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著作《國富論》讀后感

　　篇一：《國富論》讀后感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于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圣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并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并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篇二：《國富論》讀后感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篇三：《國富論》讀后感

　　《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系，讀后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亞當·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頓的思想，他還撰文贊揚過牛頓，后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為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后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愿盲目欣賞。但《國富論》里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宏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并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為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眾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

　　今日我們用《博弈圣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通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為了維系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為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才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復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復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瑯瑯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運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系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于環球之上”。“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系，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后的瘋狂形成巨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污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后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圣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為本的行為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圣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并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達到目的的行為才是經濟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