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問題調查報告

　　2015年12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民調藍皮書：中國民生調查報告(2015)》圍繞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開展全國性民意調查以及多種專項調查，范圍涵蓋了我國各行政區域的36個城市(4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綜觀此次調查結果，呈現許多亮點。例如，超過半數(62.7%)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生活水平比5年前有所上升;受訪者整體上幸福感較強，評價平均分為7.00分，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評分在“及格線”(6分)之上;家庭和睦是影響受訪者幸福感的一大主要因素，身體健康、朋友關系、個人收入對受訪者幸福感具有重要影響;近半數(49.9%)的受訪者認為我國社會總體比較安全;受訪者對親密的人際關系帶來的社會支持感知評價更好，與關系親密的人同住的受訪者對社會支持感知評價較高;受訪者對媒體報道、官方聲明的信息信任程度較高，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對中央新聞媒體的信任度高于地方媒體。與此同時，調查結果也暴露出諸多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例如，有近半數(47.7%)的受訪者認為，其最主要的生活壓力來源為物價上漲，其次為家庭收入;受訪者對收入滿意度較低，有31.8%受訪者對收入狀況表示滿意(“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有36.6%的受訪者對收入狀況表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或“不太滿意”);受訪者對干部提拔、干部任免、社會收入分配、城鄉平等的公平感評價顯著低于一般水平;農業戶口受訪者參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的比例明顯低于非農業戶口受訪者。

　　《民調藍皮書》研究發現——

　　(1)超過半數(62.7%)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生活水平比5年前有所上升;不同年齡、不同月收入的受訪者對自己生活水平的評價存在顯著差異，在20~29歲的受訪者中，認為自己生活水平比前5年下降的占比最大;在收入高于4000元的受訪者中，認為自己生活水平比前5年下降的占比最低。

　　(2)超過七成的受訪者參與社會保障，其中，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的參保比例最高;非農業戶口受訪者的參保比例高于農業戶口受訪者;受訪者認為醫療保險對于緩解家庭醫療費用壓力具有積極意義。

　　(3)近半數(47.7%)的受訪者認為，其最主要的生活壓力來源為物價上漲，其次為家庭收入。此外，子女升學壓力、住房、贍養老人負擔過重、人情支出大等在受訪者生活壓力來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4)受訪者對收入滿意度較低，有31.8%的受訪者對收入狀況表示滿意(“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有36.6%的受訪者對收入狀況表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或“不太滿意”)，其余受訪者的評價為一般。

　　(5)43.9%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目前工作或學習的成就感一般。33.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目前人生價值實現滿意度一般，1/5(20.0%)的受訪者對他們目前人生價值實現狀況較不滿意;超過1/3(33.5%)的受訪者認為所在城市的個人發展機會一般，近1/4(23.3%)的受訪者認為所在城市的個人發展機會較少。

　　(6)受訪者整體上幸福感較強，評價平均分為7.00分，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評分在“及格線”(6分)之上;不同城市的受訪者對幸福感知存有差異，一線城市受訪者的平均幸福感略低于非一線城市受訪者;一線城市受訪者對社會保障、醫療服務、教育質量、公共交通、物價、社會治安服務等公共服務的平均滿意度高于非一線城市受訪者。

　　(7)家庭和睦是影響受訪者幸福感的一大主要因素;身體健康、朋友關系、個人收入對受訪者幸福感具有重要影響;受訪者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程度對其主觀幸福感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8)受訪者整體社會公平感評價略低于“一般”水平;60歲及以上受訪者對整體社會公平感的評價高于60歲以下受訪者;小學及以下學歷受訪者對整體社會公平感評價最高;受訪者對社會性別公平度評價較高，對干部提拔、任免公平度評價較低;受訪者對社會收入分配、城鄉平等的公平感評價顯著低于一般水平。

　　(9)近半數(49.9%)的受訪者認為，我國社會總體比較安全;男性受訪者對我國社會安全的評價高于女性受訪者;60歲及以上受訪者對社會安全的評價高于60歲以下受訪者;非農業戶口受訪者對社會總體安全的評價高于農業戶口受訪者，農業戶口受訪者對食品安全、醫療安全、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個人隱私安全的評價均高于非農業戶口受訪者;一線城市受訪者對醫療安全的評價高于非一線城市受訪者，非一線城市受訪者對社會總體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個人隱私安全的評價高于一線城市受訪者。

　　(10)受訪者對親密的人際關系帶來的社會支持的感知水平更好;受訪者認為親人給予的社會支持最大，宗教組織給予的支持最小;與關系親密的人住在一起的受訪者，對社會支持感知的評價相對較高。

