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范文（精選10篇）

　　當細細地品讀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獲肯定不少，需要寫一篇讀后感好好地作記錄了。你想好怎么寫讀后感了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1

　　讀《五百年來誰著史》，比較之前讀過的《金融的邏輯》，陳志武只看到“官民對立”，而看不到韓毓海說的“官吏對立”，所以他才會說政府有錢不如民間富有，但他的一些說法和建言，恰恰不會讓底層小民富有，反而是助長了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新左派的理解和建言更具有針對性和可行性。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從金融與歷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事件，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制問題，韓毓海說，宋、明、清之體制，官常有升遷、有調防，而吏卻是永不升遷、無調防，這勢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為最大的`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中國的體制問題是“官”管不了“吏”，而不是“官民對立”。

　　又讀《從歷史看時代轉移》，許倬云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談到宋朝的政治，他說：“宋朝的文官人員分為兩類，一類是‘官’，另一類是‘吏’。“官”是讀儒家經典長大的，接受一般的通識教育，并沒有專業訓練；而‘吏’則是無法當官的人，大都由父子相承，這些人有專業的經驗卻沒有了解全盤的運作，并長期霸占在某些特定機構中，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拒絕改變。因此，就在“官”沒有專業，而“吏”拒絕改變的情形下，使得這個政府根本無法進行變法。

　　韓毓海在《五百年來誰著史》說到：“倘若說500年來中國體制中沒有好東西，中國革命形成的體制是一團漆黑，非要拆了故宮建白宮，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墳而后快，這是不懂自己的歷史，這也就是割斷自己的歷史。”

　　歷史學家許倬云縱觀東西方歷史，也有感概，他說：中國的情形相當特殊。許多問題不能單純的歸咎于文化的特性，毋寧說是歷史背景的總和劃下歷史的特殊軌跡。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2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北大新銳學者韓毓海的思想講義著作，出版以來一方面廣受熱捧，一方面又備受爭議。作者從金融與歷史的角度講述了明清500年興亡史。有人認為，作者通過本書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這一結論為當下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啟示。也有人認為，經濟是民生之本，貨幣對經濟有作用，但這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后的一個原因，而不是全部。甚至有人認為，“韓教授一會兒用技術性分析取代歷史現象的定性分析，一會兒又用簡單論斷來代替必需的數據分析，用這樣的‘學術工作努力’來橫掃一個學術領域，就難避‘無事實求是之心，有嘩眾取寵之意’的嫌疑。韓教授在本書緒言里說‘這當然不能算是史學，連歷史研究也可能談不上’，大概是為了謙虛，卻不失為自知之明。”

　　我想，韓毓海是國內鮮見的大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本書行文有意針對時下熱點話題，把視野引向基層，引向世界，引向大歷史，可見作者意在讓普通民眾也能看清國際金融動態，以及中國的應對和走向。這個出發點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作者的觀點也許失之偏頗，但是起碼能給社會學界和歷史學界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鑒的問題。

　　我對歷史研究很少，對金融更是知之甚少，所有的歷史與金融學知識，都無非是教科書上給的那一點兒，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地模糊不清。看到本書，首先是眼前一亮，接著就深感其大氣磅礴，汪洋恣肆，的確是別開生面之佳作。對于別人的評論，或褒或貶，我都不敢妄加議論。我只是從側面談一下我個人的一些感觸。

　　首先，我認為，人是需要學一些歷史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個寶庫，有許多我們需要或者能夠用得上的東西深藏其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管你做什么學問，不管你從事什么行業，只要你從歷史中去尋找，從歷史中去挖掘，或者用歷史來印證，都會得到你需要的東西。當然，歷史是一個多棱鏡，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影像不同。歷史還是一個萬花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看到的影像也不同。但是，不可否認，正是因為這種不同，歷史才值得人們去研究。

