夫的辛苦，卻有千百錢的收入。憑著他們的富有，勾結王侯，勢力超過官吏，因為利益而相互傾軋;千里游逛，一路上前后不絕，乘著好車駕著好馬，穿著絲綢拉著白繒。這就是商人兼并農民，農民流亡的原因。現在的法律輕視商人，商人卻已富貴丫;尊崇農夫，農夫卻已貧賤了。所以世俗所尊貴的，是君主所輕視的;官吏所貶低的，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的人思想相反，好惡不同，而想國家富強，法制建立，是不能行的。現在的事情，不如使人民致力于農業。想要人民去致力于農業，在于以粟為貴;以粟為貴的方法是使人們用粟作為賞罰。征求天下把粟交給官府，可以授給爵官，免除罪過。這樣的話，富人就有爵位，農民有錢，粟有所分散。能交粟被授予爵位的，都是有富余的;從有富余的人那裹取得，以供給皇上使用，那么貧苦人民的賦稅就可減少，造就是所說的減少有富余的來補充不足，命令一頒布百姓就得利。順應民心，用來補充不足的地方有三：一是君主的花費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勉勵農事。現在法令規定百姓有戰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或免納三人算賦。戰馬，是天下的武裝裝備，所以要免服兵役或免納算賦。神農氏的教導說：“有石頭砌成的城墻寬十仞，有寬百步的城池，披著蹬甲的士卒百萬，但沒有粟，城不能守住。”從造看來，粟，是稱王的人最大的需要，政治的根本。讓百姓納粟得到爵位至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徭役，這跟軍馬的功勞相差很遠了。爵位，是皇上所專有的，從口中說出是沒有窮盡的;粟，是百姓所種植的，從地上生長不會絕。得到高爵位和免除罪罰，是人非常向往的。使天下人把粟納給邊境軍隊，用來得到爵位和免除罪罰，不超過三年，邊境地區的栗一定很多了。

　　于是文帝就聽從了晁錯的話，叫百姓納粟給邊境，納六百石爵位是第二等，稍稍增到四千石，爵位是第九等，一萬二千石爵位是第c‘八等，各以納粟多少和爵位等級作為差別。晁錯又上奏道：“陛下有幸使天下人納粟給邊境來授爵，恩惠很大。我私下怕守邊士卒的食物不足以使又下粟充分分散。邊境上的糧食足以支付五年，可命令向郡縣納粟了;足以支持一年以上，可以到時赦免，不收農民田租。這樣，恩澤加給萬民，人民更加勤勉務農。碰巧有軍役，或者遭受水旱災害，百姓不貧困，天下安寧;每年五谷成熟而且質量很好，那么人民就很富足安樂了。”皇上又聽從了他的話，就下韶賞賜人民十二年一半的租稅。第二年，就免除了百姓田地的租稅。

　　過十三年后，到了孝景帝二年，叫百姓出一半的田租，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稅。這之后，上郡以西的地方有旱災，又重新整治賣爵的法令，減少價格來招攬百姓;至于按刑律服勞役的婦女，可以向縣官納粟以免除罪罰。開始建造苑囿養馬以擴大備用，宮室各館車馬加以增建和修理。但屢次命令有關官員以農業作為本業，百姓才漸漸安于本業。到武帝初年的七十年間，國家沒有事變，不遭受水旱災害的話，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給家庭自足，京都和封邑的糧倉都全滿了，而且官府倉庫有了剩余的財物。京師裹的錢積累了上百萬，穿錢的繩索腐朽后錢沒法計數。京師積累谷物的倉庫裹的粟，逐年增積，滿倉后就堆積于倉外，腐壞不能食用。百姓街頭巷口有馬，田間小道上馬匹成群，乘母牛的人被排斥不得與眾人在一起。看守里門的人食精美的飯食;當官的生長子孫;居官位的以之作為官號。人人自愛而難以犯法，尊崇品行道義而檳棄丑惡的行為。于是法網疏闊而百姓富足，依靠他們的富有而驕傲自滿，有的到了兼并土地的地步，豪族之輩憑藉威勢在鄉里主觀妄斷曲直。宗室有封邑，公卿大夫以下都爭相奢侈，房子車騎服飾犯上沒有限度。事物由極盛而轉為衰敗，本來就是變化的規律。

