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故事

時間：2022-12-07 12:29:39 哲理故事我要投稿

托爾斯泰的故事

　　故事是在現實認知觀的基礎上，對其描寫成非常態性現象。是文學體裁的一種，側重于事件發展過程的描述。強調情節的生動性和連貫性，較適于口頭講述。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托爾斯泰的故事，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托爾斯泰的故事

　　托爾斯泰的故事1

　　托爾斯泰這樣來介紹老子的一個基本論點：“他(老子)教導人們從肉體的生活轉化為靈魂的生活。他稱自己的學說為‘道’，因為全部學說就在于指出這一轉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學說叫做《道德經》。”

　　1891年10月，托爾斯泰在給出版商列杰爾列的一封信后面，附了一份“給我留下印象的作品”。這份書目羅列不足50部，記錄了托爾斯泰自童年至63歲這個階段閱讀并留下印象的作品。這些作品，根據閱讀印象，分為強烈;非常深;很深三種程度。書目中，涉及中國的作品，有孔子和孟子以及老子數種，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強烈”這個項目中的，列入這個程度的作品，僅僅不過十部左右。

　　雖然，托爾斯泰接觸老子是比較晚的，那是在已創作出為他贏得世界聲譽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1880年左右，托爾斯泰思想出現巨大困惑。1879-1882年之間，托爾斯泰寫出一篇表現這種困惑的長文《懺悔錄》。他在探索生命意義的精神活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在探索生命問題的答案過程中，我的感受和一個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覺完全相同。”

　　一段時間，他開始與貧窮、樸實、沒有學問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農民接近，“我愛上了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聽到和讀到的像這樣活著、也像這樣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熱愛他們，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當然，直到《懺悔錄》寫完幾年，托爾斯泰仍沒能從困惑中走出，人生的探求仍在繼續。

　　就在這時，托爾斯泰遇見了老子。有明確記錄的時間是1884年。在當年3月6日，他的日記里，出現了這樣的字眼：“我在翻譯老子，結果不如我意。”3月9日：“讀了一點關于中國的東西，騎馬在城里轉了轉。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讀老子。翻譯過來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由此看來，托爾斯泰接觸老子的時間還應當略略靠前一點。因為不可能還沒閱讀就開始要翻譯它。托爾斯泰閱讀的老子《道德經》，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譯本。后來，他與波波夫一起，將《道德經》翻譯成俄文。這項工作甚至激起了托爾斯泰寫一本介紹中國哲理，尤其是探討人性善惡問題的書的愿望。

　　就在1884年，托爾斯泰剛接觸中國先哲不久，他寫了一篇近乎提綱的文章《中國的賢哲》。文章分了三個部分：“孔子的著作”，“《大學》”，“中國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經》”。

　　在托爾斯泰眼中和筆下，老子是很難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記里有“翻譯過來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這樣的句子。在《中國的賢哲》中，有關“中國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經》”一節，托爾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譯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發議論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自然說明問題一般。

　　當然，老子還是對托爾斯泰的處世思想產生了影響。1884年3月10日日記里，有這樣的記載：“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間。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責備他。我臉上的表情一定是惡狠狠的……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沒有障礙，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壩，停下來;堤壩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圓的，它成圓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強。”

　　托爾斯泰與中國圣哲老子，真可謂時距千年，相隔萬里，與老子的相遇，為其對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個參照系統，并使其獲得了“良好的精神狀態”。盡管誤讀不可避免，但在人類精神活動里，這種交觸現象，卻是值得我們認識和探究的。

　　托爾斯泰的故事2

　　托爾斯泰雖然很有名，又出身貴族，卻喜歡和平民百姓在一起，與他們交朋友，從不擺大作家的架子。

　　一次，他作長途旅行時，路過一個小火車站。他想到車站上走走，便來到月臺上。這時，一列客車正要開動，汽笛已經拉響了。托爾斯泰正在月臺上慢慢走著，忽然，一位女士從列車車窗里沖他直喊：“老頭兒!老頭兒!快替我到候車室把我的手提包取來，我忘記提過來了。”原來，這位女士見托爾斯泰衣著簡樸，還沾了不少塵土，把他當作車站的搬運工了。

　　托爾斯泰趕忙跑進候車室拿來提包，遞給了這位女士。

　　女士感激地說：“謝謝啦!”隨手遞給托爾斯泰一枚硬幣，“這是賞給你的。”

