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精選5篇）
當閱讀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此時需要認真思考讀后感如何寫了哦。那么你真的會寫讀后感嗎？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精選5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1
羅常培先生的《語言與文化》是從語言學跨入文化人類學的成果，被譽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先驅”和“開山之作”。該書開拓了聯系社會文化指導語言研究的新道路，這一大膽的突破為今后的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了一座橋梁，為建設中國語言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羅常培
羅常培，字莘田，號恬庵，筆名賈尹耕，齋名未濟齋。北京人，滿族。191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語言教育家。歷任西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新中國建立后，1950年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并任語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一生兩次被評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出席會議。畢生從事語言教學，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方言調查、音韻學研究。與趙元任、李方桂同稱為早期中國語言學界的“三巨頭”。其學術成就對當代中國語言學及音韻學研究影響極為深遠。
二、開拓性著作——《語言與文化》
《語言與文化》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為“引言”，提出了聯系社會和民族的文化及歷史來研究語言的宗旨，引言第一句話引用了美國語言學家薩皮爾的話：“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合，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并簡要介紹了其余七章的內容范圍。
第二章為“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羅常培先生用漢語中和外國語中的一些例子來說明詞義演變與文化發展階段的關系，進而具體地分析了英語中“wan、window、fee、money”等詞的詞源以及所反映的文化印跡，幾種北美印第安語中幾個詞源所反映的社會經濟變遷，以及漢語中從“貝”的字和古代貨幣制度的關系、“紙”的偏旁所反映出最初的造紙原料、“安”所反映的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斬”和車裂慘刑、“家”的原始形式等有關問題。本章結尾還提出了語言學和社會學可以相互啟發的觀點。
第三章為“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里的例子、北美怒特邇語的例子、現代英語里的畜牧詞語、中國古代畜牧詞語的死亡、漢語和印第安語中語義結構對應的詞等例子來討論造詞的心理過程與民族的經濟發展程度的關系。
第四章為“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包括“借字”（借詞）的定義，漢語借詞所顯示的中外文化交流、近代中國借詞的四種方式（聲音的借貸、新諧聲字、借譯詞、描寫詞）、漢語里借詞多于貸詞的四個原因、外國語里的漢語貸詞研究、貸詞還原的誤會、研究貸詞的困難、英語里的漢語貸詞的研究。
第五章為“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包括地名研究對于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功用、凱爾特語在歐洲的一條地名帶、地名所反映的斯堪的那維亞人在英國的殖民痕跡、北美的印第安語地名、中國地名所顯示的古代民族交通的蹤跡、僑置郡縣和民族遷徙、壯語地名所顯示的古今民族的差異、滇緬邊境上幾個地名的語源等內容。這一章關于少數民族的語言材料都是第一次發表的。
第六章為“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該章包括“從姓氏所反映的.民族來源”、“從姓氏和別號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父子連名制’是藏緬族的文化特征”等內容。這一章著重研究了“父子連名制”。
第七章為“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該章包括“親屬稱謂在初民社會里的重要性”、“黑夷親屬稱謂所反映的交錯從表婚制”、“交錯從表婚制的分布區域”，“親屬稱謂所反映的其他婚姻制度”以及用例說明從親屬稱謂推斷婚姻制度所應有的審慎態度。
第八章為本書的“總結”。主要內容包括“語言跟著社會的進程而演變”、“語言學的有機聯系”、“語言學的古生物學分析方法”、“文化變遷對于語音和語形的影響”、以及“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其實，這一章才是這本書有關語言學研究的理論成果。
除了上面的八章正文以外，《語言與文化》還包括邢公蜿寫的再版序，陸志韋原來為該書第一版寫的序和作者的“自序”。羅常培的自序中回顧了該書的寫作過程；本書還包括四項附錄，分別為：“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茶山歌”、“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系”和“語言學在云南”。這些附錄都是作者早些年所撰的論文和報告，也是產述書中一些觀點的基礎，附錄在書后，分別為前面不同章節的內容提供了更細的例證。