　　這之后，在外對付四夷，在內講求功名利欲，勞役和費用一同興起，而百姓放棄本業。董仲舒勸說皇上道：“《春秋》不記載其他谷物，而麥和稻子沒有成熟就加以記載，以此可見圣人對于五谷最重視麥與稻子。現在關中民俗不喜歡種麥子，這一年中失去《春秋》所重視的，而損害了使百姓生活所需具備的物質。愿陛下韶令大司農，使關中的百姓增加隔年熟的麥子的種植，讓他們不要誤了季節。”又說：“古代官府征收人民的稅不過十分之一，他們的要求容易供給;役使人民不過三天，他們需求的勞力容易滿足。人民的財力內足以奉養老人，盡到孝心，外足以事奉皇上供給稅賦，下足以盡心愛護妻子兒女，所以人們高興地服從皇上。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樣，實行商鞅的法制，改變帝王的制度，廢除井田，百姓能夠進行貿易，富有的人田地縱橫交錯，貧困的人沒有放下錐子的地方。又獨占河流大湖的利益，占有山地森林的富饒，放縱越制，以奢侈相貴;邑中也有人君的尊貴，里中也有公侯的富有，弱小的百姓怎么能不窮困呢?又連月輪番服兵役，完了后，又為中都官服役一年，駐守邊境一年，所服的勞役是古代的三十倍;田租人口賦，鹽鐵的利潤，是古代的二十倍。有的人耕種豪民的田地，交納十分之五的稅。所以貧困的人常穿牛馬的衣服，食豬狗的食物。又加上貪婪暴虐的官吏，妄自加重刑戮，百姓擔憂沒有寄托，就逃亡山林，轉變為盜賊，囚犯塞滿了道路的一半，審判案件一年以千萬計數。漢朝建立后，因循不加以改變。古代的井田制雖然難以猝然實行，應盡量接近古制，限制百姓以私人名義占有土地，用來補充不足，并堵住兼并的道路。使鹽鐵的利潤都回到百姓手中。釋放奴婢，廢除擅自殺人的權威。減輕賦稅，減省徭役，來寬松百姓的負擔。然后可以很好地加以治理。”董仲舒死后，事情的花費更加多，天下損耗空虛，人又開始相食。

　　武帝末年，對征伐之事感到后悔，就封丞糊為富民侯。下令說：“目前的要務，在于致力于農業。”任趟過為搜粟都尉。趙過懂得種代田，一畝田開三條壟溝。每年更換壟溝的位置，所以叫代田，是一種古代的方法。后稷時開始在田間開壟溝，用兩耜并在一起兩人并耕，寬深各一尺叫畎，延長到畝的終端。一畝有三畎，一個勞√J有三百畎，把種子就播灑在畎中。禾苗生長出葉子后，就稍稍除掉壟上的草，順便把上培附在苘的根上。所以《詩》上就說： “有的拔草，有的培土，黍米和稷米，已是茂盛得很。”蕓，是除草。芋，是培土。是說禾苗稍微壯了一點，就常常除草培土，到了盛暑，壟就沒有了而根也深了，能經得住風災和旱災，所以就很茂盛了。代田耕耘播種的器械，都方便靈巧。大概十二個勞力有田一井一屋，所以一畝有五頃，用兩人并耕，二牛三人，一年的收獲經常超過不作壟溝耕作的田地每畝達一斛以上，會耕種的甚至達到兩倍。趙過就派人教太常、三輔，大司農設立善于制作田器的奴仆來進行工作，制作種田的器械。二千石派遣令長、三老、力田以及里父老中善于種田的人接收種田的器械，學習耕種和培養禾苗的方法。百姓有的苦于沒有牛，失去雨后土潤及時耕種的農時，所以乎都令光教趙過用人拉犁的方法。趙遇上奏要求任光為丞相，教民相互雇傭來拉犁。人多的大概一天能耕三十畝，少的能耕十三畝，因此田地大多被開墾。趙過用離宮中士卒耕種宮殿內外之間的土地作為試驗，打的谷都比別的田每畝多一斛以上。教家田和三輔公田，又教邊郡以及居延城。這之后，邊境上的城市、河東、弘農、三輔、太常的百姓都認為代田便利，用力少卻得到的谷多。