　　托爾斯泰接過硬幣，瞧了瞧，裝進了口袋。

　　正巧，這位女士身邊有個旅客認出了這個風塵仆仆的“搬運工”就是托爾斯泰，就大聲對女士叫道：“太太，您知道您賞錢給誰了嗎?他就是列夫托爾斯泰呀!”“啊!老天爺呀!”女士驚呼起來，“我這是在干什么事呀!”她對托爾斯泰急切地解釋說：“托爾斯泰先生!托爾斯泰先生!看在上帝面兒上，請別計較!請把硬幣還給我吧，我怎么會給您小費，多不好意思!我這是干出什么事來啦。”

　　“太太，您干嗎這么激動?”托爾斯泰平靜地說，“您又沒做什么壞事!這個硬幣是我掙來的，我得收下。”

　　汽笛再次長鳴，列車緩緩開動，帶走了那位惶惑不安的女士。

　　托爾斯泰微笑著，目送列車遠去，又繼續他的旅行了。

　　在與別人交往的時候，能夠做到遭人誤解不但不惱、反而注意不傷害對方的面子的人，品德是高尚的。

　　托爾斯泰的故事3

　　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頭幾次見面便發生激烈爭吵，關系不溫不和。

　　直到那一次，關系徹底破滅。

　　托爾斯泰聽到咚…的門聲，這是誰啊？我可沒有約誰見面？難道是女人，不會是今天有一個穿著黑色性感衣服的女人一直盯著我跟過來了？靠，老婆還在家里。怎么辦？托爾斯泰心里忐忑起來了。托爾斯泰小心翼翼打開門，一只手直接握在托爾斯泰手上。隨后看清楚了模樣。托爾斯泰誣蔑的說：“哎呦喂，稀客啊。”

　　“好久不見，別來無恙啊，托爾斯泰。

　　”今天你來，有什么事情。“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隨后坐在沙發上。

　　”老兄，今天想跟你談談我女兒的慈善事業，我女兒在慈善活動可是大放異彩啊。屠格涅夫咬著煙說。屠格涅夫心里想“這次來，可是專門搞好關系啊”。誰知道，托爾斯泰對上流社會的慈善活動是最為惱火的。托爾斯泰說“一個穿著華麗的少女，膝上放些骯臟不堪的破衣服，是在演一場出言不由衷的戲。”爭論愈演愈烈，屠格涅夫氣壞了。

　　“我真想抽你幾個耳光子。”屠格涅夫威脅地說，還擺個抽耳光的姿勢。

　　托爾斯泰直接跑了自己的房間里，拿出了一把步槍要求決斗。（托爾斯泰當過幾年士兵）好挽回自己的名譽。

　　屠格涅夫看到步槍，“自己是文人斗不過他，屠格涅夫心里想。屠格涅夫只好指著托爾斯泰說”好，你給老子的等著。“屠格涅夫被托爾斯泰用槍指到他逼到家門口。臨走時，屠格涅夫還豎起中指指著他，然后撒腿就跑。

　　這件事，屠格涅夫后悔不迭，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道歉信。但托爾斯泰好不原諒。直到二十年以后，托爾斯泰才寫了回信，表達了歉意。屠格涅夫哽咽著把信放在嘴里咬啊咬，流下了海水般的淚水。誰知道屠格涅夫在這二十年之間像契訶夫的《小公務之死》得了憂郁癥，每天擔驚受怕，那么的可怕。直到托爾斯泰回了信，才解救了他。

　　托爾斯泰的故事4

　　100年前的一個午夜——1910年俄歷10月28日，公歷11月10日，82歲的列夫·托爾斯泰，從莫斯科南部的雅斯雅納·波良納莊園出走。臨行前，他在日記里寫道：“我的做法與我這種年紀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樣，即拋棄俗世生活，以便獨處，在一處僻靜的地方度過一生最后的時日……”日記寫罷，托爾斯泰隨即叩開女兒薩莎、私人醫生杜山的房門，告訴他們：這就動身出門，去哪兒不知道。

　　兩天后，這位俄國最著名人物失蹤的消息見諸報端，立刻引起轟動。公眾猜測他可能的去處、為什么要離開。100年之后，很多人仍愿意相信：他走上了心靈的旅途。

　　“托爾斯泰始終用一個槌子敲擊我們的`頭腦：這樣的生活是真實的嗎？你真的幸福嗎？”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童道明用低沉的語調說道，“去哪兒？過什么樣的生活？是每個人應當面對的問題。”午后暗沉光線里，他的語調越發沉郁。

