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灰吟的詩意
石灰吟》是明代政治家、文學家于謙創作的一首七言絕句。此詩托物言志，采用象征手法，字面上是詠石灰，實際借物喻人，托物寄懷，表現了詩人高潔的理想。以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石灰吟的詩意的內容，歡迎大家查看。
《石灰吟》
于謙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注釋：
1、石灰吟：贊頌石灰。吟：吟頌。指古代詩歌體裁的一種名稱(古代詩歌的一種形式)。
2、千錘萬鑿：無數次的錘擊開鑿，形容開采石灰非常艱難。千、萬：指撞擊次數多，不是實指一千一萬。錘，錘打。鑿，開鑿。
3、若等閑：好像很平常的事情。若：好像、好似;等閑：平常，輕松。
4、渾：全。
5、清白：指石灰潔白的本色，又比喻高尚的節操。
詩意：
(石頭)只有經過多次撞擊才能從山上開采出來，它把烈火焚燒看成平平常常的事。
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懼怕，只要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間。
賞析：
這是一首托物言志詩。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達自己為國盡忠，不怕犧牲的意愿和堅守高潔情操的決心。
作為詠物詩，若只是事物的機械實錄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沒有多大價值。這首詩的價值就在于處處以石灰自喻，詠石灰即是詠自己磊落的襟懷和崇高的人格。首句千錘萬鑿出深山是形容開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燒若等閑。烈火焚燒，當然是指燒煉石灰石。加若等閑三字，又使人感到不僅是在寫燒煉石灰石，它似乎還象征著志士仁人無論面臨著怎樣嚴峻的考驗，都從容不迫，視若等閑。第三句粉身碎骨。粉身碎骨極形象地寫出將石灰石燒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們聯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犧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間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懷，立志要做純潔清白的人。
于謙為官廉潔正直，曾平反冤獄，救災賑荒，深受百姓愛戴。明英宗時，瓦剌入侵，英宗被俘。于謙議立景帝，親自率兵固守北京，擊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貴族再次野蠻統治。但英宗復辟后卻以謀逆罪誣殺了這位民族英雄。這首《石灰吟》可以說是于謙生平和人格的真實寫照。
創作背景
于謙從小學習刻苦，志向遠大。相傳有一天，他信步走到一座石灰窯前，觀看師傅們煅燒石灰。只見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經過熊熊的烈火焚燒之后，都變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觸，略加思索之后便寫下了此詩。據說此時的于謙才十二歲，他寫下這首詩不只是石灰形象的寫照，更是他日后的人生追求。
作者簡介
于謙（1398～1457），明代大臣。字廷益，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初任御史，歷官兵部尚書。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為瓦剌俘去，于謙擁立明景帝，擊退瓦剌的侵擾，捍衛了北京，功炳史冊。后徐有貞、石亨等迎明英宗復位，將他殺害。明孝宗追謚肅愍，明神宗改謚忠肅。其詩多以憂國愛民和表達堅貞節操的內容為主。有《于忠肅公集》。
作者故事
一、清正廉潔
于謙(1398～1457)，明代浙江錢塘縣(今杭州)人。幼年勤學，十五歲就考取了秀才。他很仰慕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為人，書齋里曾懸掛文天祥的畫像，他在“畫贊詩”里寫有“殉國忘身，舍生取義”“寧正而死，弗茍而全”等辭句，反映出他在年輕時就把自己品德修養的水平，指向祖國歷史上第一流英烈人物。這時候于謙還曾寫下《石灰吟》和《詠煤炭》等詩，用隱喻的手法來寄托他的雄心壯志。如他在《石灰吟》里寫道：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他在《詠煤炭》里寫道：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后心。