　　同時，我認為，這本書給我最大的一個啟發就是，人需要有一些金融或者經濟的常識。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也是商業社會，沒有一定的經濟頭腦或者商業頭腦，從小處來說，經營不好自己的生活，從大處來說，經營不好自己的事業。對于一個企業負責人來說，懂金融懂經濟的意義更大。構建一個企業的經濟框架或者從金融的角度來經營一個企業，不懂這些知識是不行的。我是一個文科出身的人，雖然學過一年的工商管理，但是，對于經濟學金融學，還是興趣不大。看來以后得加強自己這方面的'修養了。

　　還有，我認為，做學問，一定要敢于標新立異，不怕別人的熱潮冷風。跟在別人后面人云亦云，人們聽不到你的聲音。說一些不同的觀點，喊出自己的聲音，才會引起大家的注意。不過，這種標新立異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扎實的研究基礎上，不能胡言亂語。同時，在現代社會，做學問不能做書齋學問，要和現實聯系在一起，才會引起大眾的興趣。象牙塔的學問也是需要的，不過，這種學問需要耐得住寂寞抗得過清貧的人。你能做到嗎？

　　五百年來誰著史？千萬年來誰著史？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有一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是對小我或者家國的責任感，而是對世界對社會對歷史的責任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想，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一種品質了。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3

　　在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領者，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包括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內的十八世紀歐洲主流經濟學家都曾認為：中國代表著一條自然、健康的經濟發展和國民財富積累道路，這條道路可以通過分工的擴大、市場的發展、貿易的增加，推動形成一個健康、自然形態的世界經濟體系。

　　但近代百余年來，中國經濟卻落后于西方國家。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使我對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與互動有了初步了解。作者“以中國為本位”觀察和描述了近500年來世界歷史的變遷，他沒有進行簡單的史實堆砌與觀點呈列，而是分為“漫長的16世紀”和“漫長的19世紀”兩個階段加以解讀，緊緊抓住“國家能力”這一點，從社會組織、財政金融兩個層面對中西方500年間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尤其是國家能力的形成加以比較、分析、思考。作者認為，“近代歐美文明之所以興盛的`核心原因是，軍事強權與金融強權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經濟霸權以至于文明霸權”。

　　“在中華文明中，究竟是做一個‘大人’還是‘小人’，并不是由權勢、地位和財富來決定的，更不是由性別和族裔來決定，而是由胸懷、擔當和視野來決定”，有目共睹，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迅速成為了一個經濟強國，世界大勢，浩浩蕩蕩，無論有多少險阻，人類始終在前進。回眸歷史，橫看東西，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的是真正的大國崛起，而非一時表象的“大國乍起”。百姓安居樂業，人民生活幸福，才有底氣說崛起，才有底氣談復興，而當今的中國正在一條健康的道路上，實現著可持續發展，并得到世界的尊重。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4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古人的話語向我們透露出讀書是改變自身境遇的一條絕佳出路，用現代的話來講即知識改變命運。

　　近來，我認真閱讀了《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原本打算從網上搜一下瀏覽瀏覽，然而在看了幾段之后便感到這是一本需要把它捧在手上詳細閱讀的書，于是便到書店買來詳讀。記得以前讀過一篇關于讀書方法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狼莽牛貓”四種讀書方法，《五百年來誰著史》就是這樣一本需要我們像貓吃東西一樣，一點一點細細的咀嚼、品味其中的奧妙與精彩的書。作者在書中所引用的資料之豐富、看問題的角度之新穎、分析問題之透徹，極大地拓展了我的認知外延。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發展一直處于世界遙遙領先的地位。我們曾經擁有22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擁有聞名世界的四大發明、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遠洋船隊……然而，為什么到了近代發展慢了下來？為什么列強架幾尊大炮便可隨意要挾我們？為什么我們的國家墜入了屈辱苦難的深淵？以前，我們總是歸因于資本主義列強的船堅炮利和中國封建政府的`腐朽無能。久而久之思維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問題有了標準答案，我們對近代挨打落后的原因便不再深入研究思考。

