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嬰投江原文及翻譯

時間：2022-11-23 10:00:10 古籍我要投稿

引嬰投江原文及翻譯

　　《引嬰投江》出自《呂氏春秋·察今》，作者為呂不韋和他的三千門客，寓意對象變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手段也要隨之發生變化，否則就會失敗。諷刺那些強迫他人去做他做不了的事的人。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引嬰投江原文及翻譯，歡迎閱讀。

　　引嬰投江原文

　　有過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引嬰投江譯文

　　有一個渡江的人，看見有個人正在拉著一個小孩想要把他扔進江里去。小孩啼哭起來。旁人問他這樣做的原因，（他）回答說：“這個孩子的父親擅長游泳。”即使這個孩子的父親擅長游泳，那他的孩子難道就一定擅長游泳嗎？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謬的。

　　引嬰投江哲理

　　（1）這個故事告訴人們（道理）：

　　一是本領的獲得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先天的遺傳。決不能強迫他人去做他做不了的事。

　　二是處理事情要從實際出發，對象不同或事物環境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也要隨之改變，因人而異。

　　三做事不能主觀臆斷。

　　（2）啟示：說明對象變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手段也要隨之變化，否則將要釀成大錯。

　　引嬰投江詞解

　　過：經過

　　方：正在；正要

　　引：牽；拉

　　欲：想要

　　嬰兒：這里指小孩

　　故：原因；緣故

　　善：擅長、善于

　　豈：難道

　　遽：就，遂

　　任：處理

　　亦：加強語氣

　　必：一定

　　悖：荒謬

　　有...者：有....（什么樣的）人

　　雖：即使

　　此：這

　　見：看見

　　之：代詞，代“嬰兒”

　　以：用

　　出處

　　《呂氏春秋·察今》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是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門客編輯的一部古代類百科全書似的傳世巨著，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多萬言。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號稱《呂氏春秋》

　　呂不韋是一代名相，任職于戰國末年秦國。呂不韋因散盡家財幫助在趙國為人質的秦王孫異人立嫡有大功勞，在異人后來繼位為秦莊襄王后，被任用為丞相。

　　在那時，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他們都禮賢下士，結交賓客。并在這方面要爭個高低上下。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強大，把不如他們當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來了文人學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與四公子不同的是，呂不韋招攬門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卻十分注重文才。原來，呂不韋有他自己的見解。他素來善于謀略，瞧不起那些頭腦簡單的勇夫。再說秦國猛將如云，軍力強大，沒有必要再蓄養征殺之士。還有一個原因，其時許多善辯之士紛紛著書立說，廣為流傳，不但天下聞名，還可傳之后世，永垂青史，這一點尤其令呂不韋眼熱。呂不韋本是商人出身，沒有條件去著書立說，但他可以借助這些擅長舞文弄墨的門人，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愿望。那時各諸侯國有許多才辯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書立說，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準備就緒，呂不韋就令門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聞所見和感想都寫出來。等到文章交上來后，五花八門，寫什么的都有，古往今來、上下四方、天地萬物、興廢治亂、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論及，許多文章還有重復。呂不韋又挑選幾位文章高手對這些文章進行遴選、歸類、刪定，綜合在一起成書，取名叫《呂氏春秋》。為了慎重起見，成書后，呂不韋又讓門人修改了幾遍，直到確實感到滿意為止。呂不韋對此書十分看重，他自己認為這部號稱《呂氏春秋》的書是杰作，夸口說該書是包攬了“天地、萬物、古今”的奇書。例如在相當全書總序的《序意篇》中，對十二世紀的論述也可見一斑：“凡十二世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

　　為了精益求精，也是為擴大影響，呂不韋還想出一個絕妙的宣傳該書的辦法，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掛在咸陽的城門，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給千金。消息傳開后，人們蜂擁前去，包括諸侯各國的游士賓客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能對書上文字加以改動。當然，這不一定就證明《呂氏春秋》字字珠璣，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為人們都敬畏呂不韋的威勢，沒有人愿意出頭罷了。不過，這樣一搞，其轟動效應卻是巨大的，《呂氏春秋》和呂不韋的大名遠播東方諸國。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書作于戰國時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呂氏春秋》匯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稱“雜家”。呂不韋借門客之手撰寫《呂氏春秋》，雖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業上確實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沒。

　　《呂氏春秋》簡介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雜家名著。成書于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此書以“道家學說”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農家、兵家、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于一爐。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一后的意識形態。但后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萬字。

　　《呂氏春秋》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注重博采眾家學說，以道家思想為主體兼采陰陽、儒墨、名法、兵農諸家學說而貫通完成的一部著作。[3]所以《漢書·藝文志》等將其列入雜家。高誘說《呂氏春秋》“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

