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堅持追問和選擇的途中經典議論文

　　西方思想從康德以后發生了“詩性轉向”，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開始，各門學科都調整了視點，力圖從藝術闡釋入手進入本學科領域，最初的理由是宗教起源于神話，可神話并不是教義，而是藝術作品。進入十九世紀后半葉，如結構主義語言學、存在主義哲學等幾乎就是從詩歌研究起步的，存在主義哲學在對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性主義的質疑中，毫不留情地討伐了蘇格拉底對柏拉圖灌輸的“要追求真理必須走出感情魔障”的論斷最終讓人失去了“本真”的“此在”，讓人無法聆聽到神圣的聲音，直至喪失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家園”。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園，這個目標不是科學理性能夠實現的，重返家園只有詩歌才能靠近。海德格爾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達”進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遠都處于“在途中”的狀態。葉世斌的詩集也叫《在途中》，這本詩集站在存在主義的哲學起點上，以詩歌的方式對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義進行了一次個人化的追問與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義到人道主義詩性哲學的嬗變，從而確立了一種不愿放棄終極的詩歌品質。

　　海德格爾把詩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間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間的詩人，雖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詩歌是對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說來，由于詩是以個人化而非公眾化的情感體驗領悟著生存賦予人的痛苦、歡樂、收獲、幻滅、光榮、恥辱等種種事實，由于詩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絕真理過濾”，是一種真實可靠的吟詠，因而聆聽到了神的聲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現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認為人的隱藏的判斷力是超越純粹理性和實驗理性之后的審美經驗和藝術經驗，海德格爾的進一步總結認為就是詩。所以真正的“詩性”就是一種“神性”。

　　葉世斌的詩集《在途中》對生命、人格、尊嚴、價值、意義的追問和探索與存在主義哲學最先形成的是內在結構上的對稱，這不是詩人選擇的結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詩中的懸空、無根、淪陷、沉沒、失蹤、幻滅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紙上，反復引爆，開山鑿石般地炸開前行的路。葉世斌“在途中”不只是為了抵達，而且是在途中不斷尋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贖中一路跋涉，最終立足于人道主義的城垛上眺望家園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動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時間和空間的選擇，就有了意義和終極的要求，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災難。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須面對兩種存在可能：一個是本真的存在，一個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夾縫中卻被剝奪了選擇權，人的悲劇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強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眾意志、日常行為、傳統方式、流行觀念是根本不讓你超越的，而且是集體認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給了別人，把自己交給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譽的自己，海德格爾稱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買衣服逛商場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別人能夠接受的自己，說話做事的合理性是別人認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詩人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懷丟失的時光與風景，因為那里保留著沒有異化沒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著神性的光輝。

　　葉世斌的《在途中》與前兩部詩集《門神》和《傾聽與言說》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強度的情感爆發力和尖銳的感覺穿透力是葉世斌詩歌最顯著的特質，而其詩歌的視點前后卻有著明顯的差異，前期的詩歌氣質中流敞著尼采、叔本華的血脈，用焦慮、絕望的內心體驗著荒誕和荒謬的存在如何將“自己”擠壓、異化、分裂，是由內向外的透視和撕裂，是內心演繹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虛擬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當一部分詩中，雖繼續堅持著早期既有的對生命、對存在的性質認定，而視點卻轉換成由外向內的遞進，即由客體的事實引發內心的自省與審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這種轉變在詩歌形式層面上幾乎很難看出來，但它在另一個意義上昭示了詩人和詩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強化了內心的質感和體驗的具象，通俗地說，是具體的生活在詩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詩歌發酵一種臆想的生活。這樣闡釋是要說明葉世斌的《在途中》與荷爾德林的《歸家》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是詩歌的哲學，一個是哲學的詩歌。從閱讀對詩的期待來說，人們愿意讀到詩歌中的哲學，而不愿意讀到哲學中的詩歌。