　　然而，一位學者通過大量的史實和近年來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從另一個角度對問題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分析。“500年來中華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貨幣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壟斷。”作者通過大量的論證告訴我們，由于中國近代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且在白銀儲備非常短缺的情況下錯誤地實行了銀本位制，從而使將國家的金融經濟命脈為外國資本主義所把持；同時，明清兩朝實行“無為而治”的“文化大一統”，中央政權對邊疆、少數民族等僅滿足于文化上的認同，而不是軍事和經濟上的強力控制；國家對散布在基層城鄉的億萬小農缺乏強有力的控制和組織能力。因此，在歷史的發展中，一直處于領先低位的泱泱大國，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槍炮之下，走向分崩離析的局面。

　　對于新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作者同樣從金融貨幣體系和國家能力這個新穎的角度，再次驗證了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億萬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正是由于新中國獨立自主搞建設，在列強封鎖的環境下建立起獨立的金融經濟體系，才取得了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重大成就，而這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起了重要作用。

　　五百年來誰著史？近代以來，主導世界價值標準的是西方列強，而中華民族如今卻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確立的貿易標準、人權標準、全球化標準。作者在揭露西方依靠資本主義的血腥掠奪與侵略，取得標準的制定權。作者預示：未來能夠主導世界價值標準的，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華文化的頑強的生命力和廣博的包容力才是未來一系列全球問題解決的關鍵所在。

　　讀罷全書，伏案沉思，歷史的發展軌跡清晰的在腦海浮現。500年來中國一步步走向衰弱，再一步步艱難地走向著偉大的繁榮復興，除了制度原因外，作者又為我們開了一扇新的窗戶，迎面撲來一絲與過去不一樣的清新空氣，我們不能不為之精神一震。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需要做的事還很多，需要走的路還比較長，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士能夠像韓毓海一樣多角度的分析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引領社會發展潮流，并最終走在時代前列。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5

　　引言：我們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這是對歷史的追問，歷史會無聲地昭示著未來。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一本從金融與歷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重新審視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同時，作者還探討了：為什么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為什么說明清亡于“貨幣戰爭”？為什么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究竟有沒有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一系列大問題，并藉此重估新中國的體制問題。

　　《五百年來誰著史》的作者是韓毓海老師，山東日照人，現在是北京大學教授，任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并曾任紐約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養部特任教授，著有《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文學卷》、《天下：江山走筆》等。韓毓海師還曾擔任多部電視劇編劇，其中有表現錢學森、鄧稼先等老一輩科學家的《我親愛的祖國》等。

　　《五百年來誰著史》的'副標題叫“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借自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斯塔夫里阿諾斯在1971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說，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注的是整個人類，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韓毓海的這本書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了阿諾斯，而在內容上還是以一個國家——中國為中心，具有濃重的“中國問題意識”，他意在“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歷史，最終目的是為了探討深處大轉折時代的當代中國的世界觀。

　　這是一種將中國史與世界史融合的宏大敘事，改變了以往史學著作“中國史是中國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狀況。作者的興趣不僅僅在于詮釋中國，而在于解析當代中國道路的來路和去向。和通常對“中國模式”的分析不同，本書放棄并批判了通常人們所采用的“現代化”理論，這種分析理論興起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它暗含著一個邏輯，現代化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模式，發達國家遵循了這種模式就發達了，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后是因為沒有遵循這種模式，后者要想發展必須從制度上效仿前者，改變本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教育系統。韓毓海認為這種分析理論，如今在非洲和拉美遭遇重挫，我們必須尋找新的解釋。整體來看，韓毓海借鑒了“世界體系理論”，重新解釋了近500年來中國的興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國興衰的關鍵在于國家能力的強弱，也即社會組織能力的強弱，對基層的組織程度和跟基層的聯系緊密程度。