　　(11)受訪者總體利他行為得分較為樂觀;女性利他行為得分高于男性;離退休人員利他行為得分最高，學生和無業人員最低;60歲以上老年人利他行為得分最高，20~29歲的年輕人最低;二線城市居民利他行為得分最高，一線城市最低。

　　(12)受訪者對不同職業群體的信任度評價不一，對農民工、教師的信任度最高，對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信任度最低;女性比男性更信任法官和警察，男性比女性更信任農民工群體;東部受訪者對記者和出租車司機的職業信任度更高，中部受訪者對鐘點工群體的信任度更高。

　　(13)在熟人社會中，受訪者普遍對家人、親戚的信任度最高;老年人更信任親戚和鄰居，年輕人更信任朋友和同學;已婚人士最信任同事，喪偶和離婚人士更信任朋友和同學;二線城市居民比一線城市和三線城市居民更信任鄰居、家人和親戚。

　　(14)在不同信息來源的信任度方面，受訪者對媒體報道、官方聲明的信息信任程度較高;相比于非農業戶口受訪者，農業戶口受訪者對官方聲明信任度評價更低，對意見領袖的信任度更高;不同性別、年齡、地區、城市等級的受訪者對不同信息來源的信任度存有顯著差別。

　　(15)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最信任的'新聞媒介為電視，新聞網站次之，報紙居于第三位;女性受訪者對電視、報紙的信任度顯著高于男性，男性受訪者對新聞網站的信任度顯著高于女性;年齡越大的受訪者對電視的信任度越高，對手機新聞客戶端、微信與身邊人的議論的信任度越低。

　　(16)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對中央新聞媒體的信任度高于地方媒體;月收入4001~6000元的受訪者更信任中央新聞媒體，月收入6000元以上的受訪者更信任地方新聞媒體;中部受訪者信任中央新聞媒體的比例最高，東部受訪者信任地方媒體的比例最高;研究生及以上學歷選擇兩種媒體都不相信的比例最高。

　　(17)從居民的階層認同情況來看，五成居民認同自己屬于社會中層，近四成居民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或下層，僅有一成居民認同自己屬于中上層或以上;本科教育水平者和研究生教育水平者的階層認同顯著高于比自身教育程度低的居民;高收入組的居民階層認同最高，低收入組居民和中低收入組居民的階層認同偏低。

　　(18)從不同階層認同的居民社會生活感受來看，社會階層認同度越高的居民對其幸福感評價越高;中層和中上層階層認同的居民的職業安全感顯著高于下層和中下層;階層認同越高的居民對社會公平感的評價越高。

　　(19)從中國社會流動現狀來看，近六成受訪者認為與父輩相比，其社會地位有所上升;高收入的群體對自己的代際流動評價高于其他較低收入群體。從居民對社會地位流動通道的評估來看，近五成居民認為社會的流動通道暢通;學生對社會流動通道暢通度的評價較低。從居民對自身的社會地位流動的預測來看，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未來5年，其自身的社會地位會有上升;29歲以下的青年群體對自己社會地位上升的信心更高。

　　(20)從個人對階層流動的歸因方面，教育和個人品質、素養、能力被認為是推進代際流動的主要原因;逾半居民認為流動受阻主要是社會原因所致。另外，居民普遍認為，導致社會上升通道不暢通的個人因素在于人脈關系，家庭因素在于家庭人脈資源不足，社會因素在于社會體制存在問題。

　　(21)影響個人階層認同的主要因素包括個人月收入、受挫感和幸福感，影響個人對社會流動通道評估的因素包括幸福感、受挫感、社會公平感、社會安全感，影響個人對社會流動預測的因素包括年齡和幸福感。

　　《民調藍皮書》指出——

　　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受訪者的工作滿意度最低

　　藍皮書調查顯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受訪者的工作滿意度最低。我們對“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以1~5分計，結果顯示，教育背景為小學及以下的受訪者對其目前工作的滿意度打分，均值為3.93分，在不同學歷背景的受訪者中滿意程度最高;其次是學歷為大學本科的受訪者，他們對其工作滿意程度的均值為3.90分。而在不同學歷的受訪者中間，對工作滿意度最低的一類是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受訪者。

　　農民工、教師的被信任度最高，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被信任度最低

　　藍皮書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對農民工職業群體的信任度均值最高(3.83分)，居于首位;職業群體被信任度均值居于第二位的是教師(3.66分)。職業群體被信任度均值較低的是企業家(3.12分)和政府官員(2.82分)，其中，受訪者對政府官員職業群體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官員成為唯一低于3分的職業群體。