　　到昭帝的時候，流亡的百姓漸漸回鄉。田野的開辟增多，很有一些積蓄。宣帝即位后，任用官吏多半選用有德行的人，百姓安于本土，每年的收入豐盛，谷價到每石五錢，農民利益很少。當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善于計算和測量，能計算工程用工多少，受到皇上的寵幸，五鳳年間上奏道：“按舊例，每年水運關東的谷四百萬斛來供給京師，用士卒六萬人。應買入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的谷足以供應京師，可以節省關東水運的士卒一半多。”又請示增加海租三倍，天子都依從他的建議。御史大夫蕭望之上奏說道：“原先御史大夫的部屬徐宮家在束萊，說往年增加海租，魚就不出來。長老都說武帝時縣官曾親自捕魚，海魚不出來，后來又還給百姓，魚才出來。陰陽相感，事物同類相應，萬物都是這樣。現在耿壽昌打算就近購買水運關內的谷物，建筑倉庫打造船只，花費值二億多，有勞動大眾的工程，怕產生旱災的氣象，百姓遭受它的災害。耿壽昌習于測算一分一銖的事情，他的深遠的計算和思考，實在不足勝任，應和原先一樣為好。”皇上沒有聽從。水運的事情果然便利，耿壽昌就請示命令邊郡都建筑倉庫，在谷價低時增價買入，以對農民有利，谷貴時就減價出賣，稱做常平倉。百姓感到便利。皇上就下詔，賜給耿壽昌關內侯的爵位。蔡癸因為喜好農業而作為使者去勸勉郡國，當上了大官。

　　元帝即帝位，天下發大水，關東十一郡尤其厲害。元帝二年，齊地發生饑荒，谷一石三百余錢，百姓有很多被餓死，瑯邪郡人吃人。在官位的各位儒生大多說鹽鐵宮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以罷免，不要同百姓爭奪利益。皇上聽從了他們的議論，把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都罷免了。又罷免了建章、甘泉的宮衛，角抵，齊三服官，減少禁苑來給予貧民，裁減諸侯王廟的衛士一半。又裁減關中的士卒五百人，轉運谷物來救濟窮困的人。這之后，費用不足，衹恢復了鹽鐵官。

　　成帝的時候，天下沒有戰爭，稱得上安樂，但是民俗奢侈，不考慮積蓄聚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連年遭受水災，發生人吃人的現象，刺史、郡守都因犯罪免官。

　　哀帝即帝位，師丹輔佐政事，他建議說：“古代英明的君王沒有不設立井田，然后治理才可太平。孝文皇帝承接在滅亡的周朝的秦朝戰事之后，天下空虛，所以致力于鼓勵人民進行農桑業，用節儉作為天下表率。百姓才開始充實，沒有兼并的災害，所以不為民田和奴婢作出限制。現在幾代太平相承，大富豪和官吏的財產極多，但貧苦弱小的人更加窮困。君子從事政治，以守舊法不加以改變為貴而很難有改動創造，然而之所以還是有改革的，是因為要用來救急。但也沒有全改，宜大略加以限制。”天子把他的建議下達給臣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請求： “諸侯王、列侯都得到國家中的以私人名義占有的土地。列侯在長安，公主在各縣以私人名義占有的土地，以及關內侯、官吏以私人名義占有的土地都不要超過三十頃。諸侯王的奴婢是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是一百人，關內侯、官吏的奴婢是三十人。以三年為期限，違反的沒收入官府。”當時田宅奴婢的價格減少降低，丁、傅當權，董賢顯貴，對他們都不利。皇帝下令暫且拖后，后來便停止沒有實行。宮室苑囿府庫的收藏已很多了，百姓的資財富有雖比不上文帝、景帝的時候，但天下的人口是最多的了。