　　所以，韓毓海的書會選擇以1500年作為分界點，而不是其它年份。韓毓海以世界體系的眼光看近代世界史，認為近500年來世界只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歐美資本主義霸權的形成并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1/4人口的中華民族在逐漸衰落之后走向偉大復興。因此，對“五百年來誰著史”的回答，答案并非只有西方資本主義，還應該包括中國道路。中國在以自己的教訓和經驗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一種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國道路。

　　而在解釋近代以來，西強東弱的現象時，在韓毓海看來，西方之所以興起而中國之所以衰落，并非在于西方采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好的發育，而是因為西方建立了“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以“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和國家合一”的體制培育了較高的國家能力；而中國在明清時期的社會組織能力比較孱弱，因此盡管經濟上并不落后，但國家能力非常低下。社會組織能力孱弱的表現為，皇權無法直達基層百姓；貨幣供應委之于國外的貨幣市場，逐步喪失了財政金融上的自主權；豪民與外貿商人勾結，市場壟斷和土地兼并加劇，小生產者和小農流離失所，最終稅收無著落，財政崩潰，無以養兵，軍隊不堪一擊。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6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持續千年的領先于世界，是無數外國人心往神馳的偉大國度。然而一個鴉片戰爭卻將這個東方巨人迅速瓦解，從此陷入苦難的深淵。我常常在想，是英國人的船堅炮利和科技文明戰勝了古老的中國嗎？是所謂的閉關鎖國，盲目自大，重農抑商而導致中華的積貧積弱嗎？對歷史的種種迷惑，在讀完韓毓海所著的《500年來誰著史》后，我有了新的認識。

　　遙想500多年前，鄭和率領著2萬多人組成的船隊，開始環繞世界的大航海。當中國國力空前強盛、稱霸海洋的時代，航海不是探險、不是掠奪，而是一種“以德治海”的中國式海洋觀。明清兩朝均以和平的方式，推進著貿易和市場的跨國化，當時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科技、文化上，中國都遙遙領先于世界，并以和平的方式開創了一個世界經濟的偉大時代。可是，中國主導的世界怎么就走向了瓦解呢？

　　作者認為，貨幣金融問題是近500年來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財政鑄幣權是關乎國家財政和國家主權的核心問題，關系到一個王朝的興亡。中國命運的大轉折就發生在1567年前后，簡單的說，中國是一個包括銅和白銀在內的貴金屬產量很低的國家，這造成了嚴重的貨幣短缺，進而威脅國家經濟。也是從那個時期開始，西方殖民者通過驅使奴隸在美洲進行白銀開采，逐漸控制了作為貨幣的白銀，這才通過與東方的貿易，積累起大量的資本，從而節約了自身發展所需的經濟和環境成本，并為西方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那么中國為什么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財政貨幣體系和金融體制，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體制的轉換呢？根本原因是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所導致的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鴉片戰爭之后，國家金融體系崩潰與軍事失敗接踵而至，使中國社會結構從內部持續解體，國家完全無財政之獨立，根本沒有資本投資于國防和軍事自衛建設，以至于在鴉片戰爭中，區區7000長途奔襲的海盜就把一個帝國一舉擊潰。

　　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帝國主義爭霸的國際環境中，中國人反復認識到一個殘酷的真理：金融問題永遠與戰爭相聯系，金融安全永遠與國家安全相聯系。新中國的偉大功績就在于他第一次形成了立足基層、組織嚴密的社會動員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嚴格的國家預算體系、稅收體系，確立了人民幣的貨幣獨立性和權威性，調動社會財富，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新中國成立后30年就建立起完善的國防、工業和交通體系，并開始農田水利建設，從而形成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

　　我們今天可以理直氣壯地向世界宣告，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我們通過運轉有效地國家行政機制，高效的投資于國家和未來的發展，反過來又為社會就業提供門徑。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也是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的優秀成分的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走向成功、走向復興的關鍵。這不是簡單地口號，而是歷史的結論。