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這兩首詩表現了他要為國家建立功業貢獻出全部力量，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在家讀書的年代里，于謙勤苦為學，關心國家安危。到二十四歲時，進北京應考，中了進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監察御史，后又調到四川、貴州等處。他常著便服，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訪問疾苦，改革弊政。
1426年(宣德二年)，明宣宗親征叛藩漢王朱高煦，于謙從征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于廉明奉公，平反冤獄，嚴懲貪官，備著聲譽。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特任于謙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撫山西、河南。巡撫是明朝地方行政最高長官，他到任后，親到各州縣鄉里，訪問父老，得知應興革事項。立刻向朝廷建議。當時內閣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等也都支持于謙，因而他的意見多被采納。于謙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1430～1448)巡撫，辦了很多好事。例如：豁免農民欠租，減輕商販稅率，設置各州縣的“平準倉”“惠民藥局”，調節糧價，賑救貧苦，廣修道路，植樹鑿井，發展交通，便利行旅等。他又歷年繕筑黃河堤岸，興修各地水利；在1445年(正統十年)，曾安置流民二十余萬人，分給地畝，貸予耕牛種子，兩省農業生產，多得增長。于謙勤政愛民，始終如一，他年年奔波于太行山區和黃河南北岸。在他的詩里，隨時可以看到他的行蹤，如：“三晉沖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原不改，節侯自相催�！笔菍懰惨晻r不避寒暑。又如“碗子城邊路，年年幾度過。山川認行色，花鳥熟鳴珂”，是寫他年年要路過太行山一次。又如“月落日未出，東方隱又明，云連懷慶郡，霧繞澤州城”，是寫他游巡境內各州縣，曉行夜宿，十分辛苦，不辭勞累的情況。由于于謙具有這樣的品德和作風，所以民間稱贊他為“于龍圖”，有些地方還建立了于謙生祠。
正統初年，明朝政治漸趨黑暗，官僚中分為邪正兩派，發生斗爭。當時皇帝英宗(朱祁鎮)年幼荒嬉。正統七年以后，宦官王振專政，擅權納賄，驕橫日甚。于謙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撓。他每次進京奏事，總是不帶任何禮品贈送權貴。有人勸他少帶點著名土產，如合薌(即線香)、干菌(蘑菇)、裹頭(手帕)等物，以便送些普通人情。于謙對閹黨的濫作威福本來就是極其痛恨的，因此他笑著舉起衣袖說：“帶有清風!”并且還作了一首《入京詩》來諷刺這些勸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這首詩遠近傳誦，成為一時佳話。
1446年(正統十一年)，王振誣劾于謙，逮捕下獄，判了死刑。但晉豫百姓萬人到京請愿，要求于謙繼任巡撫；貴族周王、晉王等都上書替于謙伸冤。閹黨懾于公論，只得釋放于謙，恢復原職。這里我們要特別指出，于謙堅決反對閹黨，不顧死生，只是為了愛民愛國而伸張正義，非關私人的恩怨從忤。于謙對閹黨斗爭的主要原因是長城邊防問題，因為十五世紀三四十年代里，明朝北邊形勢緊急，于謙經常關心邊務。相反地，王振閹黨卻侵奪大同、宣府一帶的軍屯耕地，占役軍丁，挖空了軍事實力，轉飽私囊。于謙曾多次奏彈邊鎮監守的罪狀，他和宣大巡撫羅亨信等意見一致，要求實行檢察軍屯田糧，整頓邊防。因此于謙被誣下獄，實非偶然。1448年(正統十三年)于謙被削奪了巡撫、御史等職，調到京城只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對國防提出了積極建議，同樣由于閹黨的壓抑，不得實施。
二、迎回英宗
也先在京郊受到打擊退回塞外后，于謙對于國防軍事的布置，并未稍懈。首先是加強保衛京師的力量，擁調遼東、宣府部分軍馬來到京師，并命大同總兵郭登隨時準備率所部到京師增援。京師稍見穩定后，于謙進一步加強邊關的防御。對宣府、居庸關以及保定、河間、真定各處，增派大將鎮守。又派顧興祖、劉安等率兵修筑北邊關塞要隘并增調軍隊防守。