　　內容簡介

　　《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戰國晚期的呂不韋，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國君，進入政治高層。他志向宏大，主編《呂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在管理思想史上，這部書有著特殊的價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從學術角度觀察，它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從管理角度觀察，它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呂氏春秋》通過對先秦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體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樹。從陰陽五行的理論架構，到經驗主義的具體論證；從養生和貴己的“內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從個人和國家、社會和政權之間的關系調適，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呂氏春秋》總括先秦諸子，開啟秦漢先聲，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是對人類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國家治理思維上，對自然法理論完整化體系化。自然法學說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習慣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謂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現了自然的和諧和完美。人定法則由于人類的認識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會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須服從于自然法。具體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可能經由人定法來證明，而必須依賴于自然法來證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沒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為“惡法”，惡法非法。在中國，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義，但是，老子僅僅強調了“道法自然”，再沒有細說。《呂氏春秋》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通過十二紀，把人的行為與自然秩序一體化，在自然秩序中驗證社會管理的正當性。

　　各家論述

　　關于儒家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于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呂氏認為屬于“衰世之政”。在這里，呂氏用儒家學說作為批評法家的依據。既然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就要承認仁者愛人的血緣來源。在呂氏眼里，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節葬》）縱觀《呂氏春秋》可以發現，其《孝行覽》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禮記》重合。它強調：“凡為國家，治天下，必務本而后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蕓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國事萬機，綱要在孝。“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孝行》）仁義禮智，均以孝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呂氏對儒家學說能否治國也有疑問。“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有度》）在呂不韋眼里，儒家學說好是好，可惜孔門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談不上推廣了。不能推廣的原因是孔門的仁義之術來自外生變量，只有通達性命之情，把仁義變為內生變量，德治才可實施。而通達性命之情，則要遵循道家的清靜無為。由此，呂氏提出了一個對管理者來說十分重要的辯證邏輯：“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似順》），所以，實現儒家的德治，靠的是來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無為，恰恰要儒家的有為而成。這一辯證邏輯，正是呂氏參透諸子思想，發揚體行黃老思想的產物。

　　關于墨家

　　相對道、儒二家，《呂氏春秋》對墨家思想吸收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樂等主張，它基本摒棄或予以駁斥。但對尚賢、兼愛之說，還是有所吸收的。《愛類》篇說：“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精通》篇強調：圣人“以愛利民為心”。《圜道》篇贊賞堯、舜“以賢者為后，不肯與其子孫”，也與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尚賢主張相一致。《呂氏春秋》中有一篇《節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喪”的思想，主張：人死雖不為鬼，亦無知覺，但出于活著的親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儀節，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揚之墓也”，故此厚葬是無益的。那么社會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風呢?《節葬篇》說：“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這一見解比起墨子的節葬觀，更顯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呂氏春秋》提出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名實觀，注重類比推理的正確運用，批駁詭辯的名辯思想，顯然也是吸收、繼承了《墨經》中的優秀思想。

　　關于道家

　　《呂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虛靜無為之說，并把它運用于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儒家學術貫穿全書。它說：“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呂氏春秋》認同先秦儒家“無為而無不為”的主張，它說：“大圣無事而干官盡能。”“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佚于治事。”《呂氏春秋》認為這種表面的“無為”，才能達到“事省而國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其結果必然是君臣職能倒置，造成混亂和危殆。應該說，《呂氏春秋》中的這些見解，來自于老莊而又發展了老莊。

　　關于法家

　　《呂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變法的必要性，明確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事易時移，變法宜矣。”這些觀點顯然與商、韓的思想有直接的聯系。但是《呂氏春秋》對于法家“慘礉少恩”的一面，對于《韓非子》中的種種陰謀權術，是拒斥不取的。

　　關于農家

　　該書《士容論》中《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顯然是農家之言。《上農》篇重視農業生產，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導其民也，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這就是說，倡導重農，不僅為了生產，還有“貴其志”的目的。它接著說：“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境安，主位尊。”當然，《呂氏春秋》重農并不排商，它主張先農后商，與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農抑商政策，是有區別的。

　　關于兵家

　　對于用兵作戰，呂氏繼承發展了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這一份文化遺產，尤其是它總結出的“義務必勝”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觀點。明確反對墨家的偃兵觀。他強調，人類的爭斗是自古以來存在的，所以軍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長，長之立也出于爭。爭斗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笞杖，豎子就會為非作歹；國無刑罰，百姓就會侵凌掠奪；天下無兵，諸侯就會攻戰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藥，“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蕩兵》）如果僅僅強調非攻而不是賞有義而伐不義，就會助長無道。需要注意的是，呂氏在反對偃兵的同時，他所說的義兵，也從側面批評了不講道義只講強國的霸道思想。

　　綜上所述，歷史上號稱“雜家”的《呂氏春秋》并不是混雜不分，毫無原則的。《呂氏春秋》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特點是：貫通各家學說，用平等的眼光對待各家學術，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較進步的思想。如對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齊治平思想；對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對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呂氏春秋》雖采取各家學說，但所采取的觀點之間，并不牴牾。因此，《呂氏春秋》可謂“雜而不雜”，具有博綜眾家的融合傾向。古代的遺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戰國諸子如楊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中卻能找到有關他們的資料，而且因為它成書在戰國末期，和這些思想家相隔的時間較近，所以史料價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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