　　今天我們所倡導的和諧社會當然不是無為而治，不是一團和氣，更不是妥協退讓。和諧是以協調生產與貿易，金融與武力，生態與軟實力為互動的體系，是以協調中國的東西南北為互動的戰略結構，是以協調世界格局為我有利的天下胸懷。

　　歷史不僅僅是過去，他也指示著現在，昭示著未來。如果把中國持續千年的領先與今天的重新崛起聯系起來考慮，那么我們在19世紀后約100年的落伍不過是一個偶然的插曲。我們有著如此偉大的先人，繼承著如此博大精深的文明，秉承著父輩勤勞勇敢的優秀品質，那我們就沒有理由懷疑自己的能力。青年一代是這個時代的脊梁，我們必須堅定信念，必須有所擔當，必須肩負起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讓中華民族再次閃耀東方！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7

　　學習歷史，我們總會看到一個詞“漫長的19世紀”，對于世界來說這主要是指19世紀初，英國受工業革命的影響開始向海外擴張，開辟了一個新時代。而對于我們國家來說，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走上了屈辱抗戰的道路。那么為什么英國成為了這個時期的主導者，而中國一直以來的霸主地位卻逐漸沒落呢？

　　答案就在《五百年來誰著史》里，這是韓毓海教授所著的一本從金融與歷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教授上看財政金融，下看基層組織，內看我國歷史，外看世界大勢，重新審視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提出了“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國家組織能力”等著名論斷，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

　　韓先生的書，對于漫長的19世紀，有其精彩獨特的說法。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就是金融資本，而這個金融資本其強盛的原因在于它背后是以國家為支撐的貨幣體制的建立。它們通過世界貨幣危機、金融危機來掌握世界貨幣體系，掠奪世界的經濟，從而積累了自己發展的利潤。簡而言之，就是通過貨幣獲取利潤，把別的國家作為自己發展的養分，于是就出現了：一個處在人口和資源都貧困的孤島，擁有貨幣資本的國家，來支配全世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這樣一個貧困與富饒顛倒的關系。19世紀還有一個內涵就是世界資本市場的產生。尼采曾說過，資本體制的核心在于“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近代西方世界，可以說是通過債券體制為戰爭融資產生的，而東方各國從來沒有發展過這種金融體系，這也是中國被列強超越、被壓迫的主要原因。

　　《五百年來誰著史》又叫“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形式上是借自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但在內容上還是以一個國家——中國為中心，具有濃重的中國問題意識，他意在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歷史，最終目的是為了探討深處大轉折時代的當代中國的世界觀。當然對于漫長的19世紀的研究離不開自1500年以來的漫長的16世紀的研究。因為19世紀中“歐美資本主義霸權的形成并橫掃世界，中華民族在逐漸衰落之后走向偉大復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個緩慢而且漫長的發展階段。

　　關于漫長的16世紀的內涵，在韓教授看來，有兩個重大問題需要探討：一是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二是國家組織能力。

　　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是指自唐代之后，役法和吏治就敗壞了。一方面是官員無為和無能，另一方面是胥吏胡作非為，導致基層的共同體瓦解了。當然這是由于我國歷朝歷代以來一直都是封建社會，采取中央集權制，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韓教授認為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里，對于治水、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是需要建立在“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基層共同體“共治”之上的。若是基層共同體瓦解了，那么國家就失敗了。

　　而國家綜合實力之間的比拼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之間的戰爭。在韓教授看來，西方之所以興起而中國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西方采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好的發育，而是因為西方建立了“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以“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和國家合一”的體制培育了較高的國家能力；而中國在明清時期的社會組織能力比較孱弱，因此盡管經濟上并不落后，但國家能力非常低下。社會組織能力孱弱的`表現為，皇權無法直達基層百姓；貨幣供應委之于國外的貨幣市場，逐步喪失了財政金融上的自主權；豪民與外貿商人勾結，市場壟斷和土地兼并加劇；小生產者和小農流離失所，最終稅收無著落，財政崩潰，無以養兵，軍隊不堪一擊。國家組織能力逐漸被落化甚至瓦解。韓教授借鑒了“世界體系理論”，重新解釋了近500年來中國的興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國興衰的關鍵在于國家能力的強弱，也即社會組織能力的強弱，對基層的組織程度和跟基層的聯系緊密程度。