1450年(景泰元年)，春夏兩季，瓦剌軍對明朝北邊連續發動了廣泛的攻勢，進攻寧夏、大同以后，又侵擾慶陽、朔州、陽和、萬作等地，但都吃了敗仗。另外，當時也先、脫脫不花和阿刺知院三方面對明朝的態度也各不同，他們都想單獨先取得和明朝“通貢”和“互市”的經濟利益，因而相互猜忌。于謙就在這時先派使臣和脫脫不花交涉，獲得了初步協議。因此，也先拘留朱祁鎮，原以為奇貨可居，這時反成為對明朝交涉上的絆腳石。終于被形勢所迫，不得不將明英宗送回。可以說正是由于明朝在實際戰爭中取得勝利，政治策略正確和軍備的充實，才能對瓦刺交涉上取得了全面的主動權，終于收到勝利的結果。英宗回國后不久，也先派使臣前來，要求通貢，雙方又恢復了正常的互市關系。另一方面，由于也先侵明失敗，以及虐待諸部，日益驕橫，引起各部族酋長互相猜忌和仇殺，也先攻殺脫脫不花汗，隨后阿刺知院又攻殺也先。自從也先死后，瓦剌部屬分散，勢力就衰落了。
明軍雖然從崩潰敗逃轉到勝利，但各方面遭受的戰爭創傷，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恢復的。在瓦剌進攻京師被擊退后，明朝論功行賞，升加于謙的官職稱少保總督軍務，仍掌兵部尚書事。于謙辭讓道：“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于謙在朱祁鎮回京以后，首先向朝廷提出“上皇雖還，國恥未雪”的警告。他條諫各項安邊的策略，堅持執行，專力于國防的充實。一面加強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永平、宣府、大同、居庸關、山海關多處的防務增加守軍人數，按時修繕城堡，并于1451年(景泰二年)遣都督僉事孫安率輕騎出龍門關收復獨石、馬營等八城，募民屯田，且耕且守，這樣就使宣府、懷來的防務更趨鞏固；一面對官軍的怠職等弊端，嚴加糾察，整肅了軍紀；另外還推薦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增筑新城，保護漕船運輸的要道寨運河；又對馬政、陣法、戰車、軍器、軍功制度多所改進。對于火器，又提倡創造，如采納巡關侍郎江潮的建議，制造“火傘”，燃放出去，可以驚潰敵軍馬隊。又采納應州人師翱的建議，制造有機關的火銃，短時間內可發三次，射程達三百步以外。
于謙以為雖然瓦刺暫時求和，但是明朝若不加強國防，還是不能制止瓦刺的侵擾，于是進一步積極著手改革京營的'軍制，創立了團營。
原來明朝京衛軍隊，分別隸屬于五軍、三干、神機三大營。五軍營是洪武時編定的軍制，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三千營是永樂時編定的，都是騎兵，專管扈從皇帝出入。神機營是永樂時對交趾作戰時編定的，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馬隊在內。三大營各有總兵官，不相統屬，同時五軍都督府調動，平時掌府官只管軍政文書，不管操練，戰時分別調遣，號令不能一致。將領和軍士彼此也不熟悉。正統時，京營軍士四十余萬，由于營政廢弛，作戰能力很低，“土木之變”，京軍傷亡很多，營制更紊亂。
于謙于景泰二年開始改革京營軍制，于三大營中挑選精勇軍士十萬人，編為五營操練，叫做團營。第二年，又將團營軍士增加到十五萬人，分十營操練，于景泰三年，團營制度完全確立，沒有選人團營的軍士，仍歸三大營，稱做“老家”。
十五萬精銳京軍，分編十團營。每團營一萬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統率本營，叫做“坐營都督”。每一坐營都督下，設都指揮三人，各統領軍士五千人。第一都指揮下又設把總五人，各統領軍士一千人。每一把總下又設指揮二人，各統領軍五百。每一指揮下，設領隊官五人，各領軍士一百人。每一領隊官下設管隊二人，各領軍士五十人。以上十團營設一總兵官，明廷命石亨充任。于謙對于京營的改革，改變了京軍各營互不統一，每遇調遣，號令頻更，兵將不相識的偷怠紊亂情況。于謙更積極招募民兵，充實軍隊的作戰力量，遣使分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民壯，撥山西義勇守大同，并用民兵防守紫荊、倒馬二關。這些措施，特別是新軍(十營團)的建立及戰守部署等，使明朝國防漸趨鞏固。
三、于謙之死
當于謙抗戰派正在日以繼夜地瘁心于加強邊防，改革京營軍制的時候，腐朽的上層統治集團在宮廷內部卻醞釀著一股爭奪皇位的暗潮。
當朱祁鎮被瓦剌釋放回到北京時，朱祁鈺把他看作是最危險的政敵，立刻禁錮在皇城里的南宮內，他所住的宮叫崇質宮(俗名黑瓦殿，在南池子普渡寺一帶)。這一帶地區，永樂時稱為“東苑”，又叫“小南城”。這是個離宮別館，朱祁鈺把朱祁鎮幽禁在這里，特派靖遠伯王驥守備，不許他和外面交往。
1452年(景泰三年)，朱祁鈺廢皇太子朱見深(朱祁鎮子)，更立他的兒子朱見濟做太子，朱祁鈺這種自私的行動，于謙是不贊成的，因此朱祁鈺對于于謙漸見疏遠，不肯授予于謙以全面行政的實權，僅因防邊多事，才使于謙長期專任兵部。于謙對于當時的勛戚貴幸的貪鄙忮懦，多所年輕，因而對于閹黨邪派的陰謀活動，也就警惕不夠。于謙遇到閹黨破壞和搗亂的時候，常憤慨地捫胸嘆息，曾說：“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表示決不向他們讓步。