　　詩歌的本質是抒情，詩歌抒情的高貴性在于高端體驗中翻譯了不可言說的生存真相，唯有詩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這是詩人驕傲的根據所在。在全面技術化和物質化的時代，人被擠壓到存在的邊緣，人注解著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義消解了人本主義，就像《鴿子一直傳輸和跟蹤我》一樣，物化了的手機屏上的“鴿子由來已久/一直傳輸跟蹤我/悉知我的快樂，憤怒，恐懼/和鮮為人知的秘密”，“我不時地望著它，感到惶惶不可終日”，不只是傳輸和跟蹤，還有隱形的警告和隨時發生的出賣。在《我是一個被雷擊的人》中，“我”已被電控制了全部的行為，電成了另一種生存血液，“電流，這個世界和我的`血液/輸入我的每個細胞，糾纏/和捆縛我。”葉世斌以詩闡釋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與荒謬，在人們集體被物征服之后，人們已經失去了對自身的認知能力，不知道人實際上已成了“電源”的目的，人成了電源使用價值的一個目標，潛伏在我們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們自身的意義，刪除人的本真的天性，電源接通的時候，“現代物質溫暖和照耀著我們/如同這個夜晚，被白熾燈/和取暖器瓦解，構建/生活對我們的改變。”“我們迎著光亮，成為/夜晚的一種溫度”，那么我們的溫度在哪里呢？葉世斌以詩歌隱喻和象征的敘事體驗呈現了人的下沉和主體的失蹤，不謀而合了存在主義哲學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這一顛覆性的人的定義。人被逐漸納入到科技體系內，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壞，人異化成了物的零件。葉世斌有不少詩歌揭示了這種混淆和異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攤》一詩中，“這些爭相購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購”，在不停追問與領悟中的詩人，極其準確地為當下的人進行了定位，這就是“客居”，當“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時候，人與“在世”的關系就是租賃關系，《城市和賓館大廳的一盆竹子》中我和這個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這個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賃在這塊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這里不是對生存形態的一種探究，而是對生存事實的確認。沒有家園而在途中，沒有本真而被懸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盤根錯節/被堂皇的鋼鐵和水泥籠罩/被客居的虛偽和倦怠傷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償還》中所說的，“租賃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變得沉重而殘忍”，當生命和生活的全部過程建立在一種租借程序中時，“客居的虛偽把我熄滅”就是不可避免的。

　　“異化”之后人的存在狀態表現為“客居”和“租賃”，“客居”、“租賃”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虛懸”和“失蹤”，《手執火把的人》無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見黑暗，“手執火把的人/被自己舉著”，卻“無法執掌/自己。風在火焰上搖擺/給他火勢，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時候”，手執火把的姿勢成為一種虛懸和危險，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與椅子、桂花、陽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來的符號，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義/還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據/這悲壯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無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場風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隱蔽在/天空深處的虛無，那永恒的/虛無驅趕著它們！已來的/未來的都將帶著我們的/淚光，趕向虛無”。《找不到落點的蜻蜓一直飄著》中，蜻蜓觸碰的都是“不踏實的事物”，“三十個夏天/過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張著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點。”沒有“落點”的“虛懸”是追求終極和還原本真全面失敗后的人類的共同的隱喻。現代物質擠壓下的“無根”性是人類的集體困境，病毒一樣的四處漫延。存在主義哲學在尼采和叔本華那里是極其悲觀的，叔本華把人生過程看成是一次自殺的慢動作演示，葉世斌的詩歌在另一個層面上將“自殺”與“他殺”糾纏著解釋和體驗異化與分裂所造成的生存傷害，所以他的詩中反復出現“活埋”的意象。在一首《這條臨時的即將的閃電》的詩中，“搖擺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達”，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達，所有的美麗與喧嘩都是瞬間的閃電，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樣。在葉世斌早期的詩中，他計較著精神和靈魂失蹤后的“敵人”和“對手”，并表現出了死不瞑目的憤怒與抗議，而《在途中》的存在體驗雖然有著類似的哲學背景，卻在詩的形態上已經表現為滄桑際遇后的從容和淡定，并且冷靜地審視著一種不動聲色的壓迫與窒息，在《平靜和亮得看不見的玻璃》、《這個夏天被堵得嚴嚴實實》等詩中已經表現出了詩人強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氣。這一系列詩中，詩人的表達與言說不是為了算賬，而是為了領悟。詩的境界明顯得到了強力提升。詩歌之于哲學正在于體驗和領悟，是體驗領悟后的呈現，而不是實證。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詩性。應該說，《在途中》更逼近詩性的哲學，而不是定義的哲學。