　　《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將中國史與世界史融合的宏大敘事，改變了以往史學著作“中國史是中國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狀況。作者的興趣不僅僅在于詮釋中國，而在于解析當代中國道路的來路和去向。認為只有結合16世紀和19世界才能更加全面的了解近代西方歐美國家的強盛，東方古國的敗落，近代作為古代和現代的分界線，這個分析歷史的看法才會顯得更有意義。而只有了解歐美資本主義霸權的形成并橫掃世界和占人類1／4人口的中華民族在逐漸衰落的歷史原因，我們才能更好的緬懷歷史，面向未來，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奠定基礎。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8

　　第一次讀這本書，是沖著書名來的。最近有點喜歡看明清歷史、近代史，不太久遠的歷史，大環境變化相對較少能對現在又一定的知道意義。讀了本書發現與剛開始的預想有偏差，但書中的一些觀點也值得思考，值得認可。

　　本書主要從商業金融、國家組織模式及執行力和國際大環境三個方面解讀了明清、近代中國的個個歷史節點。本書作者認為從張居正開始施行“一鞭法”開始確立了國家 經濟中的銀本位，促進了經濟的局部繁榮。但是失去的國家金融信譽，使得國家經濟擺脫控制。而同時期西方大量的銀輸入加劇的明王朝的經濟崩潰，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明清時期被大多認為是中國資產階級萌芽時期，被帝國主義等外來勢力打壓、扼殺在搖籃中。單從經濟角度上講西方資產階級與當時中國的自由經濟（不受控制的民間資本）有本質上的區別。同時期中國的資本在晉商等處，以商途轉運盈利。富裕的資金也不能用于政治、軍事投資，是有資本封頂之嫌。而西方由于歷史背景，其富裕資本常用于戰爭、宗教等投資也間接的推動了歷史，提升了商人的社會地位，為之后的`資本擴張、資本主義的誕生提供了土壤。

　　清朝延續了明朝經濟制度的極弱，但是被低下的國家組織能力送進了墳墓。“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觀點是點睛之筆，道出了近代中國積弱的病灶。

　　本書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近代積弱的原因及新中國在這些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對中國未來的一些思考。

　　感覺從經濟方面解讀歷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朝代更替，日月變幻在背后都隱藏著這條金融的線。

　　初讀本書有一點讀政治教科書的感覺，遇到不少上學時候不懂含義的名詞。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9

　　這是一本很不錯的書。也許同韓博士以前研究文學有關，雖是一本講歷史的書，但文字和敘述并不枯燥；也許同韓教授還從事教學有關，雖然也引經據典，但學究的書齋氣也不很重。孔慶東教授把韓毓海的這本書與摩羅的《中國站起來》放在一起不是沒有道理。我在摩羅《中國站起來》一書的封底有一段話，其中寫道：“中國5000年歷史應該重新書寫，摩羅先生的《中國站起來》走出了第一步。”事實上，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的確也是重新書寫中國歷史這一努力的成果。從時間上說，摩羅的書出版早一點，韓的書晚一點，算是我沒說錯。

　　重新書寫歷史，并不是說又發現多少新的史料，也不是說以前的歷史都是故意搞錯，從而被隱瞞了真相。歷史的事實，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實際上都一直存在，我們今天并沒有比過去的人們掌握更多的歷史素材。重新書寫歷史的關鍵是我們的立場，是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是我們評價歷史的基礎理論思想體系和價值傾向。之所以把摩羅的書和韓毓海的書放在一起，是因為摩羅告訴人們，一百年來，我們看問題的角度出現了嚴重偏差，這種偏差不改變，對歷史、對現實的結論就容易錯誤，歷史對我們的影響就很難發揮積極的意義。而韓毓海的書，不是像摩羅先生一樣力圖糾正這種偏差，而是已經拋棄了以前形成的定見，索性自己找了一個新角度，重新解讀已經發生的歷史，從而得出與以往的歷史教科書并不完全一樣的結論。