　　平帝崩后，王莽攝政，他便篡奪帝位。王莽因襲漢朝治平相承的業績，匈奴稱臣，百蠻順服，舟車所通的地方，都是臣民，府庫百官的富有，使天下安逸。王莽有一天占有了它，但他心意卻沒有得到滿足，鄙視漢家制度，認為它不精密。宣帝時開始賜給單于印璽，和天子相同，而西南夷鉤町則稱王。王莽就派遣使者更換單于的印璽，貶鉤町王為侯。這兩方開始心懷怨恨，侵犯邊境。王莽便發動軍隊，派遣三!。萬的軍隊，打算同時分十路一同出發，一舉消滅匈奴;征發天下囚徒、成年男子、兵士轉運軍用物資和兵器，從背靠大海的江、淮而到北邊，使者駕著車督促，海內被擾亂了。又動輒仿照古代，不考慮時宜，分裂州郡，改動官員的職能，設立官位，下令說： “漢代減輕田租，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稅，常有出錢以代服兵役的賦稅，殘廢疾病的人都要交納，而且豪民侵犯，分田奪取稅收。名義上是三十收一，實際上是收十分之五的稅、富有的人驕橫邪惡，貧困的人走投無路而走上邪路，都陷于無辜，刑具沒有閑置的。現在把天下田改名為王田，奴婢叫私屬，都不允許賣買。有家庭男子人數不滿八個，而田超過一井的，把多余的田分給九族鄉親。”違反法令的，法令上要判處的死刑，制度上又沒有確定，官吏以此為奸，天下怨聲鼎沸，陷入刑罰的人相當多。

　　三年后，王莽知道百姓凄慘，下詔令各王B!以及私屬都可賣買，不要以法律拘捕。但刑罰峻刻，政治混亂。邊境上的士兵二十多萬人仰仗天子的衣食，費用不足，幾次殘暴征稅，百姓更加貧困。常苦于旱災，沒有平安的年份，谷價飛漲。

　　王莽末年，盜賊群起，派軍隊去攻打他們，將吏又在外放任士兵。北邊及青、徐地區出現人吃人的現象，雒陽以東米一石二千錢。王莽派遣三公將軍打開東方的各糧倉救濟貧困百姓，又分頭派遣大夫、謁者教百姓煮草木為酪;酪不能吃，又增添了煩擾。流民進入關中的數十萬人，設置養贍官來供給他們，官吏又盜取了他們的供給物，饑餓而死的人十有七八。王莽對自己的政治感到可恥，就下韶說： “我遭受陽九的困厄，百六的會合，旱災、霜災、蝗災，荒年重現，蠻夷擾亂華夏，寇賊為非作歹，百姓流離失所。我很哀痛，恐怕氣數要完了。”每年都這樣說，一直到他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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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省寶雞市）人。東漢大臣、史學家、文學家，與司馬遷并稱“班馬”。

　　班固是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十六歲入洛陽太學，二十三歲父死后歸鄉里。以父所撰《史記后傳》敘事未詳，乃潛心繼續撰述力求精善。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誣告私改作國史，下獄。其弟班超辯明其冤，出獄后被任為蘭臺令史，奉命撰述東漢開國以來史事，與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明帝復命他完成前所著書。他認為《史記》以漢朝“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不妥，決心撰寫起自漢高祖、終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跡的《漢書》。漢章帝時，以文才深得器重，遷官玄武司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諸儒在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命其記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論》（一名《白虎通義》）。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隨竇憲出擊匈奴，為中護軍，參預謀議。次年，行中郎將事。永元四年，竇憲失勢自殺，他受牽連免官、被捕，死于獄中。

　　班固一生著述頗豐。作為史學家，修撰《漢書》，是“前四史”之一；作為辭賦家，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范例，列入《文選》第一篇；作為經學理論家，所編《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將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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