　　“總有一天人們會終止爭斗、廝殺和死刑，他們將彼此相愛。這個時代不可阻擋地即將到來，因為所有的靈魂中被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愛。讓我們盡其所能，以使這個時代盡快到來。”托爾斯泰在《生活之路》中懇切地表達著這一理想。但這位19世紀最堅定的精神探索者，卻終身糾結于自身奢侈閑逸的生活與大多數人絕對貧困的矛盾中。在精神世界的無窮遠方，是沒有貧困和傷害、人人互愛的理想國，而在現實的無窮遠方，是為生活所苦、飽受折磨與屈辱的大多數人，兩個世界無比真實地撕裂著他的肉體和心靈，出走、過另一種生活，即是一種圓滿，他在日記中告訴自己，這將是一樁“理想的快樂的事情，離開，成為一個乞丐，感激并且愛每一個人”。

　　離家幾天后，托爾斯泰得了肺炎，他的旅程結束于沒走多遠的阿斯塔波沃火車站站長室。消息一傳出，媒體蜂擁而至，從阿斯塔波沃發往世界各地的電報記錄著托爾斯泰的體溫與脈搏，占據了各國報紙。

　　女兒薩莎在《父親》一書中，記述了托爾斯泰病中的疑問：“‘而農民呢？農民是怎樣死的？’當別人給父親把枕頭放好時，他嘆息著說。”此刻，沙皇政府的愿望，與這位渴慕像農民那樣死去的文豪所想的相去甚遠，他們關心的是，讓神父進到站長的屋子里去，但沒有人敢下這道命令。托爾斯泰的摯友擔心神父一旦進去，出來后，勢必會說——“托爾斯泰已經懺悔了”。托爾斯泰拒絕任何堂而皇之的“第二手”救贖，愿意用行動使思想和意志趨于完整。

　　11月20日，托爾斯泰逝世的消息傳出，電報上只寫了兩個字：“死了”。只此二字，已將世人的悲慟亮明。

　　100年前的出走，至今仍是無數人思念起托爾斯泰時，無法繞開的謎。童道明說，阿斯塔波沃火車站的托爾斯泰紀念館的墻上懸掛著托爾斯泰寫下的兩句話：“在這樣一個周遭充滿大眾苦難，充滿罪惡的奢侈生活里我無法度日”；“一個人如果實現了兩個愿望，他就得到了真正的幸福。一個，他成為有益于別人的人，一個，他的良心是安寧的”。通常，人們用前一句——“我無法度日”來解釋托爾斯泰為什么出走，而 “后一句話，表達了19世紀俄國文學最重要的道德主題——良心，以及由此生發的第二主題——悔悟”。

　　童道明認為，俄羅斯本國的讀者與世界范圍內的讀者對俄羅斯文學的考量標準不同，例如，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的創作札記里談到：俄羅斯人喜歡普希金和契訶夫，因為他們的作品里有“俄羅斯式的單純、明亮”。而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思考型作家，他們的內心非常糾結，作品充滿苦痛，與“俄羅斯式的單純、明亮”的美學追求不同，卻在世界范圍內廣受歡迎。

　　對現實的懷疑和批判、嚴肅的自省精神、對救贖之道和人類未來景況的追問，是托爾斯泰作品反復表達的題旨。19世紀60年代末以來，托爾斯泰反復遭遇自己的“精神危機”。童道明談到，在其撰寫于1882年至1886年的《我們怎么辦》里，托爾斯泰記錄了他從鄉間來到莫斯科，目睹窮人生活慘狀后的震動與創痛。他說“面對成千上萬的人饑寒交迫與屈辱”，全身心意識到這是一種社會性的犯罪。托爾斯泰把莫斯科流浪人收容所非人的景象告訴一位城里的朋友后，朋友勸其不必如此痛心疾首，這是“正常的城市現象”。朋友的言論激怒了托爾斯泰，他寫道：“我含著眼淚向我的朋友揮手大喊。‘不能這樣生活，不能！’。”

　　“不能這樣生活”的呼喊在托爾斯泰內心重復了二十年有余，信奉以宗教、倫理解決社會矛盾而非暴力，堅持“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爾斯泰試圖超越現實維度，卻始終無法徹底擺脫現實束縛。這樣的人生困境，逆轉為小說中反復轉化敘述視角、將心靈現實形式化、應用本體象征的“心靈辯證法”，借此揭示人物心理的深沉奧秘和人生選擇的隱蔽動機。