　　書的副標題是“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先說說副標題里的“1500年以來”。這個“1500年”不是指由今天倒推1500年，而是指西元1500年，換句話說，這個“1500年”就是人們常說的西元1500年以后西方崛起的500年歷史，大致就是哥倫布航海以后到今天的歷史。與自然界相比，人類的歷史是很短暫的，當我們說恐龍稱霸地球后是人類主宰世界，人類百萬年的歷史就這樣用一個詞概括了。與個體生命相比，人類的歷史又是很漫長的。“恐龍時代”四個字包含了大約一億年，其中又分成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等等歷史分期。人類歷史也一樣，為了方便了解歷史，人們也把漫長的人類歷史分為各種階段。例如，中國歷史以朝代來做分期，這是一種相對客觀的以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來分期的方式。還有把人類歷史分為現代、近代、中世紀、古代、遠古等，這種方式包含了對于每個分期概念的人為解釋，例如，現代與近代究竟是時間上的差別還是本質上的差別？顯然，每一種歷史分期都有不同的理論依據。用西元1500年來劃分歷史，也是一個歷史分期的方法。這個歷史分期法首先由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提出，它的依據很簡單：西元1500年前，地球上各個角落的人們大致都在相對隔絕的狀態中各自生活發展，即便有來往，來往的程度也很有限；西元1500后，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地球上各個地方的人們來往和聯系日益頻繁，地球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終于形成。因此，不管韓毓海這本書是否借鑒了斯塔夫里阿諾斯的歷史分期觀念，至少在歷史時間表上，是與之一致的。

　　我在以前探討鄭和下西洋的文章里，提到過以西元1500年來劃分歷史，在它之前，是最偉大的鄭和航海，它彷佛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在它之后，是以哥倫布、達伽瑪、麥哲倫等一批西方航海家的探險歷史，是一個時代的開始。為什么要說以西元1500年來劃分歷史的方法？因為，這個歷史分期法很簡單，人類歷史只是在這里一分為二，它與其他的歷史分期不同，因而也會得出與其他歷史分期不同的結論。例如，我們最常用的一種歷史分期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也稱為歷史進步論，這種分期的主觀性比現代、近代的分期法更強。韓毓海的書分為上篇和下篇，分別講述明朝和清朝的興亡。由此我們要講到副標題中的“中國與世界”。

　　按照歷史進步論，明朝屬于封建社會，與之對應的歐洲屬于資本主義早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群各有歸類，清朝也類似。在歷史進步論的預定理論框架下，明朝與歐洲的關系，已經不言而喻地擺明了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位置。但是，韓毓海的書沒有按照歷史進步論的既定觀念將歷史事先歸類，而是用西元1500年前后“隔絕的世界”與“整體的世界”這樣的分期法來看待明朝與歐洲與世界，因此，韓毓海較大限度地擺脫了歷史進步論業已形成的固有觀念。由此，我們在他的書中發現，明朝與歐洲相比，并不是像歷史進步論描述的那樣，一個是落后的封建社會，一個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反而，在一種平等和系統的狀態下，我們看到了明朝的文明與先進，歐洲的落后與野蠻；但同樣也在平等比較之中，看到了兩者日后發展命運不同的原因。而這種原因的探究和發掘，在歷史進步論中是很難客觀完成的。比方說，用歷史進步論解讀清朝滅亡很簡單——因為清朝是封建社會，比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落后，所以它必定滅亡。這種解讀等于是用歷史進步論的結論代替了真正的原因探究，它并不能給我們提供清朝滅亡的真正原因。