　　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大量涌入城市、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城市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成為影響現代化進程的關鍵一環。農民工被信任度均值最高，體現出我國農民工城市融合水平有所提升，城市邊緣化和弱勢地位的狀況有所改善。在戶籍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現狀下，較高的信任度和契合度為農民工進一步適應與融合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有助于推動我國的城市化與現代化建設進程。

　　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人際信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伴隨著官員貪腐現象的不斷曝光和企業剝削論的不斷傳播，當前社會上“仇官”和“仇富”的態度泛濫，導致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信任度受到影響并不斷下降。綜觀全球對政府和企業家的信任現狀，2013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埃德爾曼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指出，在26個國家的3.1萬名受訪者中，有50%的人表示，他們相信企業會做對的事情，但只有18%的人相信在企業處于困境時企業領導人會說實話;與此類似，有41%的人表示相信政府，但只有13%的人相信政治領導人會說實話。正如報告負責人所說，當今全球已然陷入一場“領導力危機”。在本次調查中，透過受訪者對各職業群體的信任度均值可以看出，當下居民對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并且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度均值已經低于一般水平，政府官員也成為各職業群體中被信任度均值唯一低于檢驗值的職業群體。

　　20歲以下和20~29歲年齡組的青年群體對自己未來5~10年社會地位上升的信心更高

　　藍皮書調查考量了不同年齡組居民對自己未來5~10年的社會地位變化的預測情況，分別設有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下降、不變、小幅度上升、大幅度上升5級選項，以-2分至2分評分。經過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年齡的居民對自己的社會流動預測具有顯著差別。20歲以下、20~29歲、30~44歲、45~59歲、60歲及以上各年齡組的居民的社會流動預測均值分別為0.98分、1.11分、0.73分、0.32分、0.28分。經過兩兩比較，20歲以下和20~29歲年齡組的青年群體對自己未來5~10年社會地位上升的信心顯著高于30~44歲、45~59歲、60歲及以上的群體;30~44歲的中年群體對自己未來5~10年社會地位上升的信心低于20歲以下和20~29歲的居民，但高于45~59歲和60歲及以上的居民。

　　人脈關系被認為是導致上升通道不暢的主要原因

　　藍皮書將可能導致上升通道不暢通的個人原因歸結為“個人能力”“個人機遇”“個人性格”“性別因素”“教育背景”“個人人脈”“個人財富”“個人努力”“個人職業選擇”和“其他”。有13.7%的受訪者認為“個人人脈”是可能導致上升通道不暢通的個人原因，占比最高。有12.9%的受訪者選擇“個人能力”，位居其次。占比超過10%的依次還有“個人努力”(11.8%)、“個人性格”(11.3%)、“教育背景”(11.0%)、“個人機遇”(10.2%)、“個人財富”(10.1%)。

　　人脈，其核心就是人際關系網絡，這些關系網絡作為一種無形資源對個人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就中國而言，人情社會特征明顯，這必然會使得那些人脈關系缺乏的階層群體處于不利地位，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與渠道。在本次調查中，透過受訪者選擇流動受阻的個人原因頻率可以看出，當下社會“個人人脈”成為可能導致上升通道不暢通的首要因素。同樣，在家庭原因中，家庭人脈資源不足被認為是導致上升通道不暢通的主要因素。調查將可能導致上升通道不暢通的家庭原因歸結為“家庭經濟狀況不好”“家務負擔過重”“家族地位不高”“家庭人脈資源不足”“家庭教育缺乏”“家庭關系不和諧”和“其他”。在家庭原因中，有21.3%的受訪者選擇“家庭人脈資源不足”，居第一位;“家庭經濟狀況不好”和“家庭教育缺乏”分居第二、三位，占比分別是16.8%和15.3%。“家庭關系不和諧”占13.4%，“家庭地位不高”占12.5%，“家庭負擔過重”占10.8%。

　　當下社會，家庭背景成為一道“隱形門檻”。我國社會本身是一個以家族為基礎的差序格局社會，為代際繼承提供了可能，也使得階層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觀性。階層流動受阻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社會結構的封閉性，而家庭先賦性因素發揮重要作用則是社會結構封閉性的重要表現。透過數據可以發現，當前我國階層流動受阻在很大程度上與家庭背景的隱形門檻作用有著非常大的關聯，尤其是家庭關系資本對社會流動的作用日益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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