　　“浪漫主義理念下最深刻最高貴的悲劇：抗拒內在的命運——自我抗拒”是英國學者伯林對托爾斯泰的經典評述。這種“自我抗拒”的意志和行動由來已久，在寫作《安娜·卡列尼娜》后，托爾斯泰幾乎放棄了小說的寫作，而大量寫作時論文章，并率先在自己的農莊解放農奴；為教育農奴的孩子親手編寫教材；19世紀80年代后，則選擇粗茶淡飯的生活，穿布衣、自己下地勞作，從耕地、播種、收割糧食，到修補鞋子、衣衫皆親力親為。

　　晚年，托爾斯泰對奢侈閑適生活的忍受到了極點，“……隨著體力的衰弱，我卻更加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所處地位的全部罪惡，更加為自己的這一處境而痛心疾首。”《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托爾斯泰如此想象死亡：下沉、下沉，“沒有死，只有光”。這一句，日后成為人們敘說死亡的經典語錄，從中不難窺探托爾斯泰內心深處對現實和精神困境“永遠走不出，也不必走出”的超脫之感。

　　“我們不必追問100年后對托爾斯泰的紀念是否太冷清，他的作品是不朽的，他留下的背影漂亮極了，他無需特別的紀念，他的墓地現在是俄羅斯的旅游地。”童道明說。而托爾斯泰的墓地，有著逼人的樸素，沒有墓碑、花束和邊際，四周的樹木是他兒時與哥哥一同親手栽種，樹木在四季的風中吟唱。他兒時曾聽保姆講過：親手種植樹木的地方，會成為幸福的所在——一個關于幸福和終點的奇妙許諾。

　　托爾斯泰的故事5

　　1910年10月27日，托爾斯泰給妻子留下一封信，在雪夜中靜悄悄地乘了一輛馬車，由醫生和女兒陪同，背著妻子秘密離家出走。途中一波三折，時年82歲的老人終于病倒，只好放棄馬車，匿名改乘火車，最后躺倒在阿斯達波沃火車站的站長室，一座紅房子里。消息傳出后，家屬趕到了，朋友來了，警察來了，讀者來了，農夫來了，學生也來了。大家只想知道托爾斯泰的情況。

　　小站上有一列火車，在一個車廂里，住著一位老婦人，已經好幾天了。她不時從車廂下來走向紅房子，人顯得疲憊、遲鈍，舉步維艱。她就是索菲亞，托爾斯泰的妻子。數天前得知丈夫離家出走，一度精神失衡，企圖自殺。她與家人趕來，但被醫生和女兒拒絕進入站長室。理由是，怕刺激老人家。她只好繞著紅屋轉來轉去，不時敲一下窗子，讓女兒出來，詢問丈夫的病況。《新時代報》當時報道：“列夫·托爾斯泰的妻子給人的印象是病倒了。說話時全身戰栗，激動，聲音發抖。她哭了。使人打從心底里同情她。她貼著列夫·托爾斯泰在里面休息的房子走來走去，像一只顫抖的小鳥，希望進入它的巢，里面有它的至愛。”直至托翁進入彌留時刻，已經神志不清，才讓憔悴得幾成朽木的老妻進去。屈指細數，兩人已經共同生活了48年！

　　丈夫逝世后，索菲亞孤獨地生活。孤寂的日子使她有機會反省，深感有必要說些什么。她選擇了不再沉默，她要寫她的人生。寫出來，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我的人生》厚達千頁，1919年她逝世后，只有某些章節在俄國零散地刊登過。這部巨帙是根據她和托爾斯泰的日記、筆記、與親屬朋友的來往書信，以時間為線索整理出來的，所有原始材料還完整地保存著。這部資料豐富的作品一經面世，馬上引人注目。她寫得真誠、委婉，流露出豐富的內心世界。她對命運既有所意識，也企圖明白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原本性情。她忠于事實，直至使你感到不忍。她痛心地說：“我們分居地生活在一起。”但能夠生活在丈夫身邊，她感到驕傲，“這是我的使命，我的命運，我的目的，換句話說，這是上帝的旨意”。