　　這就是我所說的“重新書寫歷史”。五四以后的100年來，中國的學術思想已經深受西方學術理論的影響，把西方一些并不成熟的學術理論當作我們的金科玉律。對于歷史來說，我們拋棄了司馬遷、司馬光等先輩形成的中國歷史學術傳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歷史學術思想。事實上，斯塔夫里阿諾斯以西元1500年簡單分期的觀點也算是西方學術觀念，但是，這個分期法有明顯的好處：一是它與中國歷史上以歷史事件的自然發生時間來分期很接近，只不過從中國擴展到了世界；二是它拋棄了歐洲中心論。歷史進步論之所以能夠把歷史分為一個個臺階，實際上它是對歐洲歷史的總結歸納，并不適合歐洲之外的其他社會。然而，由于歐洲的武力強大，歐洲文化伴隨著武力輸出，使得歐洲的一切標準成為了全世界的標準，由此形成了歐洲中心論。其中，歷史進步論就是歐洲中心論的一個重要體現，它用從歐洲歷史得出的結論，強行套在歐洲以外的其他歷史頭上，就好比用非洲羚羊的生存規律來解釋澳大利亞袋鼠的生活形態，往往只能導致錯誤百出的結論。

　　因此，擺脫歐洲中心論，是本書最值得稱贊的一點。據我所見，在中國國內以最大的努力擺脫歐洲中心論來講述中國歷史的，并不多見，或者說很少見。除了某些很少受西方思想影響的老學究，在同齡人中，韓毓海的新書到目前為止無疑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本。韓毓海比老學究的長處在于，他并沒有拘于中國自身，而是以世界的眼光，在一個整體中，重新看待被歪曲了100年的中國歷史。與之相比，更多講述歷史的中國人，首先應該做摩羅的學生，學習如何才能擺脫歐洲中心論，學習如何擺脫自己的思想被西方思想控制，才有可能達到韓毓海的境界。如果說摩羅提供了一種正常思想方法的途徑，那么，韓毓海已經在這個方向上先走了一步。然而，歷史浩瀚，擺脫歐洲中心論重寫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無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韓毓海也只走出了一小步，但它是令人欣喜的一小步。

　　該書的編輯向我介紹這本書時說，韓毓海的新書是同我的一些觀點的挑戰、叫板，其實這位責任編輯說的不太對。在拋棄歐洲中心論的大方向上，韓毓海與我是一致的。在拋棄歐洲中心論重寫歷史的努力中，相互借鑒、相互學習才是重要的。因為，拋棄歐洲中心論等于拋棄了一百年來一大批既定的觀念和結論，要重新審視歷史、得出結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說拋棄了歐洲中心論得出的結論就一定正確。因此，韓毓海的書對于我，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鞭策。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10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一本令人深思的書籍。作者以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探討了五百年來世界歷史的演變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讀完這本書，我深受啟發，對歷史和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作者在書中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觀點，讓我對一些歷史事件和現象有了全新的理解。他強調了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相互聯系和影響，打破了傳統的單一視角，使我更加全面地看待世界歷史的發展。同時，作者對中國歷史的解讀也讓我看到了中國在過去五百年中的興衰榮辱，以及中國文化和制度的獨特之處。

　　書中還深入分析了國家能力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國家的治理體系和組織能力是決定一個國家興衰的關鍵因素。這讓我深刻認識到，一個國家要實現長治久安和持續發展，必須不斷完善自己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同時，也讓我對中國當前的發展和改革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此外，本書的歷史敘述方式也讓我印象深刻。作者通過講述一個個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生動地展現了歷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種敘述方式讓我更容易沉浸在歷史的情境中，感受到歷史的魅力。

　　總的來說，《五百年來誰著史》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書籍。它不僅讓我對歷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為我提供了思考現實問題的新視角。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不斷地被作者的觀點所觸動，也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有了更強烈的認同感和責任感。我相信，這本書會對每一個讀者都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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