三、讀后感想
羅常培在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方言調查、音韻學研究各方面都作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并有突出貢獻。羅常培先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這門科學不懈的開拓者。中國語言學界將羅先生稱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可以說是對他一生的準確定評。
（一）勇于接受新事物，開創新事物的精神
該書中提及了大量的國外和國內的例子，將語言學與社會文化聯系起來，這在當時的四十年代是個很大的嘗試和挑戰，為今后的社會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種勇于接受新事物，開創新事物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書中例證豐富、文字有簡單易懂
在書中羅常培先生講到了許多有趣的事兒，一部十萬字的書，包含了豐富的例證，從古至今、從國外到國內，字里行間體現出羅常培先生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知識積累，并運用簡單易懂的文字來說明，這樣讀起來很輕松，又體會了書中的樂趣。
（三）架起語言學與文化學的橋梁
在四十年代的中國，把社會文化與語言聯系起來可以說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膽嘗試。書中從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的落后的語言來透視該民族的文化特點，把語言與文化聯系起來作為本書的主要內容，為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指明了一條一的道路。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2
《語言與文化》一書出自“大家小書”第三輯，作者羅常培。所謂“大家”，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書的作者是大家；二、書是寫給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讀物。所謂“小書”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顯得較一些罷了（出自“大家小書”袁行霈的《序言》）。其中收錄有關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各個文科領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舉重若輕，深入淺出，整齊地展示學術成果；又是大家民眾的讀物，可以開闊讀者眼界，一窺學術堂奧。而一冊小書，凝聚著人類的智慧，濃縮了學者畢生的'心血和才華。所謂大家，就應該是把他的學術，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讀，讓所有的讀者都可以品味出個中奧妙。那些所謂晦澀難懂的文章，不僅顯示不出作家學術的高深，而且更意味著作家學問的貧瘠。
本書作者羅常培，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北京市人，滿族。歷任西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1949年后，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長，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一生從事語言教學和研究，對漢語音韻學和漢語方言研究卓有成績，被學術界譽為“繼往開來”的語言學大師。
本書引言中，引用美國語言學教授薩皮爾所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并且，語言不能離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并且說明想從語詞的含義討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內容分六段：第一、從此與的語言和演變推溯過去文化的遺跡；第二、從造詞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第四、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第五、從形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第六、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都是社會學和人類學上的重要問題，作者想做的就是嘗試給語言學和其他學科搭起一座橋梁。
每一章節中，作者都大量舉例說明，足以見得作者在語言學領域的廣博學識。第二章，我們可以看到有趣的語義演變，繼而了解到文化演變的清晰片影。例如，英語pen從拉丁語penna來，原意羽毛（feather），最初之嚴格應用于原始的鵝毛筆（quillpen），后來筆的材質雖變化，但這個字依然保存著，如果由此分析現代語詞和羽毛的關系，我們可以知道一些古代筆的制度。我國著名的《說文解字》中的字，大都可以看出一些歷史遺跡，如“安”，靜也，從女在宀下，會意，就是說把女子關在家里便可安靜，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對女性的觀念。