　　人最難解決的就是孤獨，人本來就是孤獨的個體，在罪過與信仰，絕望與激情，生存與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間，人的最大的孤獨在于精神的孤獨，心靈的孤獨，那就是“失蹤”與“虛懸”后的無話可說與無處可說，即喪家之犬的事實。存在哲學之父克爾凱郭爾在《恐懼與顫栗》一書告訴人們，并不是所有的孤獨和絕望都有力量決定著你視線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將何為。二十世紀神學家卡爾。巴爾特說“人類被拯救的時刻是這一時刻，只有被逼到懸崖上走投無路不得不跳下無底的深淵，這瞬間他才獲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葉世斌《在途中》一直頑強地表現出拯救的愿望與意志，因為他知道一個詩人真正的精神破產是在絕望中放棄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風露宿風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離神圣越來越遠，表現在《我們因為看不清自己而美麗》這首詩中是人與霧的關系，世界是一個迷惘無邊的霧境，“歷史和未來，所有的事物/被霧裹著。一部分文字/拂去霧，把我們帶進/更深的霧里。我們的目光/被霧圍困，目光敏銳而收縮”，霧里事實是不可翻譯和言說的事實，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實，用詩來表達就是“美麗”的事實。日常的生存被公眾理性、傳統世俗、集體規則反復過濾和篡改，這使我們遺忘了自身的由來和出處，“因為什么，我把/絕世的真情/謀殺？遺忘抽象著往昔/橡皮一樣慢慢擦去/疼痛，罪惡和災難”（《遺忘是一種精神還是一種能力》）遺忘的過程是失真的過程，也是自殺的過程，詩人不能容忍底線失守，于是自省、自審、自救就成了葉世斌詩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種鞋碼？它怎樣/錯開車輛，蟻蟲和自己”（《父親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對這不可救藥的生存事實，葉世斌以詩的方式表達著找回本真，重返家園的努力。這是一次蛻化變質后的出發，是一次詩性哲學的轉向。葉世斌以宗教的情懷，以人道主義的立場，開始了他的靈魂救亡的詩歌之旅，用篤定、沉穩的視角反省人被異化的災情，以一種強烈的懺悔與救贖的態度表示了自己被異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須承擔的責任。“自我”本真的喪失，除了物質和世俗力量的摧殘，人自身的妥協甚至是合作加快了靈魂異化與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態的完成》中石頭被塑造和雕鑿的過程，就是石頭被異已化的過程，“我就是一條河豚，以毒性？和自虐為生，不可救藥”（《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時候，是靠繁衍毒素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著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惡制惡，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仇恨和敵意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精神質地，這使得人不僅自己遠離了神圣，而且還制造了“在世”的焦慮與恐懼。物化的世界里，我們不僅對神是有罪的，對自己也是有罪的。葉世斌詩中以“故居”的意象表達了原初純凈的家園，表達了失落和丟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憶，而是在追憶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著歲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階知道我的鞋碼/不知道我出門后的走向”，出門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樣穿行，焦慮、恐懼、緊張、分裂、異化不屬于故居臺階上的“我們”，我們努力地與這個虛假的世界進行合作，同臺表演，當我們被雕塑成形的時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葉世斌當意識到客居在世的時候，便無法寬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賣，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喪失把我們變成神/正如一些獲得把我們變成鬼”，“我們獲得很多，是因為失去更多”，在《這是木魚》的聲音中，詩人開始懺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淚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際沉默/我連自己的哭聲都無法聽見”，如同一只焦慮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竄/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積/是否一片蓖葉就能覆蓋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黃昏的一根白發》），詩人在懺悔與自審中決絕而坦誠，公開承認“我的命運人跡罕至”。在巨大的孤獨和遙遙無期的途中，詩人內心壓抑著一場揪心的淚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個夜晚淚流滿面，而在歸家的途中，不必傾訴與宣泄，重要的是內心修煉與皈依，修煉神性，皈依神圣，那樣才會讓內心安靜詳和。在第二輯《必須有個地方讓我長跪不起》中，詩人的宗教情結和人道主義理想旗幟鮮明，并成為《在途中》詩性哲學的終點。這一輯中對生命的關懷、對脆弱的悲憫、對死亡的寬容、對親情的珍惜，都已經超越了世俗層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為一種博大的人生態度和哲學立場，《千佛洞》、《濟南的佛》、《這是木魚》、《必須有個地方讓我長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夠打動人、震撼人的詩作，詩人的懺悔、悲憫、拯救、普渡眾生的情感虔誠而潔凈，毫無雜質，只有聆聽了神的聲音，才會有與神交流的可能，這不是權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來，滿含淚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萬剮/我的一生罪孽無數。請將絕世的/磨難累賜于我以至萬劫不復/但我的祈禱聲聲啼血：請你饒恕”（《濟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間。香炷的煙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體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須有個地方讓我低著頭/長跪不起。這就是為什么/我隨煙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當我滿含熱淚，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難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級臺階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須有個地方讓我長跪不起》），至此詩人已經完成了他對人生、對生命、對意義的最后的領悟與體驗。在“救我”和“救世”的雙重理想中抵達到了人道主義中心高地。

　　保羅蒂利希說，“人對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開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無意義”，葉世斌的詩性哲學并不奔向宗教神學，而是彌漫著宗教情結，真正構成葉世斌詩性哲學基礎的證據是，詩人從沒有停止過意義追問和終極夢想。存在主義哲學是他的追問與思索的精神視點，更多的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真正契合葉世斌精神內核的是人道主義詩性哲學，悲憫、惻隱、懺悔、贖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達其詩歌的核心價值區域。即使詩歌呈現出的是“救世”的徒勞，但靈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碼在詩歌中表達或實現了，況且詩人一直還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煉足以使本真的家園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