于謙在用人行政中，對橫暴的高級軍官，嚴加劾辦。石亨在德勝門外的戰功，并不高于于謙，受封世襲的侯爵，自覺愧心，曾上疏推薦于謙長子于冕做都督府前衛副千良。于謙上疏懇辭，并指責石亨位居大將，不選拔軍伍中人材，報效國家，單獨薦舉于冕是不合公論的。同時指出：“臣于軍功，決不冒濫，縱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石亨聽到于謙嚴厲的指責，便積恨在心。石亨身任京營總兵，提督十團營，驕縱枉法，勾結營私，于謙屢次對石亨加以奏劾，石亨更切齒痛恨。另外，都督張軏先后因犯軍律，曾被于謙彈劾，也怨恨于謙。太監曹吉祥也因監守軍務時被于謙所制裁，平素也甚耿介于心。前任兵部尚書王驥因在正統時黨附王振，行為驕縱，景泰時曾受裁抑，但他屢思跋扈，由于于謙不肯推薦，因此也對于謙懷有嫉恨�？傊�，僅只在改進軍務方面，于謙就遭到了許多的阻難。
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見濟忽然病死。后來一部分較正派的官員，主張恢復朱見深做皇太子，遭到朱祁鈺的壓制。另一方面，復辟的陰謀，卻暗地醞釀著，終于爆發了“奪門”的事件。
“奪門”的主角是太上皇朱祁鎮，他在土木堡喪師辱國被也先俘虜，幸賴于謙等領導軍民抗戰勝利，才得被釋回國，但是朱祁鎮不考慮軍國大事和抗戰的客觀，從而對于于謙等抱有莫大的私憾。朱祁鎮回到北京后，朱祁鈺已經代替了他的皇位并且把他禁錮在南宮，因此他們兄弟之間是仇恨深重的�！皧Z門”事件的主要推動者是石亨、徐有貞、曹吉祥、楊善、王驥漲軏等。其中石亨、張軏掌握京營軍權，王驥的職務是守備南宮，曹吉祥是京營監軍太監。所以走通官禁，有便利條件。他們就利用京營軍權，做發動宮廷事變的工具，楊善過去諂附王振，曾做過出使瓦剌的使臣，迎得朱祁鎮回國，超出了朱祁鈺的旨命，朱祁鈺對他不滿，后來又向曹吉祥、石亨獻媚，自然就密切勾結起來了。徐有貞(即徐理)，在也先入侵時主張南遷，被于謙所駁斥，為輿論所不齒，后來諂附陳循，升官到副都御史。這一群貪殘陰險、結黨營私的官僚們拼湊到一起，都想利用朱祁鈺和朱祁鎮兄弟二人的尖銳矛盾，假手為朱祁鎮奪回皇位，大攪混水，乘勢摸魚，做自己升官的打算。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鈺病重，不能臨朝，命石亨代行郊祭典禮。石亨等密謀，認為是發動復辟的好機會，石亨、曹吉祥、徐有貞、張軏、王驥等潛納京軍進皇城，率眾急奔南宮，毀墻裂門，掖朱祁鎮登輦，闖入皇宮，強登奉天殿，宣告復辟。朱祁鎮復辟后，反誣于謙、王文等謀叛，逮捕下獄。廷審時，徐有貞當眾喝令法司把于謙等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激憤，激辯不已。于謙笑道：“亨等意耳，辯何益!”遂被判處謀逆罪，坐死刑。抄沒家產時，發現于謙“家無余資，蕭然僅書籍耳”。將殺于謙時，朱祁鎮猶豫說：“于謙，實在是有功”。徐有貞秘密進言道：“不殺于謙，此舉(奪門)為無名”，遂下毒手。隨后凡于謙所推薦選拔的文武官吏都受到迫害，石亨等更嚴厲地殘害抗戰派人物，又列名鏤版榜示“于謙黨”于天下。于謙死后，國防又陷于廢弛。
民族英雄于謙，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的政變中慘遭殺害，死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時年六十歲。于謙遇害時，“行路嗟嘆，天下冤之”，“京郊婦孺無不灑泣”。后來北京還出現了懷念于謙的童謠：“鷺鷥水上走，何處覓魚嗛(指于謙)”。于謙家屬被械系，長子于冕遣戍龍門。指揮同知陳逵感念于謙的忠義，收殯于謙的遺骸。于謙婿朱驥把于謙的靈柩運回故鄉，葬于西湖三臺山麓。
于謙在景泰時的故宅，在北京崇文門的西裱褙胡同，于謙被殺后籍沒充公。成化初，于冕被赦，上書訟父冤，明廷恢復于謙生前原有官爵，并將故宅改為“忠節祠”，祠內閣上有清人孫詒經的“熱血千秋”和“帝念有功”，群小讒謀冤太慘；公真不朽，故居歆祀地猶靈”等題詞。在現在北京歷史博物館里存有一幅于謙墨跡，是他在保衛北京時寫給兵科給事中葉盛詢問巡視東城防務情況的手令。明代民族英雄于謙的遺物是永遠為人民所愛護和珍視的。在三臺山于謙墓前，成化間當地人民也建立了“旌功祠”來紀念他。于謙的祠墓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飛的祠宇都在西湖岸邊，同樣為祖國人民所崇仰。
于謙從他人宦途時起，廉潔正直，愛國愛民，在政治上卓具識見，并有所建樹；而他在抵御瓦刺入侵時所發揮的作用，在當時對于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和北方經濟的發展，更有不小的貢獻。于謙的功績是不朽的，他是我國歷史上值得后人紀念的一位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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