第三章，從很多語言的習用語或俚語中，我們可以窺探出造詞的心理過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3
在《語言與文化》下編這部分，一開頭就開始講明了字與文化的一種唇齒相依的關系——沒有文化就沒有文字，沒有了文字文化也會慢慢失去傳承。
作者的態度在這本書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這輛車上，漢字只是外殼，是輪子，不是發動機，更不是操縱方向盤的。也許通過這個我可以猜測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載體，文化是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發展的一個表現。感覺就像文字是文化的附庸。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在作者的陳述中也能感覺到的是文字是文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它和語言、繪畫、音樂一樣，將文化這種比較抽象的概念，以一種其他人可以輕易接收的方式表達出來。就像女書，就像各個民族的文字。書中所提到的女書的形成，就和當時婦女的生活息息相關，她們不能通過和男性一樣的方式——上學讀書——來學習文字這種書面的表達方式，可是她們又需要向遠方的人傾訴，那時又沒有傳音的物件，于是女書這種表達方式就出現了，它的出現解決了當時婦女對于向他人傾訴而又無法傳達的問題，其實進一步說，就是反映當時當地的社會風氣和文化——婦女沒有社會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樣擁有傾訴和爭取幸福的權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樣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況，特別是文字還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時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現牛羊，農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現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象，農耕民族文字更規矩——或許是當時游牧民族的社會結構簡單，條文和規矩更少，人們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簡單，而農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權制度，人們生活在規矩方圓中，這種情況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來。
文化在文字中的除了會以文字結構來表現，還會以文字的排列來表現，這種文字排列就是我們的句子。在句子中，詩句反映的似乎更加明顯，就像作者引用的一句“取之于心而注之于手”，對于一首詩而言，取的是一個人的“心”，而對于眾多的詩篇來說，取的就是跨越了一大個時代的文化的“心”。就像在詩經中，我們經常能讀到的文字多是擬聲，擬形的，而且多是一些生僻字。可這些生僻字所代表的事物卻簡單明了，就像“瀌瀌”擬雨霧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聞其聲而知其意。簡單直接地描述著作者希望傳達出來的意景。其實這也間接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樸實，單純，還有率直。作者只是用著一個個疊詞就讓讀者仿佛置身于田野森林之中，若不是他們常與自然溝通、常去聆聽自然，怎能恰到好處的.將讀者引入蟲鳴鳥叫之中去呢？隨著時間推移，文化發展經歷了幾起幾落，到了唐宋時期，文字的表達方式也發生了改變，涌現了許多的優秀詩人詞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以發現，這時的詩句已經由簡單直率變得委婉含蓄，不再是直接說明環境，而是利用簡單的幾個意象，比如常見的“明月”，“垂柳”，“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繪的環境，再加幾個字的補充，就給了讀者自由想象的空間，讓詩人想表達的意象自動浮現在讀者腦海之中。從詩句中能感覺到，這時的社會環境已經失去了那種簡單淳樸，上層社會已經開始逐漸腐敗，奢靡之風盛行，有愿者眾多，可也難以扭轉。詩句詞句中透露出來的點點滴滴，無論對也好錯也罷，都忠實的反映著當時的文化，或者說就是文化在書面上的表現形式。
所以在讀的過程中，感覺到的最多的就是這些，很多看法和作者表達的態度不同，或許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許是誤解了作者的觀點。但是這就是讀完了這部分的最大感受。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4
人是符號的動物，而語言則是所有符號中最為重要的符號，因此文化與語言的關系，是文化與其他任何關系都不可取代的。如果說人與動物的區別是因為人有文化而動物沒有文化，那么，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要素，就是語言。
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柏默也說：“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啟發。”由這些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語言和文化關系的密切，以及它們所涉及的范圍的廣博。下面就來看看有那些方面吧！