　　索菲亞有著怎樣的一生？她一生共生下13個孩子，另外數次流產，直到43歲還在懷孕，導致坐骨神經痛。13個孩子，養活了8個，她經歷過5個孩子夭折的傷痛。“我深深地愛著我的孩子們，直至痛苦”。她的一生就是為托爾斯泰無窮無盡地抄寫，無窮盡，就像一個透了底的水桶，永遠裝不滿。“《戰爭與和平》，我不知抄過多少回”。她的一生就是從早到晚為家務、為莊園事務忙個沒完沒了，總是挺著肚皮，無論遠近，及時趕到；管教越來越多的孩子，要組織馬夫、廚子、仆人等20多個下人的工作、生活，平息他們之間的不滿和爭執；還要為丈夫縫制衣服，他永遠不穿外邊制作的衣褲。孩子越來越多，開支也越來越龐大，而這個貴族之家，雖然擁有寬廣的領地，卻并非你想象中那么富有，要靠版稅來支撐，不時以馬鈴薯來待客。而丈夫呢，只關心她的肉體，對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疾病，對孩子們的撫養、教育、健康等置若罔聞。作為一個御醫的女兒，索菲亞從小在克里姆林宮長大，生活在圍繞著皇室的上流社會中，結婚后突然來到鄉間，進入一個小王國般的417公頃的領地，感到迷失。她很快發現，這種鄉村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但她必須直面現實，一絲不茍地盡著妻子和母親的職責。

　　當初列夫還是一板一眼管理莊園，飼養各種家畜，剪下羊毛送到莫斯科，種菊苣，事事親力親為。后來將這些事務逐漸轉移到索菲亞肩上，他就有時間去實現他的文學野心——“寫一部我們這個世紀的，有著歐洲本真的真正歷史故事”。

　　索菲亞全心投入到這部巨著的抄寫工作。不管情緒如何，身體狀況如何，是否疲倦，每天晚上去取他日間寫下的草稿，抄寫得清楚利落才送回去。有些詞他只寫開頭一兩個字母，索菲亞就知道意思，給他完整地補寫到原稿紙上。次日早晨他再次增刪修改，往往又增加了數頁紙，午飯后她再取過來，重新謄抄一次。先后抄過多少回，已無法計算。哪些地方修改最多，哪些地方幾乎沒有修改，她最清楚。每天晚上雜務完畢，著手謄抄時，是她最美好的時刻。

　　一部書稿要修改7次。索菲亞向托爾斯泰念《戰爭與和平》，到某些段落，他痛苦得淚如雨下。平日無論置身何時何地，他永遠不快樂。你休想從他的照片或肖像畫中，找到哪怕一絲半縷的微笑。你會懷疑他是否會笑。他在日記中寫道：“一個詩人把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提取出來，放到他的作品中去，這就是為什么他的作品美，而人生并不美。”又說，“一個真正的詩人在痛苦中衰竭的同時，也燒毀了別人。”那么，第一個被燒毀的，還不是近在身邊的妻子嗎？

　　外界對他們夫婦謠諑紛紜，對索菲亞不利。

　　索菲亞逝世前不久說：“我跟列夫·托爾斯泰共同生活了48年，但我不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作為他的妻子也不知道，還有誰能夠知道呢？但她畢竟知道極其重要的一點：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只有當他在創作的時候才是偉大的，一旦離開了筆桿，就與常人無異。索菲亞也是常人，同樣矛盾，火氣，嫉妒，最終還是通情達理，“當我意識到我在服侍一個偉人的時候，我就有力量承受一切。”

　　索菲亞的晚年生活孤寂，擔當著“惡神”和“剝削者”的罪名，忍辱負重，將屋子里所有的書籍和物品進行了大盤點，詳細地做了厚厚的一大冊記錄，使絕大部分物件得以保存下來，故居得以保留當年的原樣。現在你去波里亞納，會看到書柜里面放著2.8萬冊各種語言、各種類別的藏書，看到墻壁上掛滿托爾斯泰家庭成員的照片、肖像畫、油畫，大廳里放著兩架鋼琴，書房里陳列著手稿、修改過的清樣、信件、圣像，書桌上擺設著燭臺、墨水瓶、座鐘等。在托爾斯泰的臥室里，當年的生活用品如衣服、手杖、藥物等還在原來的位置，連他出走前熄滅的蠟燭還保留著。所有這些，都是這位偉大的女人“承受一切”的結果。這位尊貴的夫人，讓人明白了俄羅斯的偉大女性是怎樣的，什么叫做“忍辱負重”。這不也就是索菲亞·托爾斯泰的魅力所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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