從詞語的語源和變遷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在各國語言里有許多現在通行的涵義和它們最初的語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們的過去文化背景，我們簡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關系來。可是，你若知道它們的歷史，那就不單可以發現很有趣的語義演變，而且對于文化進展的階段也可以反映出一個很清晰的片影來。例如，對中國古代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我們便不能撇開文字。現在和錢幣相關的字，像財、貨、貢、賑、貸、賒、買（買）、賣（賣）之類都屬貝部。貝不過是一種介殼，何以用它來表示錢幣的含義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國古代曾經用貝殼當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廢貝行錢，但是這種古代的貨幣制度在文字的形體上還保存著它的蛻行。又如當初造字時“紙”字何以從纟（糸）呢？那是因為在蔡倫沒有發明造紙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以前中國曾經用絲絮造過紙。還有“筆（筆）”字，從“竹”從“聿”，《說文解字》解釋說：“聿，所以書也。”就是說，聿是用來寫字的工具。秦漢時期，筆桿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又加了竹字頭。
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從許多語言的習用語或俚語里，我們往往可以窺探造詞的心理過程和那個民族的文化程度。現在姑且舍去幾個文化較高的族語不談，單從中國西南邊境的一些少數部族的語言里找幾個例子。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妻子做“穿針婆”，云南的少數民族叫“結婚”做“買女人”。從這兩個語詞我們可以看出少數民族社會對于妻子的看法和買賣婚姻的遺跡。當我們調查文化較低的族語時，遇到抽象一點的語詞，像代表動作或狀態一類的詞，往往比調查看得見指得著的東西困難得多。可是一旦明白他們的造詞心理以后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說，昆明近郊的彝族叫“發怒”做“血滾”，“欺負”叫“看傻”，“傷心”叫“心冷”，這幾個詞的構成，多少都和這些動作或狀態的心理情景有關。在初民社會里對于自然界的現象，因為超過他們知識所能解答的范圍以外，往往也容易發生許多神意的揣測。例如，福貢的傈傈族把“彩虹”叫做“黃馬吃水”，路南的撒尼（彝族的支族）把日食叫太陽被虎吃，月食叫做月亮被狗吃。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語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來文化接觸時，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舊有的糅合在一塊。所謂“借字”就是一國語言里所糅雜的`外來語成分。它可以表現兩種文化接觸后在語言上所發生的影響；反過來說，從語言的糅合也可以窺察文化的交流。例如把外國語詞的聲音轉寫下來，或混合外國語言和本地的意義造成新詞。就像純音譯的：軟椅叫沙發（sofa）,咖啡coffee、可可cococa、朱古力chocolate等；音兼義的（即有些借字雖然音譯的，但所選用的字往往和那種物件的意義有些關系）：廣州話把領事叫做江臣（consul），把電話叫做德律風（telephone），還有美國涼爽飲料譯作可口可樂（coca-cola）；還有音加義的：廣州話襯衣叫恤衫（shirt）,普通話冰激凌（icecream）、卡車（car）、卡片（card）等。
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中華民族原來是融合許多部族而成，盡管每個部族華化的程度已經很深，可是從姓氏上有時還可以窺察它的來源。這種例子在歷史上和現代人里都容易找到。比方說，尉遲氏是唐朝的望族。相傳于闐王室在唐以前就屬Vijaya（藏語）一族。于是于闐國人到中國來往的都以尉遲為姓氏。
至于唐代流寓長安的尉遲氏諸人，大概出自3個來源：一支出自久已華化的后魏尉遲部一族；一支是隋唐之際因沖質子而到中國來的；還有一支是族系和來歷都不明白的。還有慕容氏本來是鮮卑姓，他的后裔分化成了兩支：一支是廣東東莞容氏，一支shiite山東蓬萊慕氏。這兩姓看起來你毫不相干，其實是出于同一個祖先的。姓氏和別號有事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國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漢人相同的張、王、劉、楊、李等等普通姓；同時也有他們特有的回、哈、海、虎、黑、鮮等純回姓和馬、麻、白、滿、藍等準回姓。純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譜系作基礎，準回姓就有依據漢姓來的。因此我們有時可以根據這些姓氏就可以推斷他們是不是回教徒。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5
第一，從詞語的語源和演變推溯過去文化的遺跡；這個部分之中，羅常培先生舉了幾個例子，通過追溯幾個常見詞語的來源極其變化來表現了同一時期文化的變化，例如“墻”這個詞語，最初取義與“柳條”，“柳枝”有關，這是數種語言的共通之處，也就是說，在最初，各個國家都是用柳枝柳條一類的東西編織而成，這是一種文化的共通現象，當然，這也表明是當時的人類普遍受限于生存環境和發展狀況，除此之外，我們還可知道“柳”應當是易于存活且分布廣泛的一種植物。
第二，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這個部分就是非常直觀的且有意思的了，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詞的興盛和消亡來看出整個民族的文化進步程度，如在中國古代關于牛羊的詞匯極其豐富，年齡、性別、形狀顏色和病癥、動作和品性等等，都有特有的詞來對其進行描述，這些詞的大量出現，可表明當時牛羊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說明在中國古代里的畜牧生活是不可湮沒的。而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這些詞幾乎不再出現，它們差不多只存于古書之中了，這也表明現代生活中牛羊不再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三，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我對這個部分最為感興趣，所以著重來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文中引用薩丕爾的話“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交際的需要使說同一種語言的人和說鄰近語言的人的.或文化占優勢的語言的人發生直接或間接接觸。交際可以是有好的或敵對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務和交易關系的平面上進行，也可以是精神價值——藝術、學科、宗教——的借貸或交換。很難指出一種完全孤立的語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間。鄰居的人群互相接觸，不論程度怎樣，性質怎樣，一般都足以引起語言上的交互影響。”
這個部分幾乎就是圍繞這個內容進行展開的。我們可以從這些借字的來源推測我們與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歷史淵源，有友好的也有敵對的，借的詞反映歷史邦交關系；從借字出現的文獻來考證其時代與年份，并可由此推及同時期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借字出現的緣由亦可反映部分歷史事件；由于有些借字由來已久，難以確切考證，就需要我們大量閱讀，從眾多信息中去篩選，而不可同門琛一樣僅憑“鮮卑”一詞便斷定“師比”源于印歐語；借字由于是“借”來的，所以其穩定性比本土產生的詞差上許多，不同的時期可能完全不一樣。文中將借字分為四類：聲音的替代，新諧聲字，借譯字和描寫詞；在每一類中又分別舉例說明。
相比之借字，貸字就少得多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漢語的方言太過于復雜，說不同方言往往很難順暢地交流，所以哪怕本國的人也難以辨別一個詞是否來源于中國。以前中國對外貿易以絲瓷茶為主，所以隨之衍生大量貸字，又由于貿易可能集中于某些地域，所以帶上了地域方言的特色，說其他方言的人幾乎都無法分辨，但就當地人來看卻是極其親切相似的。
第四，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
地名通常給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以重要的證據來補充他們未完全了解的領域。在中國，地名可以顯示當時人們的交通狀況，映照一些歷史事件。羅先生舉的例子我就不再多說，舉一個我知道的例子：我來自成都，成都有一個小鎮，以前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現在叫天回鎮。據說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亂一路逃到此處，剛歇下腳，得到唐軍大勝，反賊戰敗的消息，興奮得坐不住，立刻率部回朝。天子回朝之處，之后便一直叫天回鎮。
第五，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中華民族包含了多個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之中慢慢融合，許多地方已看不出差別來，但某些細節方面卻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書中提及多個姓氏，原本我都以為一直是漢姓，沒想到各個姓當中有那么多的講究；比如馬、白、洪、丁、古之類的詞，在漫長的歷史融合期下，我們早已不會看到這個姓就想到外族；不過反映宗教信仰的倒是會明顯許多，像“薩保”這類詞明顯與漢族的用詞習慣不同，不過其究竟是屬于哪個宗教詞匯，便又需要查證才能明白了。
第六，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根據書中所舉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其實各個民族各個地域所采的婚配制度不盡相同，要通過親屬稱謂來看婚姻制度，必須要根據當地的那套系統來分析，所以十分復雜。但我卻覺得這樣使用的作用越來越小了，因為我們的親屬稱呼其實是隨著時代在不斷變化。僅書中所述黑夷人稱呼其父親，岳父，公公都一樣，在羅先生那個時代看來是很奇怪的，但我們現在的社會許多家庭都采用這種這樣的稱呼方式了，一來是這樣顯得更加親近；二來是因為我們這一輩多是獨生子女了，男女地位越來越趨向平等，所以這種由于男方女方而區分的稱謂逐漸被淡化了。
從這本書中我確實學到了不少知識，也對語言與文化兩個方面都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也看到關于有些方面的觀點不再像當初那樣準確了，因為時代的前進，社會在變化，我們再作這些研究時應多結合現在的現象和事實；相比起來現在我們往往太過浮躁，沉不下心來了，而前輩們著書相當嚴謹，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排除外界的干擾，靜心書寫，值得我們尊敬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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